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一度被我们当做是近代史的开端。因为这场发生在英国和清朝之间的战争，看似是一个小岛国家击败强大中央集权的战争，实则是现代国家和封建王朝的一次对决。而税收，是国家能力的根源，之所以强大如清朝不是英国的对手，之所以一个小岛国家有能力派出强大舰队横跨半个地球击败清朝，究其根本，是英国的税收能力要远远超过当时的清政府。
今天我们不就所谓英国拥有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和殖民地为出发点，来叙述两者的差异。事实上，更多的人口和陆地面积，并不代表更强大的国力，即便是现代社会依然如此。国家实力的根源，说白了还是能够收上来多少税收，并将这些税收变成国家能力，当然，这种能力也包含诸如强大的英国全球舰队。没有哪个比税收与财政体系更能反映一个国家能力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清朝跟同时期的英国差距如此巨大？或者说，为什么清朝皇帝的税收比不上人口十分之一还不到的英国呢？
自打嬴政建立极权体系的皇帝制度之后，贵族阶层对皇帝权力的制约就消失了。国家动员能力在秦朝之后，开始逐渐加强，经过了两千年的发展，满清时期的中央集权，可以算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这也是史学家一直公认的，满清皇帝相比前面众多王朝的皇帝而言，权力是最大的原因。
按道理说，权力最大，征税的权力应该也很大。然而事实上，清朝的税收水平远低于同时期的欧洲列强，也比以前诸多大一统王朝更低。既然清朝时期的专制制度更加发达，为什么这种权力不能够转化为税收能力，并将其表现为国家能力呢？事实上，中央集权越严重，税收能力越不足，这种例子在全球历史上比比皆是。
比如处于中世纪的欧洲，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奉行专制制度的国家，表面上看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王权，然而这个王权之下，却隐藏着征税的难题。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都提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税收高低，跟这个国家民众的自由度是成正比，跟国民被奴役的程度成反比。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如果国家将所有人都看作是牛马，免费使用国内的劳动力去搞各种建设和生产，建设上可能短期内还行，但是民众没有收入，皇帝的权力再大，也不可能征得上税。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王朝都是银本位。按照十九世纪以白银为计价标准的人均财政税收计算，乾隆时期的一百个人的纳税能力，仅仅相当于同时期英国的两个人。按照当时的计算，英国一个工人每年需要缴纳的各种税收，大约需要付出20天左右的劳动。而清朝的税收，只相当于同时期英国税收的不到12%，人均税收水平远远低于同时期的英国。即便是跟同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相比，也仅仅相当于其税收水平的三分之一。相对于英国王权被限制来说，权力没有边界的清朝皇帝，反而没有更多的征税能力。
除了征税能力不足之外，税收的结构跟同时期的欧洲国家的差异也比较大。清朝在18世纪的时候，只能征收到GDP3%的税收，而同时期的英国却高达15%以上。而且清朝很长时间内，农业税这种直接税收都占据总体财政收入的7成。清朝的农业税不管年成好坏都要交税，因为土地的相对固定，清朝的财政收入很难出现持续的提高。而英国，荷兰，他们的农业税收占比却非常低。商业税收的增长空间明显要远超过农业税。
18世纪，清朝的税收折合白银大约4000万两，而且长期稳定。而18世纪航海大发现之后，大量白银涌入，实际上是白银购买力逐渐下降的时代。而人口随着红薯土豆等粮食作物的引进大大增加了，官僚体系跟秦汉时期的人数基本相当。也就是说，清朝的税收总量随着白银的贬值，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以人均计算的税收也是在不断下降的。
而且跟过去的王朝相比，清朝的人均税负，也是古代王朝中最小的。比如北宋时期，人均税收几乎是清朝的10倍。那么为什么北宋时期的民众比18世纪的清朝民众感觉生活质量上要好很多呢？说白了，北宋时期人均税负虽然很重，但是社会相对宽松，商业税收比例较高，所以才在中国古代形成了一个少有的盛世。跟康乾盛世相比，虽然历史书上并未将北宋称为盛世，实际上当时的人们生活水平，确实是中国古代王朝最好的时代之一。
清朝皇帝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一统帝国，而且吸取前朝数千年的教训，有效的杜绝了内乱，同时也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这种成绩在古代王朝中算是独一份。等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在枪炮下被迫打开闭锁的国门之后，才迎来了各种商业税收的大幅度增长，也开始突破传统上稳定了上百年的4千万两白银的税收总量天花板。
说到鸦片战争，我们至今也在疑惑，或者说史学界对于英国这个面积上仅有清朝2%的小岛国家，竟然能够从欧洲边陲之地，输送一个强大的远洋舰队，将看似强大的清朝击败。核心原因，还是英国的财政能力在近代获得了根本性的提升。
而同时期的清朝，税收能力不足，则是其在近代屡屡遭遇外辱的根本原因。历朝历代，在中国税收都是不分中央和地方的。清朝的4000万辆白银中，大约有1200万用来支付地方用度，但是这只是皇帝给地方官的，地方官并没有专属的税收体系。古代非常有名的幕友制度，需要地方官用自己的收入来维持地方的治理，而地方官的收入有限，仅仅依靠俸禄是难以维持地方开支的，怎么办？唯有人为设定各种苛捐杂税来维持。这也是中国古代，苛捐杂税总是存在，总会出现官逼民反的原因。
古代中国有种说法，叫做皇权不下县。皇帝支付了县官的俸禄，地方上的各种开支也就不管了。也就是说，地方官治理地方，实际上是自治。说白了，皇帝没有给我治理地方的钱，那我就自己想办法从老百姓头上收取就是了。既然治理的成绩是我的，中央也就没有限制我制定各种苛捐杂税的必要了。既然中央对地方的苛捐杂税缺乏监督，苛捐杂税自然就形成了一种腐败收入。这种类似于包税制度的宽松监督环境，是我国古代腐败问题始终无法根治的原因。你可以将腐败说成是官员征收苛捐杂税治理地方，也可以将苛捐杂税说成是官员利用权力中饱私囊。
其实财税制度的缺陷，形成了中国古代王朝一个无法解开的结。那就是行政系统的脆弱性，导致中央王朝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财力不足，在中央出现危机之后，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搞摊派。比如找有钱的商人分摊，比如通过查处贪腐来解决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历史上上的晋商，徽商，广东十三行，皇帝税收摊派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和珅的遭遇，则是后者的典型。
跟西方国家通过国债来应付危机不同，中国古代王朝的办法简单粗暴，没收充公成为了最直接的方式。这种没收，充公，甚至强制摊派税收的办法，直到民国时期依然在使用。我们看到的电影《让子弹飞中》，葛大爷说鹅城的税收已经收到了90年后，虽然有些夸张，但是民国时期预收一年，两年，之后继续预收事实上是存在的，而这种预收，本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财产没收。试想一下，谁有能力将未来多年的税收一次性的拿出来？民国时期的预收，以及后来纸币信用的破产，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是税收不力之下的下下策，是一种竭泽而渔的方式罢了。
但是相比于摊派，没收之外，清朝政府的另一个补足财政收入不足的办法影响则更恶劣，这个方法就是卖官。太平天国时期，清朝很显然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支付战争的开支，摊派和没收也不能满足需要，这个时候，卖官成为了一种有效弥补税收的方法。太平天国被清朝消灭之后，官僚体系开始分化。原因是很多人并不是通过考试得来的官。
太平天国运动，可以说是对清朝官僚体系最大的一次冲击。大量卖官鬻爵，导致科举制度这种重要的社会阶层流动方式开始失效。而有钱人买来官之后第一想到的是收回投资，这导致整个官僚体系的职能开始严重下降。所以后来剿灭天平天国，还是依靠曾国藩的湘军完成的。
太平天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便是没有太平天国，古代皇帝也有储蓄的习惯。原因是税收的相对稳定，增长有限。和平时期如果不做储备，应对战争或者自然灾害时就无能为力。所以清朝时期，战争来临，银库存银就会快速被消耗，当战争结束，银库里面的银两又开始多了起来。
乾隆之所以在执政时期非常骄傲，连秦皇汉武都不放在眼里，而且热衷于各种拍马屁的所谓盛世言论。说白了，其执政时期，相对平和，没有大的战争爆发，国库存银一度高达清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然而，虚假的盛世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乾隆死后，不断爆发的白莲教起义，真理教起义迅速将乾隆的积存消耗干净。
大家至今对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样的历史典故有所讨论，实际上，哪怕没收和珅财产的规模相当于清政府十多年的税收，在随后应对各地的起义中，仅仅两年不到就消耗干净了。自从嘉庆皇帝之后，清朝的库银一直都是下降的状态，这才是后来太平天国时期不得不用地方豪强来剿灭叛乱的原因。中央没钱了，只有依靠地方精英。
这就好比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农民，平常辛苦的劳作，将收成换成金银埋在自己床下面。以备出现灾荒的时候拿出来应急。但是您知道度过了今年的灾荒，明年就是丰收年吗？如果储蓄用完了，灾荒还在持续怎么办呢？而清朝政府的办法就是没收商人的收入，卖官鬻爵。缺乏金融市场的融资环境，是清朝财政远不如同时期英国的原因。
欧洲很早就建立起了现代的金融制度，到后来英国利用这套制度，发行国债应对税收不足的需要，成为了现代财政最有效的发明。当危机出现之后，政府财政短时间内无力筹措足够的钱，就向金融市场去借钱。等到灾难过去之后，政府再利用财政收入分期偿还，并支付一定的利息给债权人。如此，短期的危机就不会对官僚体系和经济基本面形成冲击，或者说政府借债可以将这种冲击尽可能的弱化。同时又给民众提供了储蓄的投资渠道，一举多得。
这也是当前美债如此受到追捧的原因。说到这里多说一句，建立在财政税收和美元体系担保之下的美债远没到崩盘的时候，这是一套相对良性的制度，大家对于网上各路自嗨美债崩溃的说法，不要太过头，有时候理性客观地思考，才能看清楚事情的本质。只有当美国的税收在扣除必要的开支，连债务利息都无法支付，民众又无力购买借新还旧新增债务的时候，才是美债危机真正到来的时候。基于此，英国十七世纪建立的这条制度，至今依然是大多数国家在应对危机时的不二法门。中央政府依靠税收来支付债务的利息，保持货币的信用，并将国债转变为民众投资的长期稳定获取收益的金融工具。同时政府强化税收能力，维持长期国债的信用。本质上，这是一种良性制度
那么国债，为什么在清朝没有出现呢?如果清朝发行国债，岂不是不用通过没收，卖官鬻爵等下三滥的手段来应付危机了吗？其实这背后有个悖论，那就是权力越大，借债越难。而皇权受到制约的国家，反而会激发出国家更大的征税能力，征税能力，说白了就是国家实力的象征。
我们假设没有制约的咸丰皇帝在应付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库银不够了，可以用发行国债或者卖官鬻爵来应付危机。那么发行国债为什么行不通呢？很显然，在集权时代，对于地方苛捐杂税的纵容，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腐败的来源。民众无力购买国债，如果仅仅依靠官员购买，大家以为官员们会慷慨解囊，来帮助皇帝度过危机吗？很显然，他们害怕危机过后，皇帝说话不算话，直接把自己的财产没收，所以即便是发行国债，也没有人买。明朝崇祯皇帝在应付李自成的时候号召大臣们捐款而不得，其实是一个道理。不是大臣没钱，是他们担心借出去的钱变成打狗的肉包子，这才是清朝皇帝在后期不得不卖官应对危机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就从集中权利的皇帝视角入手，为大家解读为什么清朝这个人口大国的税收能力，不如同时期的英国背后的根源。
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官员对于皇帝来说，皇帝是想要他们的忠诚呢？还是想要他们的能力呢？很显然，两者兼得是最好的，但是往往既要又要是无法实现的，所以皇帝必须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取舍。
清朝时期，皇帝的权力达到巅峰，权力越集中，就越有我们上面提出的取舍问题。要保障官员的忠诚，不至于上下欺瞒，官逼民反危害到皇帝的政权稳定。皇帝，官员和老百姓之间，就存在一种很微妙的互动，也就是说，皇帝要想维持统治的稳定，保持老百姓不反，就必须要求官员对老百姓苛捐杂税不能太重。而官员要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又必须完成皇帝的任务，又必须向老百姓征收一定的苛捐杂税，而老百姓只想要稳定的生活，不期望自己的劳动被全部拿走。这个平衡在和平时期还行，一旦爆发战争，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只有两方，或者一方会赢，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三者都得利。
皇帝要想维持这种平衡，最好的办法，是有一个有能力的官僚体系帮助自己维持皇权。比如在应付对外战争的时候需要有能力的将领，面对内部自然灾害的时候需要有能力的官员赈灾不至于灾民铤而走险反叛等等。而能力往往意味着更大的权力需求，有能力者如果不能保障忠诚，皇帝的位子分分钟就会被能臣霸占。这种既要保障忠诚，又需要官员能力来维持统治，对于极权是非常有用的，然而古今中外的所有皇权，极权政府，平衡这种需求都是非常困难的。
再说的直白一点，就是皇帝管理的过程，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在和平或者顺畅的年份，要允许官员通过榨取民众获取利益，又不能过度榨取导致民众入不敷出而反叛。又要求在灾害或者战争出现的时候，中央政府能够及时的派出有能力的官员来应付危机。
这两者之间之所以难以实现，无非是皇帝的权力不受约束，官员们无法从皇帝那里获得稳定的，可以预期的承诺。比如说皇帝在灾难时需要官员捐款应付危机，并对官员承诺危机过后连本带利归还。事实上官员们想的，是拿出钱之后会不会被皇帝以贪污的名义清算。所以清朝的官员虽然有钱，但是这些钱在国家灾难的时候都变成了沉默的资本，官员们任由国家千疮百孔而毫不出力，无非是皇帝无法做出承诺。
从这个角度上说，皇帝之下的官员和老百姓，都不会被皇帝当做纳税人看待。说白了，纳税人支付税收的同时享受纳税的权利。而皇帝的眼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这种思想境遇下，人们的思考往往是将自己藏起来，而这会导致皇帝治下之人哪怕有财力，有能力，也不愿意表现出来。
皇权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税收只会越来越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封建王朝发展到满清之时，皇权无限强大，人口大大增加，而税收比前朝反而减少的原因所在。至于地方官的各种苛捐杂税，则是皇权和官员博弈的结果。说得直白一点，皇帝没有明确承诺不掠夺官员的财富，但是官员们明白，皇帝需要一个宽松的监察环境，保障官员们的财富获取渠道。没钱谁会干活呢？基于此，皇帝事实上是允许各种苛捐杂税存在的。在官员和皇帝的博弈中，对于这种方式，皇帝事实上对于苛捐杂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种说法，叫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难道皇帝没能力建立一个强力的杜绝腐败的体系吗？事实上这个很容易，但是没有做，就是这种博弈的结果。清朝康熙之后几乎没有完整的统计过人口，也没有做过土地丈量。
清朝的皇帝对于国家的基本信息，掌握的是很少的。民国时期，因为没有清朝的数据，对于国内信息的掌握也很有限。我们经常在抗战时期听到所谓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怎样的说法，那些都是民国时期的模糊估计。等到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我们统计人口数据发现，抗战时期中国人口规模就达到了5亿人。
清朝时期，中央集权算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是中央政府的过度作为，对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各种闭关锁国的政策，事实上导致了民间活力的下降。明朝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清朝时期可以说被彻底的掐灭了。中央政权强势，拿走了过多的资源，导致治理上比较弱势。这种结合本质上，是服务于皇帝一家的需要。
清朝雍正之前，官员的工资很低，地方上没有正规的税收，皇帝对于苛捐杂税只有假装看不见。这里面还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读书考科举是非常辛苦的，既然收入不高，选拔那么严格，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读书人愿意科举做官呢？
事实上，就像我们曾经的医疗反腐一样，医生的正规收入并非是其收入的全部，其他额外的收入才是吸引他们努力进入医生行列的关键。清朝的科举制度赋予出头者非常大的权力，比如秀才见到官员不用下跪，考中举人之后地方官无权对其进行司法审问，地位比县太爷还要高等等社会特权，再加上各种灰色收入，才是读书人考科举的动力。说白了，出头了，你就有特权，有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清朝很多小官卖出去天价的原因。
这等于是皇帝创造了一个让民众趋之若鹜的官僚体系，只要进来，就可以通过各种灰色收入，保障稳定的收入。君主对于官员的灰色收入采取纵容的态度，实际上在维持统治的时候，有非常大的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就是地方官员对于收入预期的不同态度，如果哪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狠人，将苛捐杂税弄到民不聊生的程度，势必官逼民反。
事实上，即便清朝官员对于苛捐杂税有约定俗成的限制，但是因为皇权没有制约，下面官员的权力受到民众的制约也是非常小的。只要这种制度一直维持，长期下去，苛捐杂税势必导致民众挣扎在生存线之下，官逼民反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这是不符合皇帝的统治需要的。
所以雍正皇帝才搞了之后的改革，其中的火耗归公，就是将各种导致地方官员腐败的苛捐杂税，转化为看得见的地方税收，并将其以养廉银的方式，用于地方的财政开支。这种制度化的设计，颇有点现代地方税收的意思。地方上的苛捐杂税被公开化，制度化，地方上就不能再设置各种苛捐杂税，地方上的收入得到了保障，官逼民反的情况也得到了遏制，腐败的根源也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可谓是一举三得。
雍正的火耗归公改革，本质上是杜绝地方官员利用苛捐杂税中饱私囊的行为，所以也对这笔收入进行了规定，这笔钱只能用于地方治理，不能将其挪用。然而他的好儿子，那个最喜欢别人拍马屁的乾隆皇帝，当皇帝没几年就把雍正对火耗归公的限制给当个屁放了。地方上稳定的税收来源越来越多的被挪作他用。
原本将地方灰色收入公开，作为受到监督的地方收入的制度设计，结果被雍正不争气的儿子利用了透明公开的火耗归公数据，将这部分拿走了。如此，地方上财政又难以为继了，结果不得不再回归到苛捐杂税来维持开支的老路上去了。
雍正皇帝的火耗归公制度，可以看作是皇权对地方官员的一次相对可信的承诺。但是清朝皇权没有制约，乾隆的作为，导致地方官员更喜欢用隐蔽的苛捐杂税，来增加收入。因为相对于透明的火耗归公，苛捐杂税更有利于实现官员更多的收入。于是，在皇权和官员贪腐都缺乏监督的情况下，火耗归公这种原本的苛捐杂税被乾隆拿去，官员们从劳苦大众手里榨取了更多的苛捐杂税。
如果乾隆皇帝能够遵守雍正的制度，或许中国真的能够在他手里出现真正的盛世，结果他个人的贪婪，导致当时的清政府又向着腐败的深渊滑落，最终在乾隆死后，一波接着一波的起义，最终将满清皇帝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从雍正的改革和乾隆的破坏我们可以看出，清朝皇帝做出的承诺，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而不受制约的皇权，又使得这种改革随时有被破坏的风险。所以核心问题，还是如何制约皇权。
从这一层面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君主权力受到制约的宪政国家里，君主是可以做出民众信任的承诺的。这样，国家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征税的能力，再加上税收体系的透明，苛捐杂税的问题不存在。官员的工资也是相对固定的，可以预期的高收入。就像雍正时期的养廉银一样，他们这笔收入是被皇帝承诺的，不用担心被没收或者充公。相对于走回头路的乾隆，苛捐杂税只是鼓了官员的腰包，国家的银库反而越来越不足了。事实上，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只要权力不能得到制约，官员们都期望通过各种灰色收入致富，而不是通过相对透明的税收制度拿一个高工资。相对来说，对权力进行制约，是一个国家行政体系强大与否的关键。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想要表达的观点基本上表达清楚了。在我看来，满清实现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最强大的中央集权，但是税收能力却是下降的。真正开始帝国上升的时期是雍正的改革。而乾隆时期各种破坏改革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对国力的内耗，尤其是将火耗归公这么好的，类似于现代地方税收的制度给破坏掉，是对清朝国力的一次最大的消耗。当清朝皇帝跟地方官员都在大捞特捞满足自己私欲的时候，一个小小的英国，才几千人组成的舰队，轻松就轰开了看似强大无比的大清帝国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