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位网友留言：“希望能够解读中学课本老课文《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写军歌的人的小小说。”

我查了一下《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它最早发表在《百花园》1985年第4期。

之后，被《小说选刊》选中，转载在1985年第6期。我们可以看到在杂志的目录页里，并没有写明这篇小说名，只是把它放在“小小说四题”的总标题下。

显然，《小说选刊》的名刊效应，扩大了《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的影响。

1987年9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生课外阅读文选：高中第3册》收录了这篇小小说。

注意一下，在这本书中，注明《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选自“《小说选刊》1985年第6期。”

可见，《小说选刊》的慧眼识珠，是《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进入教材的一个关键托举节点。

1988年5月份，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六年制重点中学高中语文（试教本）：现代文选读 下》中收入了《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

这意味着《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又上了一个台阶，正式步入了人教版的教材中。我们后来可以从作者的创作谈中得知，作者知悉这一消息之后，也闻猎大喜。

1990年10月，人教社出版的由刘国正、顾振彪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一室编著的《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实验本）：语文第3册》中收入了《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

至此，《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便成为人教社教材中的一篇范文，发散着广泛的反响。

反响的涟漪发散开去，波及到相关省市的教材编写。1993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上海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编写的《语文 S版（试用本）： 八年级第一学期》 中也收录了《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一文。

有意思的是，相隔不到一年，1994年，上海版的教材，却将《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下放到小学课本里去了，出现在《语文（试用本）：六年级第一学期》中。

《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出现在教材大概有十年左右，到了新世纪到来，《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突然之间，不约而同地从各个教材中被撤下了。

我们在2000年之后的教科书里，已经看不到《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的身影。这样，它出现在教科书里的时间，大致有十年，在这么一段 区间里受教的网友，很多对它留下清晰的印象。

《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在引入人教版的教材中的时候， 出人意料地没有任何字句的修改，只是删掉了一个“的”字，足见这个小说的原文的是相当精炼的，让刀斧手找不到挥戈的理由，也堪称教材编写史上的奇迹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原文，教材里删掉的部分，我们用括号注明：

《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

清明那天的上午，市长罗同同志在办公楼大门口叫住了我，要我和他一起去五月花烈士公墓。我刚分到这里不久，“五月花”这个很美的名字吸引了我。

“叫车吗?”我问市长。

“不用。”他说。

“骑车去?”

“步行吧。”

我们沿着一条明净的（课本里删掉“的”）小河的河岸向东走去。天气很好，清明节，被大自然的巨手镶嵌在嫩绿和鹅黄的色彩中。我们走得不快。我很兴奋，市长同志却显得十分平静。

“我戴红领巾那阵子，每逢清明，都要去扫墓的。”我说。

“是。以前……这是一个传统。”市长说。

“现在，好象……”我看见市长面部难以察觉地抽动一下，突然把话截住了。

“好象什么?”他转过头来问我。

“好象去的人不多了……”我声音很低地回答。

“会多起来的。”

我们不再说话。

“您怎么突然要去公墓呢?”我抵不住沉默，又问道。

“突然？噢，我是突然想去，看看……”

我感到自己问得荒唐，有点不安了。市长投来一束并不介意的目光。我给自己鼓了些勇气，决定再对他提出几个我琢磨过多次的问题。

“罗市长——”

“嗯。”

“您为什么还不搬进市府的首长楼里去?”

“我拿不起房租。”他笑笑，说。

他不愿告诉我，我心里想。我接着问道：

“听说您在省里当过副部长?”

“嗯。”

“那您为啥要求来这个边远小城当市长？”

“这里空气好。”

没法再问!但我不死心：

“您的独生女下乡时嫁在农村了，是吗?”

“嗯。”

“怎么不安排在城里照顾您呢?”

“我专门留她在乡下给我种莱呢——我这人很自私的。”

我不再问什么了。

五月花烈士公墓到了。

墓地被松柏树守护着，地上萌生了茸茸的草芽儿。墓地中心有一块青石巨碑。我们朝那里走去。

石碑上赫然地刻着“黑流河战斗殉难烈士纪念碑”一行字。下面刻满了烈士的姓名。我一个个看下去。忽然，一个名字跳进我的眼睛——“罗同”!我被震动了，回过头看着表情肃穆的罗市长，充满敬重地问：

“和您重名?”

“不，就是我。”

“我不明白……”

“三十七年前我们在这里打过一次恶仗。当时我是副营长，我带领的一百六十七名同志在突围中全部牺牲了，当然，也包括我……后来，我苏醒了，是被大雨浇醒的。我发现自己还活着，只是肚子被炮弹皮炸开了。我拼命往前爬，老乡的担架把我救了。在兄弟部队医院里我活了下来，可是我所在部队的同志们却以为我牺牲了……解放后，在这里建立纪念碑，把我的名字和死去的同志们刻在一起了。你来看——”市长指着石碑告诉我， “这个刘二牛，他是个大个子机枪手，忒勇敢，我们都叫他‘牛歪把子’，这个鲁新刚是个通迅员，好机灵的一个小鬼头，才十七岁，这个马光是个排长，读得一肚子好诗文……”

我眼里涌满了泪水。

市长又说话了：“解放后，我和一位诗人一起来这里瞻仰公墓，那正是五月，满地开着黄的、红的蒲公英和别的什么花，那诗人便说把公墓叫作‘五月花烈士公墓’吧。就是那天，我才看到碑上有我的名字。我痛哭了一场。能和自己那些死去的战友们在一起我真幸福……”市长声音有点哽咽。我感到血在胸膛里激荡。

过了几分钟，市长问我：“你说，一个死去的人会不会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种种要求？”

“不会。”我小心地回答道。

“会不会要好车坐，好房子住，要当大官，要利用权力搞特殊？”

“不会。”

“是的，不会的。我就是这样一个死人一一和我的那些战友一样一一死了三十多年了。现在你看到的我，只不过是死去的我和我死去的战友们派出来为人民作事的仆人一一是一个灵魂一一你懂吗？”市长问。

“懂了！”我说。

这篇小说的作者木公是何许人？

当时有些教辅书把他当成了诗人公木，实属大谬。

我们在河南教育出版社 1989年11月出版的《作家谈中学语文课文续编》中，可以看到木公的身份介绍，以及他创作的《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的前因后果:

——木公，原名王峙军。祖籍河南兰考，1955年9月生于郑JH不足两岁时随父母迁居豫东的一座小城。三岁时父亲因“右派”罪被送往劳改农场，他随母亲回老家兰考农村参加劳动改造。五岁时开始读小学，十七岁那年读完中学。然后到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役，很喜欢大海。退役后干过打字员之类的勤杂工。1978年秋天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读书。1981年夏季因故中辍学业，辍学后的几年里，做过资料管理员，语文教师等，并弃职办过书店。1985年夏季，被华中师范大学录取为世界文学专业东方文学方向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现在河南省文联供职。

读大学时开始发表诗歌。出有诗集《愁潮集>。发表过论文及小说若干篇。主编《文化学与人类研究译丛》。——

《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为什么后来被撤出了教材？

木公在那篇谈及《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的创作谈的最后一段，他提到了这个小说的不足之处：

——最后，我还想如实招出的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我并不怎么喜欢我的这篇习作，它的致命处在于太直露，而直露这种东西，在一篇篇幅短小的作品中，常常会挤掉许多本应给读者留下的审美的沉思的空间。我想，我的这篇《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就犯了这种毛病。——

作者实际上是借这篇小说表达他的一个硬塞给读者的主题，那就是小说主人公作为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来兑现他的未看到胜利之日的战友们未完成的使命。

而这个主题，设置的场景，就是“我”陪同市长去扫墓，然后，在这一个短暂的时间里，打开了市长尘封了近四十年的一个秘密。

现在看来，这个场景的设置，只不过激发出市长说出他的一番话，也就是作者的主题来，这也导致文中的“我”的偶一出行，便能揭开近四十年的一段市长心结，很明显带有生硬性与编造性。

因为从故事里的交代来看，五月花烈士公墓的名称，是市长在解放初期和一位诗人在这里凭吊时决定命名的，也就是说这个公墓的命名，有着市长的参与。

因此，市长命名了五月花烈士公墓，也意味着他的这一段历史，早就应该人所皆知。

从文本的交代来看，文中的“我”，知道市长有一个女儿嫁到农村，但是却不知道市长与本地的渊源，这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

在文本的预设中，“我”时而对市长的个人生活了如指掌，时而对一些市长的行为动因一无所知，特别是作为一个市里的高级干部，“我”对他的私生活知之甚详，而对他的思想指向一无所知，这在逻辑上缺乏自洽性。

所以，作者设置的这个故事看起来揭开了市长的一个巨大的秘密，但人造感太强，不自然，不真实，是文本的大忌。

另外，还要提一下，为什么这个公墓叫“五月花烈士公墓”？初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一篇翻译小说呢。

我找到一个相关的材料，摘自于民生、余志恒著的《美国五月花》（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的前言：

——二百多年前，第一批来自欧洲的移民，就是乘“五月花"轮船到达北美大陆的。在辽阔浩瀚的大西洋上，“五月花”历尽惊涛骇浪，饱经风霜艰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在美国建国以后，美国人就继承着“五月花”的创业开拓精神，建设自己的国家。——

作者也许是无意中选择了这样的意向，但是是否合适，值得深思。

另外还要提及一点的是，《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出现在1985年，而这一年，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转折年度，一年之后，莫言的《红高粱》横空出世，当时这一股文学思潮被命名为“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已经掀起汹涌澎湃，而《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也显示出作者的独到判断与参与欲望，但显然，作者选择了一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直露”的方式，而谋求文学的存在支架，必然会伤害到文学所需要的真实、自然、委婉的基本诉求，我们显然在《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里找不到这些基本要素。

《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中的常识错误

随着新时期文学的不断深化，《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的这种龃龉性必然越来越突出，它离开教科书，与其说是时代对它的挤压，不如说是《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的内在缺损，导致了它自行脱落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