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钢”，是一个响亮的名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它走在前边，昂首阔步，大踏步前进，引世人瞩目。

在首都钢铁公司的改革和建设中，出现了一批改革者，一批杰出的经营管理者，他们作为首钢改革的中坚力量，披荆斩棘，呕心沥血，为首钢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管志诚起初也在此列，在他头上，闪耀着许多光环：他跟钢铁打交道，已有40多年的历史，是个“老钢铁”。他是个苦出身。

1932年，管志诚降生在京郊农村一个农户家里时，迎接他的，是贫寒的家境，衣不足蔽体，食不足充饥。10多岁的时候，就进了一家织布厂当童工，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建国以后，他有着不断进步、不断升迁的履历。

管志诚在不满20岁时，就走进了北京石景山钢铁制作所白灰矿，当时是一位搬运工。

小伙子聪明好学，乖巧伶俐，人缘也很不错，所以在195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因为在工作上有热情，有干劲，肯钻研，善思索，业务上的进步也很快，相继当过采矿工、班长、工段长，后来又当上了科长、副矿长、副处长。

在政治的仕途上，他继续升迁着：先后担任了首都钢铁公司初轧厂党委书记，炼钢厂党委书记、民产公司党委书记、矿山公司党委书记。1989年初，又接任了首钢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他还曾兼任过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助理。

他曾是个经营管理型人才。管志诚不仅具有在基层多种不同领导岗位从事领导、管理的经验，而且在几个大企业里担任过第一把手。

他熟悉各种业务工作、熟悉党务工作，政治工作，还有一套行政管理、业务技术的经验。

他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当年，首钢轧钢厂的生产设计能力为61.5万吨，身为厂党委书记的管志诚，及时地发现了问题的症结，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使轧钢年产量达到200万吨。

他参与总结的“企业管理六字法”，曾被美国专家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方法，引起了国内外企业界的重视。他还具有较为广博的知识，诸如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心理学等等。

他对人生界定的三要素，为许多人所欣赏。管志诚首认为，人的一生应当要处理好三件事：一是定向，要早一点确定努力和奋斗的目标，否则就是一个糊涂人；二是要有开拓和冒险精神，否则就是一个懦弱的人；三要处理好家庭问题，有一个好家庭、好妻子作后盾，比如居里夫人有个志同道合的好丈夫，马克思有燕妮，否则他的事业上也不容易成功。

他在首钢有着重要的地位。管志诚最后所担任的党委书记的首钢北京钢铁公司，是首都钢铁公司所属6大公司的一大龙头企业，拥有8万名职工。

并且，在当年首都钢铁公司实现的19亿生产利润中，80%即由北京钢铁公司创得。然而，在各种各样耀眼的光环的底下，一个暗藏着的阴影渐渐的扩展开来…

1982年，50岁的管志诚到首钢炼钢厂走马上任，担任了炼钢厂的党委书记，坐上了炼钢厂第一把手的交椅。

上任以后，管成诚便很快开展了工作。借助他在钢铁厂工作多年的经验，一切都是井井有条地被梳理了一遍。他这个第一把手很快就被本厂的干部和职工所接受了，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威。

工作上的顺利，使管志诚有些飘积然起来，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在来到炼钢厂之前，他在初轧厂任党委书记，工作得也不错，更重要的是有一定的做第一把手的经验。

就在管成诚在炼钢厂的工作得心应手，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正值花季年华的女职工。

她叫于惠荣，当年正是23岁，充满着青春活力。她是本公司联合经销处的一位业务员，专管运转计划。

我们不必去追溯他们之间最初是如何眉目传情、暗送秋波、彼此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的细节了。

管志诚和于惠荣的交往，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很快就成了“干父女”。当管志诚听到于惠荣带有娇嗔之声喊着“干爹”时，管志诚也就乐滋滋地、心领神会地接受了“干女儿”甜蜜亲切的称呼。

这声音使他感到心酥、心醉，他似乎一天不听到“干女儿”那甜美的声音，就感到坐立不安，不知所措。

管志诚也曾想到过自己的家。他有一位结发妻子，为他生了四个儿女，上面还有老母健在。但他感到一切都是那么乏味，没有一点浪漫的色彩，没有一点“家庭乐趣”。

老妻虽然与自己相伴了几十个春秋，对自己的性格脾气都了如指掌，但在管志诚眼里，老妻总是有些什么不足，使他内心感到不满、感到烦闷，感到无趣。

尤其是遇见于惠荣之后，这些感觉日益强烈起来，小于是多么的有活力、有魅力、有情趣，招人喜欢，她能使他感到生活很愉快、很有意思，使他精神更加饱满，焕发内在的青春活力。

为什么老妻做不到这点呢？管志诚突然想到，只能怪旧社会呀，自己的婚烟是在父母的一手操办中，从头到尾全部包办的，自己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

我们是先结婚，后来才发展了一点感情，但这点感情后来也没有很好地维系下去。我们的婚姻是不幸的。

管志诚想到这里，越发觉得与于惠荣的“感情”来的不易。于是彼此间的“感情交流”不断深化了，不久，便达到了“男欢女乐”的境界。他们姘居了。

尽管管志诚自欺欺人地认为，从于惠荣那里，他获得了“真正的感情”，焕发了“第二青春”，而实际上，这无非是一种色权交易而已。

如果说，管志诚可以用“没有家庭乐趣”和“夫妻感情不好”来为他与于惠荣的姘居作辩解的话，那么，对管志诚与杨娣的不正当男关系，他又应作何种解释呢？

杨娣，原为石景山区苹果园幼儿园的保育员。当然，保育员的工作并不能使她满意。

在她看来，成天围着一帮小娃娃，或者是一帮小娃娃围着自己，蹦呀、跳呀、唱呀，俨然是一位“大娃娃”了，这太没劲了。

尤其是小孩哭了，或不吃饭了，或拉屎撒尿之类的事情，也得她哄着、逗着、收拾着，这与“小保姆”干的活有多大区别呢？

杨娣经常发着牢骚，一肚子的不满意。她想不干了。但不干这个工作，自己又能干其他什么事呢？又去哪里找到其他工作呢？

迷惘之际，她想起了一个人，凭着直觉她感到这个人能够帮助她摆脱这群娃娃。他就是管志诚——她的一个邻居。

在她与管志诚的日常相处中，她感到，这位管大人虽然已到“知天命”之年，但他色迷迷的目光，却流露出对女色的贪婪和渴求。

她还知道，她的这位邻居，现在正走着红运，不是这里的“一把手”，就是那里的“一把手”，是个有权的、说话能算数的人物。

既然如此，何不用自己的芳龄美貌去诱惑他，用他的权力为自己带来荣华富贵的生活和轻松悠闲的工作呢？

于是，杨悌走出了这一步：以自己的美貌和年轻的身体，去博得管志诚的欢心。

她辞掉了保育员的工作，投到管志诚的怀抱里。管志诚对杨娣也渴望已久。虽然经常见面，但可望不可及，令人痛苦。

尽管与于惠荣并没有闻断过姘居生活，但日子一久，也觉得于惠荣有点乏味了，而杨娣则比于惠荣更为年轻，更为可爱，更有情趣。何乐而不为呢？

管志诚这样想着，便与杨娣“风流”上了。杨娣也认管志诚为“干爹”，甚至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管小悌”，当起了管志诚的“贴心小棉袄”。

收了两个“干女儿”后，管志诚还享受起了“天伦之乐”，1988年，他专门从自己收的贿款里拿出11.59万元，在石景山某小区买了一套三居室的商品房，供他和两个“干女儿”居住。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也日趋丰富，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录相机、黄金首饰、室内装饰以及买房等，逐渐成为人们的生活内容。

人们的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但这一切都离不开钱。管志诚逐渐感党到，在这个琳琅满目的世界里，要拴住女人的心，要想使自己的“干女儿”们继续成为自己满足情欲的工具，必须要有钱。

但是，又如何去搞到大笔大笔的钱呢？管志诚掂量着自己手中之权。作为“一把手”，这个权还是管用的，过去就靠这个权，使于惠荣得到不少好处。

但是，由于首都钢铁公司属于国家大型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所生产的产品，是没有多少支配权的，一切都是国家调拔。

这样一来，尽管是“一把手”，却并不能以权轻易聚来钱财。管志诚为此深深地苦恼着，苦于机会太少。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钢材由原来的封闭式、单渠道、国家调拨，开始进入商品市场。1986年，首都钢铁公司推出了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即在完成国家指令计划之后，可以自主批售钢材。

这项改革措施，是进一步调动企业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挖潜革新，推动企业发展的正确之举。

但是，管志诚却从中看到了一个以权聚财的机会。他利用改革措施不配套，监督机制没有及时地建立健全的情况，挖空心思地钻改革政策的“空子”，以权谋私，以权聚财。

1986年10月的一天。河北省丰润县某厂的赵厂长和县里的有关领导同志一起，来到了管志诚的办公室。他们希望管志诚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厂里的原材料——矽钢片。

“原材紧张，面临停产，特前来求援购买矽钢片，万望协助，以解燃眉之急！”他们恳切地说。

“需要多少？”管志诚立即判断出这是一个聚财的机会，他急忙问道。

“当然是越多越好。”赵厂长说道，“如果不便，一二百吨也行”。

“好吧”，管志诚爽快地答道，“我尽力帮助解决一些。”

他彬彬有礼地送走这批人后，就立即吩咐下属开始办理这件事。“以矿山公司名义向首钢公司打报告，请求为唐山市解决500吨矽钢片。”

此时的管志诚是矿山公司党委书记。报告送呈首钢公司总经理那里。很快得到了批复，批了200吨矽钢片。

管志诚手里有货以后，开始盘算如何敲赵厂长一笔。他先是加大了弄到这批货的难度：“经一番努力，搞到了200吨矽钢片。”

赵厂长为此说了一大堆非常感谢的话。接着，管志诚又设了一个“关卡”：“不过，这货不能直接出京。”

这一“关卡”确实把京外的赵厂长给蒙住了，“那怎么办？”一双焦虑的眼晴紧盯着管志诚。

管志诚则不紧不慢地说遵：“得在京找个单位，走一下手续，要提点手续费”。

“提多少？”

“每吨150元”。

“200吨就得3万？”赵厂长一合计，这数额够大的。但他想到这批货，想到本厂停工待料的前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3万就3万吧！”

管志诚就这样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第一次被诈了一笔可观的“外财”。

对这“第一笔”外财，也许“心颤过”，但对管志诚来说，更多的是“成功的喜说”。因为这是他等待已久的机会。他要抓住这个时机，充分地利用这些时机。

这是管志诚受赠与有些高级干部受贿的区别之处：后者起初是被动受贿，而管志诚一开始就大肆索贿。

走了一个赵厂长，又来了一个张厂长。而管志诚既然敲诈成功了第一次，也决不会坐失良机地放走第二次。

这位张厂长同样来自河北丰润，不过他求援于管志诚不是为了“矽钢片”，而是为了“盘条”。

管志诚呢？也有变戏的手法。他先是放下鱼饵：“这儿倒是还有50吨”，不过，“这是另外一个单位的。”当然不再是不能出京的问题了。

张厂长急忙说，“匀给我们吧！”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应当争取。张厂长是这样想的。

“匀给你们不是不可以，但人家要求分利。”管志诚见鱼儿要上钩了，就提出了“实质性”问题：“每吨提补差450元。”

“没问题”，就这样定了。张厂长也许在丰润就有所耳闻，早已作好了精神准备；也许是求物心切，顾不得许多了。总之，他爽快地答应了管志诚的敲诈。

于是，50吨盘条的补差，共2.25万元，又成了管志诚的囊中之物。

管志诚谋私、敲诈的名目是很多的，如收取“手续费”、“加工费”、“补差费”、“劳务费”、“利润分成”、“计划外运输费”，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管志诚为索取高额贿赂，挖空心思，巧取豪夺，“雁过”必定“拔毛”的贪婪本性。

当然，对管志诚巧立的各种索贿名称，上当的有之，也有不买帐的，但是，结局却是一样的：要钢材，就得付额外的费用，不论你知道此索贿的“名”是真还是假。

有一次，江苏省武进县金属材料回收公司需要购买一批罗纹钢。该公司派出了一位科长和一位业务员来找管志诚。

管志诚答应可以批给这家公司1000吨罗纹钢，但同时提出要“利润分成”，比例是5%。

管志诚原以为这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不料，该公司两位代表不愿意“分成”，使管志诚碰了一个钉子。

管志诚不愧是索贿老手，一招不成，便接着又来了一势：“不分成，那你们就负贵支付计划外运输费吧！”他提出，办计划外车皮，每吨钢材需加收运费60元。

1000吨就是6万元。这个数目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两位来客一时也做不了主。科长就先回武进商量此事去了。业务员暂留北京等候。

哪知这位业务员并没有闲着。因为他对管志诚所说的“计划外运输费”持怀疑态度，心里也悠着一股子气，所以，他私下跑到首钢公司来个暗中察访，了解真实情况。

了解的情况证实了他的怀疑：根本就没有什么“计划外运输”一事！

他立即意识到：管志诚是在利用手中的钢材蔽竹杠。他要找管志诚说说理去。他找到了管志诚。管志诚由此恼羞成怒。

“敲竹杠？敲谁的竹杠？现在铁路上车皮紧张得很，你们的货物得用计划外车皮，这叫计划外车皮费！懂不懂？”

管志诚似乎没有任何理亏，也不作任何让步。就这样，1000吨钢材就是不给批运。不得不再来一次谈判。

科长说了一大筐的赔礼道歉的话：都是小伙年轻啦，气盛啦，都是我们不对啦，等等。

“求您费心，给我们办吧。”科长恳求道。

“答应交计划外运费6万”。管志诚寸金不让，仍然提出原先的要求。最后，经过讨价还价，管志诚还是得了3万元“计划外运费”。

其实，对管志诚的所作所为，不少人还是有所察觉的。有曾当面正色劝告管志诚：反映你问题的举报信已不少了，你要多注意喽。

然而对于这些善意提醒，管志诚却置若罔闻，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1990年4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管志诚立案侦查。一年多以后的1991年7月18日，管志诚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