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读中国史》作者：张宏杰
这一节，我们将了解帝制时代的中国，为什么在两千年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治乱循环”。
中国历史的三大阶段与治乱循环
如果我们从整体来看中国历史，把它划分成不同的时期，可以划分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其中，第一阶段是周秦之变之前，也就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前。第二阶段，是从秦朝到晚清。第三阶段，则是从晚清近代化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
在这三个阶段中，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秦到清，跨越了两千年的时间，是最长的一个阶段。
那么，为什么这两千年可以划为一个历史单元呢？原因就在于，虽然这两千年里经历了数不胜数的朝代，但是，如果我们追根溯源，就会发现，各个王朝其实都是遵循着共同的基本逻辑，换汤不换药。
而这个基本逻辑，就是不断完善和修补秦始皇开创的皇帝制度，也就是大一统的郡县制度。
我们在前面介绍过，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起了郡县制，改变了贵族治国的方式，变为皇帝一人拥有绝对权力的制度。因此，皇帝制度和郡县制度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
但是，秦始皇建立的制度，并不十分完善，所以没过多久，秦朝的统治就分崩离析了，先是农民起义，继而是我们熟悉的“楚汉相争”，随之而来的是刘邦的胜利和汉朝的建立。
鉴于秦朝的历史教训，汉代的统治者对秦始皇的皇帝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升级，以此来完善制度、稳定社会。其中包含了许多举措，第一条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我们说过，秦朝的成功之道就在于通过法家的改革，实现了富国强兵。但是，法家用于和平年代的统治，就显得太过残酷，百姓怨声载道，王朝的根基也就受到了动摇。
与之相比，儒家的理念更为温和，强调仁爱、包容，鼓励统治者采取对人民友善的政策。这一点非常符合汉代统治者的需求。于是，在汉初短暂地实施“黄老之术”之后，在汉武帝的时代，就制定了儒家独尊的策略。
汉代的制度升级，还体现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其中的一个例子是，汉代的皇帝开始立太子。这也是对秦朝灭亡的经验总结。
汉朝的皇帝和大臣认为，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没有早早地把扶苏立为太子，才让胡亥钻了空子，导致一蹶不振。因此，早在汉高祖还没有夺得天下的时候，就立了太子。
但立了太子，还不足以保证皇帝制度的尽善尽美，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太后干政”，或者说外戚干政。
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汉朝很久，出现了吕后、窦太后这样的后宫干涉者，影响了皇权的权威，于是，汉武帝对后宫下手，采用强力手段控制后宫干政，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就像一句俗语说的那样，“按下葫芦浮起瓢”，影响皇帝制度正常运行的不利因素还有许多，比如权臣、宦官、奸臣、小人……这个列表可以一路写下去。
因此，在中国古代，做皇帝并不容易，皇权太具诱惑力，以至于几乎所有人都盯着皇帝的权柄，一有机会就想取而代之。
所以，从秦始皇开始，不论什么朝代，每一个皇帝都要思考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怎么样才能保证皇位永固，不让他人染指呢？答案是皇帝要不断寻找皇帝制度的漏洞，想方设法地加以修补、完善。
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在从秦到清的两千年间，一代又一代的皇帝进行了不停的“智力接力”，对皇帝制度进行修补，塑造了中国历史的基本逻辑。
与之相伴而来的，就是贯穿始终的治乱循环。
古代王朝周期性崩溃的原因
说起治乱循环，我们要关注几个要点：第一是频繁的改朝换代，第二是频繁的农民起义。
这两点加在一起，就产生了频繁的治乱循环，一个王朝接着一个王朝，但是又重走老路，从冉冉升起的朝阳，变成奄奄一息的落日，陷入周期性的崩溃。
这种崩溃，是皇帝制度和郡县制度的基本规律。就像我们现在使用手机，一部新手机，在开始的时候，往往会运行得比较顺畅，但是时间久了，就变得卡顿，以至于无法使用了。
中国古代的王朝也是这样。在开始时，往往会有一段蓬勃发展的时期，会出现“盛世”。但是，没多久就会出现腐败混乱的局面。随着官逼民反，各种危机都爆发出来，导致王朝崩溃，一发不可收拾。
那么，为什么古代王朝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提出过很多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传统的观点。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中，把王朝的盛衰归因于人类的意志力，或者说是皇帝的素质问题。古人认为，开国皇帝能力强，后来的皇帝越来越软弱，导致国家灭亡。
第二种解释，是气候方面的原因。有学者指出，古代王朝的衰亡，大多数是因为遇到了气候上的灾难，比如干旱、洪水，都会严重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
第三种解释，则是认为，中国古代周期性的“土地兼并”导致了治乱的循环。在每个王朝建立之初，由于战争消灭了大量的地主，所以土地可以平均分配，有利于农民的生活。但是到了中后期，贫富分化加重，大部分土地又被地主占去，所以贫民只能给地主做佃户，受到了压迫，最后逼得走投无路，只能造反。
实际上，当代历史学家最新的研究成果已经告诉我们，这些传统的观点都存在缺陷，不能真正解释中国古代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本原因。
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郡县制度、皇帝制度内在的巨大缺陷，而这个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政府的需求太高，收入不够，所以只能想方设法地加税、横征暴敛。
这背后的原因是，国家财政供养的人员太多了。为了维持郡县制大一统统治的正常运转，就需要一个规模庞大的官员群体。随着官员人数的增多，腐败也就更容易蔓延开来。
与此同时，社会上还有其他的许多利益集团，比如皇族、世家大族，他们是社会的寄生虫，不生产、只索取，政府的收入不足以满足所有利益集团的需要，只能转头向百姓索取。
这就涉及第二个方面的缺陷。那就是，传统中国社会中，皇帝和国家的汲取能力过度发达，很快就超过了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
也就是说，朝廷从百姓手中拿得太多了，他们的权力又没有受到任何的监督和限制，自然就会不断加深，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所以，在历史上我们看到过无数的例子，每一个新的王朝，在建立时都会声称“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把减轻百姓的负担作为政策。但是，事与愿违，到了王朝的后期，朝廷往往会横征暴敛，百姓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那么，如果我们简单总结中国古代治乱循环、官逼民反的原因，那就是：在郡县制度下，农民负担总是变得越来越重，以致无法承受，只好官逼民反。
为什么古代欧洲没有“官逼民反”
我们在一开始介绍这本《简读中国史》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本书的一大特色，就是把中国史和世界史结合起来，帮助我们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中理解中国历史。
那么，既然中国历史不断地出现治乱循环，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又是什么情况呢？比如，在古代的欧洲，也经历过许多历史的盛衰沉浮，他们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吗？
答案其实十分出人意料，古代欧洲并没有出现过“官逼民反”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理念、文化等方方面面。
首先，西方的中世纪时期，占人口大多数的农奴，虽然地位不如贵族阶层，但是他们受到合法契约保护，这种契约关系是从上到下的。国王与贵族之间有契约，而贵族与农奴之间也有契约，规定了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因此，和中国古代的农民相比，欧洲农奴身上的负担要稳定得多、也轻得多。所以，不会出现负担越来越重、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既然如此，农奴也就不需要揭竿而起了。
古代欧洲和古代中国的第二个区别，在于社会保障的不同。
在中国古代的郡县制下，农民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相反，在欧洲古代，人民的社会保障做得更好。
我们知道，政府存在不同的类型，有的是大政府，有的是小政府。郡县制下的中国，既是大政府、又是小政府，属于二者的结合。
一方面，国家的权力非常大，对民间社会的控制能力非常强，税收、征兵、劳役，国家安排得明明白白。
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政府也是“小政府”，因为，政府在收完税之后，并不负责老百姓的基本福利，所有的利益都被集中在统治集团的上层了。
正因如此，底层百姓只能自求多福，通过多生孩子，来换取未来的保障，产生了“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
和古代中国相比，古代欧洲的农奴却享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当时的法律规定，领主不能随便拿走农奴的土地。同时，领主也要保障农奴的假期，还要负责为农奴提供牲畜、车辆和工具。
除此之外，古代欧洲和中国的区别，还有一条是社会结构的不同。
在欧洲，下一层向上一层效忠，而上一层则有义务向下一层提供保障。因此，在天灾人祸来临时，庄园会救济农奴，这也符合贵族的利益。
同时，一旦农奴和庄园主发生冲突，还可以向更上层的领主或者国王请愿，来协调他们的关系。
但是，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元化”的刚性结构，农民是“沉默的大多数”，既没有表达诉求的渠道，也没有被人尊重的社会地位。
因此，中国的百姓在面对官府的时候，永远是恐惧、躲避和驯服的。他们只能不断地忍耐，这又使得统治者的压迫变本加厉，陷入恶性循环。最后，他们只有“官逼民反”这一条绝望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