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将军在抗战时期牺牲，是笔者心中最难以忘怀的意难平。若不是他坚持要掩护战友撤退，英魂永远留在太行山，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国将帅的名单之中，一定有他的一席之地。
噩耗左权牺牲的噩耗传来，他的妻子刘志兰惊闻噩耗的第一时间并没有悲痛欲绝，因为当时经常会有敌特放出扰乱军心的假消息，她不相信自己的丈夫会死。很快，刘志兰找到了这个消息的源头，来自彭德怀从前线发来的一封电报。
彭德怀的电报自然可信，但在这封电报之中却并非明确写“左权牺牲”，而是“左权失踪”。即便如此，任谁心里都很清楚，虽然彭德怀未在电报中言明，但惨烈的十字岭之战中失踪的左权必定九死一生。
尽管希望渺茫，刘志兰却还是抱有一丝希望，她寻找朱德时恰逢朱老总不在，又转头去问养病的临终。林总虽然也不愿意让刘志兰伤心，但这种事情又能隐瞒多久呢？终于还是隐晦的肯定了左权牺牲的消息，击碎了刘志兰心中的最后一丝侥幸，顿时放声大哭起来。
爱情刘志兰与左权的相识是在1939年，她当时在中央巡视团工作。一天傍晚，刘志兰忙完一天的工作以后，外出散步放松心情，恰好遇到了朱德总司令，两人攀谈起来。朱德与刘志兰聊天时，觉得刘志兰这姑娘很不错，便有心撮合她和左权。
左权很优秀，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随军南征北战多年，立下赫赫战功。1939年，朱德与刘志兰聊天时，左权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朱德得知刘志兰单身以后，言谈之中透露出左权因为忙于事业而单身至今，刘志兰立刻听出了朱德的意思，满脸绯红。朱德见刘志兰似乎有意，就让她表个态，刘志兰当时心跳很快，好不容易说出几个字来：“那就听总司令安排吧！”
朱德一听这话连连摆手，“打仗我是总司令，这件事你是‘总司令’，还是听你的，不能包办”。刘志兰听了朱德的话脸更红了，但还是用力的点点头，小声说道：“就怕我配不上这么好的同志”。
很快，在朱德的安排下，刘志兰和左权见了面。两人一见如故，互相倾慕，一场简单的婚礼在不久后如期举行。几盘瓜子、几个红枣，门窗上贴了“红双喜”，加上几个军中好友的祝贺，就算是礼成了。
婚后一年多，刘志兰为左权生下了一个女儿， 令左权高兴不已。朱德总司令五十五岁寿辰当天，还亲自给左权刚满月的女儿起了名字。他说，刘伯承的孩子叫太行，你的孩子就叫太北吧！从此以后，左权的女儿有了特殊意义的名字——左太北。
但刘志兰却不高兴了，因为她初为人母，才知道当一个母亲的艰辛。丈夫左权又因为军务繁重，对家里的照顾很少，往往她夜里睡着了，左权才回来，早上没起床时，左权又出门工作了，甚至还有连续不回家的时候。
没办法，侵华日军对太行山区的报复性“扫荡”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八路军逐渐成为日寇的主要针对目标，优先级甚至比国民党军还要高。在如此危急关头，左权经常彻夜不眠的奋战在前线，回家看望妻子和女儿的机会少得可怜。
期间，刘志兰给左权写过许多封信，但左权全都没看，而是坚定地对报告的参谋说道：“在这个时候，你应该向我汇报的是战斗情况，而不是给我看妻子写的家书！”左权难道不想知道妻子来信中的内容吗？他当然想知道，比谁都想，但在他心中，战斗才是第一位，个人的思念只能让步了。
终于，左权等到了一个作战的间隙，他不顾长期指挥作战的疲惫，立刻抓紧时间跑回家去看望妻女。左权见到日夜思念的女儿，立刻将她抱了起来，却没想到被刘志兰一把抢了过去，满面怒容地说道：“你还回来看我们干啥？”
左权知道刘志兰的心中有气，明白一个女人在战争年代独自带着一个孩子的不容易。所以，左权没有说什么，默默的去洗炕下堆放的脏尿布，又给孩子喂了些米汤。左权指挥作战在行，喂孩子却是个外行，笨拙的动作被刘志兰看在眼中，令刘志兰心中暗自觉得好笑，又强忍着不笑出来，就是要让他受罚。
尽管刘志兰没有说话，但左权也感觉得到妻子的态度缓和，抓住一个机会向妻子讲起了自己这么多天取得的战果。当刘志兰听闻左权指挥歼敌2000余人时，心中也不觉感到欢喜，这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被左权看在眼中，知道妻子不生气了。
结局刘志兰嫁给左权仅仅数年的时间，左权将军便壮烈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但一日夫妻百日恩，刘志兰与左权的夫妻感情深厚，是患难之中携手走过来的红色伉俪。因此，刘志兰不愿意相信左权牺牲，不得不接受现实时，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如同一柄利刃直插心脏，最终化作热泪，从红肿的双眼夺眶而出！
此后，刘志兰手中经常拿着一张照片，那是左权最后一次和妻女分别时，专门请摄像师拍摄的一张全家福，没想到这张照片成了左权将军生前的最后影像。
整整经过六年的时间，刘志兰才终于从左权牺牲的阴影中走出来，并且改嫁给陈守忠，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生活。陈守忠与刘志兰是熟人，他曾是左权生前的秘书，对左权和刘志兰的情况有些了解，他们走到一起被很多人看好，都祝福刘志兰能够开始全新的人生。
这些年来，刘志兰对左权的感情一直都在，当年左权的追悼会上，刘志兰就曾痛哭诉说衷肠，因为左权最后一次回家时，对他一直责难而深感愧疚。
这种愧疚一直深埋在内心，她一直想为左权做点什么，直到1979年翻看左权档案时，发现左权昔日曾经受到过不该受的“留党察看”处分，便写信向中央求助，一直为左权这件事四处奔走，终于在中央的帮助下取消了处分，总算是完成了为左权做点什么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