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样叫我，是不对的。”

1946年初，陈毅作为我方代表，去济南参加国共停战会谈，一个国民党勤务员看到陈毅，直接立正喊了一声：“陈司令好！”

没想到，作为华东野战军最高将领的陈毅，却不认同这个称呼，并说他叫错了。

勤务员一头雾水地问道：“您就是司令，我怎么会叫错了呢？”

没想到接下来，陈毅的解释，竟让在场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王耀武点头称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野心骤然膨胀，后来竟然撕毁双十协定，向共产党解放区发起了进攻。

面对国共武装冲突的加剧，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在马歇尔特使的调停下，国共两党同意了暂时停战。

1946年1月，美国三人军事小组分别赶赴各冲突地区，进行协调工作。

当时，陈毅军长还兼任着山东军区司令员，国民党一方的代表是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

当陈毅从临沂飞往济南的当晚，王耀武设宴招待陈毅一行人。

这时，守在机场的一个勤务员，为了表达敬意，立正喊了一声：“陈司令好！”

陈毅却没有答应，而是微笑着说：“你叫错了，你少叫了一个字。”

勤务员一头雾水，他们平时就是管王耀武称为“王司令”，难道叫“陈司令”有什么不对吗？

当他提出自己的疑问后，陈毅说道：“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就像你是勤务员，还有炊事员、警卫员、卫生员一样，都是人民的一员，你应该叫我陈司令员。”

那个国民党勤务员一下子恍然大悟，再次立正站好敬礼说：“陈司令员好！”

而站在一边王耀武也在心里一惊，他们都是把自己的军事将领，称为“司令官”，突出了一个官字。

而共产党却在“司令”两个字后面，加了一个“员”，对比之下，格局立现，这也让他觉得共产党果然有过人之处。

其实，在称为之后加“员”，最早是刘伯承元帅的主意。

1930年，刘伯承从苏联回国后，任中央军委委员，和左权、叶剑英等人，一起翻译研究苏联红军的条令。

平日里，他看到军中对岗位的称呼，始终没有一个标准而严谨的称谓。

大伙都是管做饭的叫伙夫，管喂马的叫马夫，把喂猪的叫猪倌，听起来就像一支杂牌军，很影响革命队伍的形象。

于是，他把负责人都召集到一起开了个会，研究怎么给大家的职务，制定一个标准。

他在会上说道，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有鲜明的上下级关系，所以他们把领导叫长官，但我们不能这么做。

他还强调，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不再是靠打骂和压迫来维护关系的，在称呼上，我们一定要体现一种平等感。

经过大家的研究，决定在工种后面普遍加上一个“员”字，做饭的叫炊事员，养猪的叫饲养员，站岗的叫警卫员，当官的叫指挥员……

不过“指挥员”只在作战指挥时可以使用，平时使用难以对等级加以区别，所以照样用连长、营长、师长、军长的称谓。

但是遇到“司令”这个职务时，大家又有点犹豫了，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更得体。

刘伯承是接受过苏联新思想教育的，对旧军阀那一套很是厌恶，他知道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叫“司令官”。

于是，为了彰显上下级的平等关系，他提议在“司令”的后面也加一个“员”字。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军内部的标准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但我军历史上，有两个人的司令称谓后面，曾经不带“员”，他们就是朱德和林彪。

红军时期，我军有三大主力，由中央直接掌握。

其中， 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后来改编为八路军后，朱德被人们称为“八路军总指挥”。

直到后来，八路军改编为18集团军，人们依然称朱德为“总司令”。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成了我军最高军事将领，也是“解放军总司令”，而这个称谓，建国后便取消了。

虽然“朱总司令”的后面没有带“员”字，但它依然是一个有别于国民党“司令官”的称谓，是我军所特有的，也成了朱老总威严的一种体现。

解放战争时期，林彪也曾短暂担任过东北人民自治军和东北联军的总司令，但是时间和朱老总比起来，差不多可以忽略不计。

为了表示尊重和爱戴，我军官兵还喜欢将陈毅、贺龙、彭德怀，称为“陈老总”“贺老总”“彭老总”，这更多是对他们性格耿直、敢于横刀立马的一种褒扬。

但老帅中间，为人低调的刘伯承、叶剑英、徐向前、罗荣桓，大多都是很尊敬地称呼他们实际的职位。

解放后，我军海陆空各大军区的负责人，除了在非正式场合，私下里会称呼为“司令”外，标准的称呼都是“司令员”。

2013年，我军将武警总队“总队长”的称谓，也全部改为了“司令员”，这不仅标志着武警部队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更突出了，也标志着军队最高首长的称谓统一了。

回顾我军历史，“司令员”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特有的称呼，从战争年代延续到今天，时刻保持着人民军队的本色。

它体现了解放军将士们，只有革命分工的不同，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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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空行

编辑：池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