主席年轻时在长沙一师读书，喜欢谈论国家大事，有一次说起国民思想问题忧心如焚：“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
可见，“国民性惰”的习气，由来已久，而主席所指出的“性惰”问题，发生在以一家一户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时代。
现在有一种说法:集体经济体制养懒汉。从主席的议论看，旧中国“国民性惰”，那个时候倒没有集体经济制度，那“惰”又是从何而来呢？
主席对懒惰深恶痛绝，称“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他崇尚“勤务”，认为勤务的好处:“一以医偷惰，一以药文弱。”主席解决“国民性惰”的方法，一个是“合作化”，一个要求“干部参加劳动”。主席的这两手，焕发出劳动人民的极大的劳动热情，“国民性惰”的劣习一扫而空，创造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鸿基伟业，从一个破落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
美国有位著名历史学家，对中国工业化与德国、日本和苏联早期工业化的进程做了比较，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他写道:“在1880-1914年期间，德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每10年增加33%；日本在1874-1929年间每10年的增长速度为43%；苏联在1928-1958年间每10年的增长速度为54%。而中国从1952-1972年，每10年的增长率高达64.5%。”
这样的发展速度，不可能是养懒汉的经济体制能够创造出来的，一定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靠“勤务”奋斗出来的，所以说，任何有历史良心的人，都会对那个时候中国人的“勤务”做出客观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