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执行死刑，既是对死刑犯的最严厉惩罚，也是希望受害者的家属能够释怀，开启新生活。

那么，死刑犯被执行枪决后，他们的遗体该怎么处理？国家规定，家属不能将死刑犯的遗体领走！

有人觉得不能接受，有人表示理解，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法理和情理的纠缠？

看守所接到法院的通知，确定某位死刑犯要被执行死刑，但并不会将这一消息提前告诉死刑犯，避免对方接受不了，做出过激的行为。

不过，他们会受到一定的“优待”，比如可以在死刑的前一天与家属做最后的告别，不留下遗憾；

监狱内用水也有严格的管理，罪犯类似在家里一般，慢悠悠地洗着澡，哼着歌，根本不现实，他们必须争分夺秒，快速将自己收拾干净。

可在最后的时间内，看守所即便条件不理想，也会创造时间让死刑犯好好洗个澡，清清爽爽地上路。

这时，他们还会发现自己的饭菜变好了，或许还会感叹新的一天开了好头。

直到这时，享受过所有的“优待”后，他们也不会被告知要被执行死刑了，有的死刑犯后知后觉，大概能猜到怎么回事，而有的死刑犯，直到执行死刑的程序启动，法院和检察院的车辆开到看守所，还不清楚自己要被执行死刑。

执行的地点有特殊的规定，我国主要采取枪决或药物注射的方法，现场还会有检察官、法医，他们除了应对特殊情况，填写相应的监督笔录，还需确认死刑犯是否已经死亡。

如确定死刑犯已死亡，他们将执行接下来的程序，最后才是处理遗体，进行火化，由家属领走骨灰盒。

可有的死刑犯没有家属，他们的遗体又该怎么处理？这一情况跟器官捐献和以捐献有关。

我国人口基数大，每年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也不是少数目。仅以2015年为例，人民网公布了我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为30万人左右。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更愿意完完整整的来到世界，再完完整整地死亡，这一方面被阉割的太监，有着变态版的执念。

我国的人体器官捐赠率一直不高，可需要手术的人又多，到底该怎么办？

在2015年之前，缺口是由死刑犯填补的。这并不意味着每一名死刑犯被执行枪决后，就会有医生来摘取他的器官，而是在“死刑犯自愿捐献，或取得其家属的同意，或死刑犯的遗体无人认领”的情况下进行。

渐渐地，人们还是发现了问题。死刑犯感染细菌和真菌的概率较高，从他们身上摘下来的器官也处于亚健康的状态；

死刑犯也享有器官捐献的权利，西方认为死刑犯在经历长期监禁后，精神上的“禁锢”令他们无法全面思考器官捐献这件事情，所做的决定自然也是不作数的；

最重要的是，非法器官移植是暴利的行业，世界各国人口拐卖、器官移植犯罪才会屡禁不止。

在死刑犯可以捐赠器官的情况下，黑心商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大做文章，让死刑犯的非自愿变为“自愿”。

基于以上原因，综合考虑之下，我国颁布相关法律，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

器官捐赠的难题将从另一方面解决——增强人们的器官捐赠意识。

只有人人摒弃旧思想，了解自己的一个小小举动，是给别人带来新生的伟大壮举，打心眼里以助人为乐、帮助他人为骄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器官捐献的难题。

那么，死刑犯已经不能捐献器官了，他们的遗体为何不能让家属带走？

前面提到过两种执行死刑的方式，枪决和药物注射。

枪决有其优点，子弹成本低、过程短、效率高，但并非没有出现过一枪打不死的情况，会给死刑犯带来更大的痛苦。

同时，枪决也过于血腥，家属若将其遗体直接领回去下葬，难免会受到心理创伤，无法接受。

药物注射虽然麻烦，却更加人性化，麻醉剂和肌肉松弛剂的先行打入，最后推进氰化钾等毒药，死刑犯在“无痛苦”中迎来死亡。

1956年，我国开始提倡火葬，1985和1997年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等到2012年还进行了修订。

没道理在全社会都在提倡火葬的情况下，给死刑犯开绿灯。

等法医确认死刑犯死亡后，遗体将被送到指定地点火化，家属就能在程序合规的情况下将骨灰盒接走。

别看这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情，背后充满了法理和情理的纠缠，死刑犯罪大恶极，其罪祸不及家人，国家在尽全力保护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