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二战后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转变，从最初的犹豫不决到后来坚定支持其建国。

二战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积极游说美苏插手中东事务，1947 年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将巴勒斯坦分割成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的议案。美国在这一阶段对于犹太人建国一直处于摇摆状态，因为国内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并不认同犹太复国主义。同时，大量犹太移民与当地阿拉伯人产生剧烈冲突，以及巴勒斯坦人对建国决议的强烈抵制，让美国对巴勒斯坦政策发生改变。美国在 1948 年曾试图提出托管提案延缓犹太人建国方案，但被拒绝。虽然美国是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但更多是出于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个人感情，且当时美国国务院倾向与穆斯林世界建立友好关系。在以色列立国之战中，美国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以色列只能向苏联等国购买武器。50 年代初期以色列主要支持者是苏联，后因冷战和国内政治派别更替逐渐疏远苏联，而此时美国对以色列态度依旧冷淡。直到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后，阿拉伯国家开始向苏联靠拢，以色列闪击战胜中东联军，尤其是背靠苏联援助的埃及，从此以色列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重要性大幅提升。之后，福音教派将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纳入解释范畴，以及伊朗巴列维王朝垮台倒向苏联，使得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从民间支持过渡到国策。

犹太人群体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许多美国政要和企业高管都有犹太背景或与犹太资本有着紧密联系。犹太财团如索罗斯家族等，通过捐款、游说等方式影响着美国政界决策。例如，联邦政府里有很多关键岗位由犹太裔精英担任，甚至有人说拜登政府几乎可以说是 “犹太人主导” 的政府。这种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促使美国在外交政策上倾向于支持以色列。

以色列地处中东地区的关键位置，是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战略要地。中东地区拥有全球最丰富的石油资源，控制了中东地区就等于控制了全球能源的命脉，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以色列作为该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支点。美国通过支持以色列，能够维护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确保地区稳定。

美以在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有相近之处。美国一直将自己标榜为民主国家的代表，而以色列也被视为中东地区的民主国家。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共鸣使得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倾向于支持以色列，认为以色列是其在中东地区推广民主价值观的重要伙伴。

美以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十分紧密。美国为以色列提供了大量先进武器装备和技术支持，如战斗机、导弹系统、情报设备等。美国还与以色列共同研发军事技术，应对地区安全挑战。此外，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安全与利益，例如在围东大和救犹太之间，美国选择优先援助以色列，动用核潜艇和航母等战略武器，并拨款高达 35 亿美元用于以色列购买军火。

美以之间有着大量的贸易往来和相互投资。美国政府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官方援助，总额超过了 200 亿美元，在经济方面帮助以色列应对经济危机和地区动荡。同时，美国企业在以色列投资，以色列企业也在美国开展业务。例如，2008 年，美国对华货物与服务出口 873 亿美元，美在华投资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2189 亿美元，而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增长较快，对美债券等间接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这种经济联系也强化了美以之间的关系。

从以色列建国到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保持相对中立。

以色列建国初期，美国出于对中东地区复杂局势的考量以及自身在该地区利益的权衡，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并未明确倾向于任何一方。当时，美国的中东战略主要围绕着与阿拉伯国家合作以对抗苏联的潜在威胁展开。然而，随着以色列的不断发展以及地区局势的变化，美国逐渐意识到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价值。

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开始向以色列提供重要军事援助，开启特殊盟友关系。

1961 年，肯尼迪总统表示以色列在保卫美国的中东利益方面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1962 年，以色列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访美期间，肯尼迪宣布以色列是美国的一个没有正式签约的盟国，这一举措标志着美以特殊关系的开启。从那时起，美国开始向以色列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并正式提供军事援助，比如霍克式导弹。1962 年 9 月 26 日，美国向以色列出售霍克防空导弹，这次交易成为美以军事关系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美以军事政治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 世纪 60 到 80 年代，美以关系既有波动又有全面合作，地位不断变化。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以关系逐渐升温。美国插手中东事务，需要在中东培植一个听命于自己的国家，而苏联在中东势力的扩展让美国担心，企图利用以色列影响苏联。同时，以色列在失去法国的援助后，与美国越走越近。到了 70 年代，美国开始推行 “尼克松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收缩，更加注重战略伙伴的作用，并在中东加速武装和援助以色列。以色列获得了超过 500 亿美元的各项援助，其中美国提供了超过 400 亿美元的援助。

1973 年十月战争后，美国意识到要遏制苏联在中东的扩张，得改变一味偏袒以色列的政策，缓和与阿拉伯国家的矛盾，谋求阿以和解。美国开始要求以色列改变政策，与阿拉伯国家进行和谈。在 1978 年，在美国的促成下，埃及和以色列签订了《戴维营协定》和《埃以和平条约》，为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打开了缺口。

1981 年，里根成为美国总统后，美以关系焕发新生，双方开始全面合作，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981 年底，美国和以色列签署了《美以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1983 年 11 月，美以建立了 “军事和政治联合体”。1986 年 5 月，以色列作为非北约成员国参加了美国的 “星球大战” 计划。1988 年 4 月，两国正式签署了《美以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确定了美以之间全面合作关系，并首次明确了双方军事合作的性质和规模。整个 80 年代，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援助显著增加，总金额达到了 252.06 亿美元，是以前所有援助金额的两倍，以色列的地位在美国中东战略中达到了最高点。

美国在精神上，拜登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永远与以色列站在一起，坚如磐石。在物质方面，拜登说服议会，尽快给予以色列拨款，提供物资。军事上，向以色列提供弹药和导弹拦截系统等额外安全援助，同时派遣福特和艾森豪威尔航母打击群前往地中海震慑地区势力。政治上，对巴以冲突地域各国进行口头隔空喊话威慑，不要轻举妄动。此外，还派犹太族布林肯前往中东，与巴以双方领导人会晤，缓和当前局势。通过这些多方面的支持，美国确保了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成功。

美国为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设定三条红线：第一条红线是，设法阻止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并保护加沙南部，即汗尤尼斯和拉法的平民；第二条红线是，停战协议到期后，如果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时，必须避免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第三条红线就是，警告以色列不要攻击加沙南部的安全地点，例如医院、学校以及所有从加沙北部逃亡过来的巴勒斯坦人避难所，并保留援助物资通过拉法进入。拜登亲自喊话称不能允许加沙继续发生暴力冲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不同场合强调以色列不能占领加沙。在美国的压力下，以色列减少了参与加沙地带地面行动第一阶段的地面部队数量，美国的红线似乎起了作用。

美国国务院对最近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参与一系列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事件的极端犹太人定居者实施旅行禁令。这一举措是美方对以色列采取的罕见的惩罚措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该禁令将从 12 月 5 日开始实施，并将覆盖 “数十名” 定居者及其家人。如果定居者的暴力行为继续下去，还会有更多人被列入名单。自 10 月 7 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拜登政府一直坚定支持以色列，尽管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越来越多。最近几周，随着以色列扩大攻势并瞄准人口稠密的加沙南部地区，美国政府加大力度呼吁以色列采取更多措施限制平民伤亡。对于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以及以色列未能回应美国制止暴力的呼吁，美国越来越直言不讳。布林肯表示，美国将继续追究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以及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境内袭击以色列人的责任，特别是在加沙冲突导致紧张局势极其严重的情况下。5 日宣布的举措是在以色列获准加入美国免签证计划一个月后做出的，该措施所针对的人将没有资格参加该计划，而那些目前持有美国签证的人，其签证将被吊销。

美以关系在未来面临诸多挑战与不确定性。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分歧日益加剧，在对以色列的支持方式上，民主党与共和党存在明显差异。民主党内部的进步派希望对以色列的政策施加更多限制，而共和党则倾向于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这种党派分歧可能影响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连贯性和力度。

例如，在巴以冲突中，民主党的立法者们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立即停火，而共和党人则明确表示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指责拜登总统支持力度不足。这使得拜登政府在平衡两党需求上面临巨大压力，也为美以关系带来了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的行动越来越不满。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导致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和基础设施毁坏，引发了人道主义灾难。这使得美国在支持以色列的同时，也面临着国际舆论的压力。

尽管面临挑战，美以关系仍有紧密合作的可能性。首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仍然需要以色列的支持。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盟友，其地理位置关键，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能够帮助美国维护地区稳定和战略利益。

其次，美国国内对以色列的总体支持仍将持续。虽然在支持方式上存在分歧，但美国国内对于支持以色列的共识并未改变。美国的犹太人群体和犹太利益集团仍然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将继续推动美国支持以色列。

此外，美以在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关系深厚。双方在军事技术研发、情报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已经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这种合作关系在未来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综合来看，美以关系在未来将呈现出复杂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双方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继续保持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例如，在应对伊朗核问题上，美以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采取措施遏制伊朗的核计划。

另一方面，美以关系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社会压力的影响。美国政府可能会在对以色列的支持方式上做出一些调整，以平衡国内政治需求和国际舆论压力。

总之，美以关系在未来将继续在挑战与合作中前行。双方需要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寻求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发展路径，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