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 韩金序 乔芮）“恭喜你，怀孕了！”看似简单的一句道贺，背后却是一位遗传性乳腺癌女性艰辛的孕育历程。
12月2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生殖内分泌科主任朱依敏告诉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在应用乳腺癌单基因PGT结合多基因风险评分的综合性评估模型之后，一位遗传性乳腺癌患者成功实现妊娠。孕检指标和B超结果显示一切正常平稳。
“放心吧，我们会持续关注你的状况，对你的孩子也会进行随访。”朱依敏教授的话，让莺歌（化名）一直惴惴不安的心落了下来。
一张诊断书，让她的求子之路“雪上加霜”母亲患过卵巢癌和乳腺癌，外婆患有输卵管癌，这对于刚刚检查出患有“导管内乳头状瘤”的莺歌（化名）而言，像一片阴云笼罩在心头挥之不散。祖孙三代先后患癌，意味着后代极有可能带有遗传基因。检查结果显示，莺歌和母亲均有BRCA1基因突变，此前研究已发现，BRCA1和BRCA2基因突变者罹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概率较普通人更高。
“第一反应是，完了。”备孕近一年无果后，莺歌来到浙大妇院检查发现自己患有子宫腺肌症，卵巢内还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诊断为原发不孕。如果想要孩子大概率需要依靠辅助生殖技术。但接受完右乳溢液导管剥离手术后的病理结果，给了莺歌当头一棒。这意味着，如果想要一个健康的宝宝，打破家族遗传的“魔咒”，莺歌必须采用第三代试管技术，剔除变异的BRCA1基因，将这个可怕的“炸弹”在自己这一代“拆除”。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BRCA1和BRCA2等罕见基因变异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但这些变异只占家族性聚集性乳腺癌病例的一小部分。并且单个变异的风险预测因素的能力有限，多基因风险评分（PRS）可以综合多个易感位点的效应，构建肿瘤风险预测模型，评估个体肿瘤的发生风险。
比起“雪中送炭”，她更想“锦上添花”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荷凤团队接下了这个“拆弹”的重任，尝试在辅助生殖过程中，对复杂疾病通过多基因遗传风险评分方法，对胚胎进行多基因疾病遗传风险评估，筛选疾病风险最低的胚胎移植，从而实现多基因遗传病的一级防控。
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荷凤为患者进行胚胎植入前检测。受访者供图
经过长期攻克，黄荷凤团队构建了符合中国人群特异性、能够预测乳腺癌等疾病发生的多基因风险评分PRS模型。“从检测获得的基因上标记易于发生病变的点位，就像给基因发一个‘身份证’，每个基因或者位点都有特定的含义，再结合家庭成员遗传背景和发病情况对不同的风险基因和位点通过分配不同的权重。基于该模型，可同时评估胚胎乳腺癌的单基因及多基因致病风险。”朱依敏教授介绍。
2024年3月，莺歌通过综合模型风险评估的PGT，获得了3枚胚胎；在治疗了子宫内膜相关疾病后，于11月移植了一枚综合评估低风险胚胎并成功怀孕。
“在一些家庭中，癌症的发生可能显示出一定的聚集性。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准确地了解个体患癌的风险，并据此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对那些有较高遗传风险的后代实施一级预防，能够有效地减少家族性癌症代际及跨代传递的可能性，从而从根源上控制和预防出生缺陷的发生。”朱依敏教授说道。
对于“多基因风险评分PRS模型”这项技术，朱依敏教授充满期待。“在未来，模型会聚焦于从生命早期阶段减少慢性疾病和癌症的风险，以及预防遗传性出生缺陷。通过采用综合性的风险评估模型，研究人员能够预测后代患上多基因遗传病的可能性。尤其是对于那些家族中存在遗传性疾病且正考虑生育的夫妇而言，利用多基因风险评分技术来评价胚胎携带遗传性癌症风险的做法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