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晚会脱颖而出！为什么这么说？只因他身上有两个别人所不具备的巨大优势。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没有谁遭遇过毛泽东这么多的挫折和打击：从党的一大到遵义会议，在这14年中，毛泽东经历过数不清的浮浮沉沉。正是在这些数不清的浮浮沉沉中，让所有人认识到了惟有毛泽东才能带领大家取得革命胜利，而这个认识都是血的沉痛教训换来的。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喊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会议作出粤、湘、鄂、赣四省暴动的决议，经他自己争取，得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家乡湖南组织秋收起义。此时的他，也受到时任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的影响，认为通过起义建立工农兵政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但现实很快给他兜头浇下一盆冷水：不过10天时间，秋收起义围攻长沙的三路人马接连遭受重挫，失败来得很迅猛，猝不及防。这让激动、亢奋的毛泽东迅速冷静下来，这是他第一次搞军事，掌握枪杆子，也是他从知识分子到革命家这个转变的第一关。
毛泽东最大的特点在于毕生“不贰过”，这是后来陈毅元帅对他作出的最客观也最深刻的评价。毛泽东从失败中迅速领悟到，此时绝非中国革命的高潮，根据上级命令，贸然夺取长沙和各省大城市，那就是以卵击石。他决定，把余部召集到文家市里仁学校商讨部队接下来的去向问题。
可这时候，黄埔军校出身的师长余洒度仍然叫嚷着要进攻长沙，否则就是违背中央命令。毛泽东坚决要带部队撤向萍乡，这个关键时刻，总指挥卢德铭力挺毛泽东。打了败仗的部队最难带，人数不到一千，枪支不满五百，所有人心头都被失败的阴影给笼罩着，压得喘不过气来。
毛泽东信心满满地表示：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卢德铭在萍乡附近壮烈牺牲，师长余洒度、参谋长徐恕、团长苏先俊和陈浩等人，都是参加过北伐战争的黄埔军官出身，对毛泽东描绘的远景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毛泽东是在给大家画饼充饥。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此时的毛泽东就面临着这样的严峻形势，余洒度在文家市第一次见毛泽东，这一路走来，他认为书生毛泽东远不如叶挺那般叱咤风云，既没有打大仗的魄力，也没有打小仗的勇气，途中本来要打萍乡，但听说敌军有三个营，毛泽东便带着队伍绕道芦溪。
反正一路上余洒度怎么看毛泽东都不顺眼，两人数次发生争吵。离开莲花县城时，太阳还没下山，余洒度下令宿营。毛泽东说再走一程，余洒度大怒骂道，我当个师长，连少走点路的权力都没有吗？就这样，两人一路吵着到了江西永新三湾，在这里，毛泽东对军队进行了整编。
毛泽东把起义余部缩编成一个团，让陈浩当了团长，并明确由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规定党的支部建在连队上。余洒度的师长身份仍在，只是他明显被架空了，到此时，军权才终于掌握在了毛泽东的手里。
毛泽东率领余部上井冈山的过程中，余洒度和苏先俊等人不辞而别，虽然好不容易部队在井冈山落了脚，但还有不少人心思不在这里。毛泽东看重的团长陈浩率部去茶陵，试图带部队前往桂东投靠他的老师方鼎英。毛泽东火速赶到，当机立断处决了这个一度被他看好的爱将。
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主持下作出决议，认为湖南失败属于临阵脱逃，将来再查办。毛泽东率领余部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却被中央于1927年11月作出“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议，又被周鲁到井冈山传达时，说成“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毛泽东这个作为出席过一大的党的创始人，竟然一下子成了党外民主人士，只留下第一师师长的职务，就连党的会议都没资格参加。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被人扣上“工作太右”、“烧杀太少”的帽子，上级又命令他率部远征湖南，很快，刚有点起色的井冈山又陷入敌人的白色恐怖之中。
直到不久后，毛泽东身边多了一位重量级的战友——朱德，才终于把井冈山给夺了回来。两人初次见面时，朱德称他“毛委员”，毛泽东忙说，自己已经不是委员，连党员都不是。朱德听了大吃一惊，他告诉毛泽东，我看了文件，只开除你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你还是中央委员啊！
朱毛会师后，毛泽东出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成为军队的最高领导者。可这时，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六大，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中国正规红军在农村无法生存，必须分散游击。第二年，中央也认为，朱毛红军在农村难有大作为，红四军必须分散行动。
毛泽东只好写信据理力争，而这时候，红四军内部对于革命到底该怎么搞也产生了分歧，这个分歧甚至存在于朱毛之间。刚好这时中央委派一个叫刘安恭的人来到井冈山，他一来，就按照自己在苏联学来的那一套，对井冈山的做法到处指手画脚，轻率地大发议论。
这么一来，不少人开始反对毛泽东，说他搞党管一切的“家长制”，只重根据地建设，不重军事游击，没有贯彻党中央关于“分散行动”的方针。再加上平时毛泽东对部下要求严格，导致一些人对他有意见。结果，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一职，陈毅接替了他的职位。
毛泽东被安排去了闽西上杭蛟洋做地方工作，当时同行的人后来回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的是灰溜溜的啊！偏偏毛泽东又患上了恶性疟疾。但毛泽东并没有因此消沉，地方工作也被他搞得有声有色。而红四军离开毛泽东之后，在广东梅县折损近三分之一。这样下去，红军怎么吃得消？
于是，从中央汇报回来的陈毅根据中央指示，又把毛泽东请回了红四军，由他继续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在红四军九大上拿出了《古田会议决议》，解决了这场争论，全军这才统一了思想。此后，朱德和陈毅才真正对毛泽东打心眼里佩服，有了朱毛的紧密合作，红四军这才开始顺了。
此后一年多，在毛泽东、朱德、陈毅和彭德怀等人的率领下，接连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开创了以瑞金为核心的中央苏区。可是，紧接着，“左”倾中央派出的钦差大臣来到中央苏区。他们给毛泽东扣上“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
毛泽东因此失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以及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做了后方闲职的“主席”。在莫斯科接受耳提面命的是王明、博古等人，他们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扶持下掌控了中央，毛泽东被排挤、被压制、被打击，住进了瑞金以东20多里地的东华山古庙，被闲置起来了。
毛泽东上山前因为反对红军攻打赣州，而和中央代表团吵了一架。毛泽东认为，敌人在赣州布有重防，且三面环水，易守难攻，红军没有重炮，又没有攻城经验，盲目打赣州无异于自取灭亡。毛泽东对于“要弱小的红军强行攻打大城市”的命令反感至极，但这是“左”倾中央的死结。
战事持续33天，一部分红军反被敌军包围。形势严峻，周恩来派项英赶紧去请毛泽东来解围。毛泽东二话不说，拖着病体冒雨下山。他致电前方，建议起用刚由宁都起义改编过来的红五军团，攻城部队这才脱离险境。毛泽东一鼓作气，又说服红一军团攻下了漳州。
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再任总政委，但没多久，后方中央局又要前方红军准备进攻南昌。前方认为应该休整，寻找战机。这么一来，毛泽东又触犯上级了，宁都会议上，新账老账一起算，毛泽东又被撵回后方，痛苦地去了小源村住进一个老乡家里的黄泥草屋里。
周恩来为争取毛泽东复出，向上海临时中央称，毛泽东答应“何时电召便何时来”。但紧接着，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没法立足，迁来瑞金，还带来洋顾问李德。在博古和李德的搭档下，红军连吃败仗，彭德怀气得大骂“崽卖爷田不心疼”，蒋介石却心里乐开了花。
张闻天与博古出现分歧，也被博古撸去要职，“一箭双雕”安排他做了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只剩下了名誉上的政府主席一职。毛泽东仍然出色地做好了政府主席该做的工作，认真又高效。此时的毛泽东并没有被排挤和打击压垮，而是在反复复盘之前的路，反复思考，为将来做准备。
在瑞金赋闲的那几年，毛泽东接连向中央提出几次建议，如果听了他的建议，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就可以打破，遗憾的是，他的建议继续被无视。大片中央苏区被敌人啃食，红军已经被逼得到了再待下去就可能被敌人“包了饺子”的危险境地，只好秘密准备实施战略大转移。
说是战略大转移，其实就是被逼远征，湘江战役，红军折损过半，革命陷入空前危机之中。毛泽东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离开苏区，在他的争取之下，他才得以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一路上，毛泽东用自己的真知灼见折服了王稼祥、张闻天，也包括周恩来。
就这样，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终于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进入了领导圈子。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就真正成为最核心的领导人，他仍然时时遭遇质疑和挑战。周恩来在70年代的一次会议上，深情回忆了遵义会议之后，关于攻打“打鼓新场”的一件旧事。
部队从遵义出发，遇到敌人只有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开会讨论时，大家都很踊跃表示要打这个地方，要打下这个堡垒。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反对，理由是，这是啃硬骨头，没必要冒着损失的风险，应该要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但没人听毛泽东的，他只好服从。
毛泽东回去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半夜提着马灯来找周恩来，叫周恩来把命令暂晚一点发，还是要考虑一下。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一大早开会说服了大家。从这件事中，毛泽东吸取教训，提出军事上不能由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来指挥更好。
于是，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新的军事三人小组负责指挥作战。此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上演了“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的战术，转到了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的一个庄子，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做了党的总书记。此后，毛泽东才真正成为军事上实际的核心领导之一。
从1921年到1935年，这14年中，毛泽东经历了太多起起伏伏，受过太多委屈、打击和排挤，但他始终没有气馁，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反复思考、分析，从中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正确办法，始终积极争取机会，主动承担历史使命。经受得住任何打击，能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正确办法，这是毛泽东身上有的两个别人所不具备的巨大优势，正是这两个优势决定了他早晚会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