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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发达的邮驿制度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促进了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掌控。

在对地方更多掌控的基础上，唐代邮驿又发展出多元化职能，尤其是邮驿系统所具备的交通职能，进一步推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

而大范围流动的商人，对唐代文化的传播有着深远影响。

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基于现实状况的发展，交通通讯已经诞生。夏朝建立以后，商人的出现让中央政府愈发注重邮驿建设。

《诗经》曾经记载，“四牡驗驗，周道倭迟”，即对于驿道的设置已经有了具体要求。

而《诗经》中的大量记载能够看出在夏商周时期，全国各地的主要交通路线上已经出现了大量驿站以及配套驿道。

《周礼》曾言，“官道十里设庐，提供饮食；三十里设委，供人夜宿。”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不稳定导致战争频繁爆发，邮驿配套设施的设置不得不用于军事用途，而军事发展的需要也促进了邮驿的大力发展。

在中央政府设立的邮驿设施以外，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以私人名义设立的邮驿设施，主导者主要是各诸侯。

诸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兴修驿站以备军事使用。

除了诸侯以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些名贵人物设立邮驿设施，四公子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根据《史记》的记载，战国四公子都利用自己手下的邮驿体系来快速获取情报，甚至有些私人邮驿体系在某些地盘中比中央政府设立的邮驿体系更为完善，在信息传达上更为灵敏。

秦汉时期，邮驿设施更加受到了中央政府的设立。

在秦朝，中央政府下令以首都咸阳为中心大力发展官道，这个时期对于历朝历代的邮驿名称进行了统一，过去传递信息和传递物资的称谓并不相同，而从秦朝开始大家统称为“邮”。

根据秦朝政府的规定，官方设立的驿站在马匹的草料以及信使的饮食和住宿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部分地区甚至对于这些方面设立了非常具体的规定，目的在于保证经济贫乏的地区信使的条件以及避免经济发达地区信使贪图享受。

汉代时期的邮驿制度大幅度传承了秦朝制度，并且对其进行了更加细密的划分。同时，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驿站所达之处更加广阔。

公元前138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通向欧非大陆的跨国驿站，即陆上丝绸之路。

这条道路的开发不仅促进了西北地区驿站设施的建设，还让中华文化走出国门，驿站制度也随之为西方国家所接受，罗马共和国也因此建立了类似于驿站的设施。

魏晋南北朝时期，邮驿设施得到了极大的完善。蜀汉政权建立以后，由于地处西南地区交通不便，于是刘备下令大力开发川蜀地区的驿道。同时，诸葛亮联合周围少数民族共同建设了边疆地区的驿站设施。

除此以外，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邮驿法案，尽管该法案已经失传，但是其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为唐代邮驿制度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了巨大启迪。

唐朝时期社会繁荣，发达的生产力促进了社会层面对于驿站等交通枢纽的需求。在唐代以前，邮驿系统多单纯用于信息传递，对于社会稳定以及中央情报掌握有着巨大的作用。

唐朝时期，邮驿系统更是诞生出多元化的功能，信息传递不再是邮驿系统唯一的职责。

唐朝时期，邮驿体系最基本的功能之一——通讯得到了完整保留。

唐朝政府之所以得以运作，与邮驿体系的通讯功能密不可分，不管是中央政府下达给地方政府指令还是地方政府彼此之间的通讯都需要依靠邮驿体系来实现。

当发生战事时，高效率的邮驿体系不断运转，将情报传递到国家的各个角落。

在唐代，邮驿的意思为传递，其中以“传”为主，即为政府公职人员传递公文，包括中央政府下达给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彼此协商。

《唐六典》曾经记载，“事当谋叛已上，驰驿奏闻”，即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上报当地情况。

一旦邮驿相关设施受到破坏，则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将被切断，此后要么等待设施恢复，要么只能绕路，不管哪种选择都会花费大量时间，从而阻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传递。

所以为避免此事，尽管唐代公文主要通过邮驿传递，但是不同等级公文会通过不同人员传递。

对于相当机密的文件，中央会选择派遣专门的信使进行传递，对于较为一般的政策命令等则会采取“交驿”的方式进行。

也就是每个驿站会负责将信息传递到下一个驿站，而非特定信使跑完全程。

当然，尽管这种传递方式能够更加快速地实现信息传递，但是日常维护成本较高，需要维持一整条驿站才能够实现。

如果需要传递的只是家书等民间需求，为了防止具有国防属性的邮驿设施被大量民用需求挤占，中央政府规定传递一般书信既不能用专使，也不能够使用“交驿”等方式，只能让送信人徒步送信，

这种人员一般被称为“递铺卒”等等。根据《唐六典》的记载，公元816年中央政府规定，“敕诸道奏事官……非急切不得乘驿马”。

因此，如果存在特别紧急的信件也可以采用“交驿”的方式传递，只是代价大不少。

中央政府对于邮驿系统的设立，不仅建设了中央与地方之间高效的信息交流渠道，对于各种大道的修建更是方便了交通运输。

唐代修筑的条条大路让邮驿系统初步具备了交通职能。其中，最主要的职能就是为政府公职人员出差提供住所。

唐代并没有现代如此完备的旅行体系，旅店并非随处可见，因此出差时必须要考虑住宿问题。

到了唐代，沿途驿站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旅店，为出差路过此地的政府公职人员提供伙食和住宿，并且帮助公职人员抚养马匹。

甚至如果遇到马匹生病等情况，级别较高的公职人员还可以免费从驿站挑选马匹更换，尽量减少行程延误。

唐代的驿站分为两种，分别是“驿”和“馆”。一般而言，“驿”的规模更大、环境更好、接待的公职人员级别更高，主要出现在重要交通线路沿途或是枢纽位置。

而“馆”的级别则更低，一般面向的则是低等级官员甚至是有钱的商人。当然这种等级分明并不绝对，例如京城附近各条大路的“馆”则比一线城市的“驿”更加高级。

唐代驿站的交通职能还体现在特殊人员的运送。特殊人员分为两种，要么是为了保证其安全性的重要人物，比如功臣或是重要大臣；要么就是犯人或是受到朝廷惩罚的官员。

对于前者来说，最为常见的是朝廷重要的文职人员，这些人本身出差多而且战斗力较弱，因此需要沿途驿站派遣人员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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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者来说，驿站增添运输力量可以有效防止犯人逃跑或是有效控制官员，避免逃脱中央政府的掌控。

唐代驿站在继承了通讯职能的基础上延伸出了多元化的职能，其中交通职能为唐代的繁荣贡献了巨大力量。

高效的信息传递能力让中央与地方之间实现了快速交流，而驿站设施的修建也有效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为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增添了新动力。

唐朝继承和发展了邮驿制度，有效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作为最基本的职能，通讯职能在唐朝发展到了巅峰。

当地方发生自然灾害或是人祸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邮驿系统将信息及时传递到中央政府，中央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知晓情况，并且对事情的严重性进行判断，以此下达一系列决策，从而加强对于地方的控制。

唐代发达的邮驿设施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硬件基础。

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北方大量原有的驿站系统遭到破坏，南北之间的商业贸易变得更加艰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代宗在部分地区设立了加强版驿站，每个驿站有二三百人，每隔两三公里设置一座驿站，目的就是让这些人以驿站为中心恢复当地农业生产。

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后，北方驿站沿途农业兴盛，人口慢慢回归，商人们开始重新选择这些驿道进行贸易，商业贸易逐渐得到了恢复，南北方的商业贸易慢慢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南北经济交流不断加强，增强了唐代商品经济。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文化的交流，佛教正是通过驿站系统引入，为我国文化发展增添了光彩的一笔。

唐代驿站制度继承了历朝历代的通讯职能，并且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多元化职能。在诸多职能中，唐代驿站对于交通的贡献给国家带来了重大影响。

交通便利以后，商人进行商业贸易不再受到阻碍，促进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要致富，先修路”，自1949年建国之后，新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与交通通讯领域的不断突破有着不可分割的影响。

信息时代的便捷性，让人们更为体会到古人在有限的条件下，发展通讯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