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列士是葡萄牙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臣，他于1517年抵达广州，滞留广州近两年后获准进京，但此行并不顺利，不仅后来使团被遣回广州，且被全部囚禁，最后死在中国。

1522年，葡萄牙另一支舰队抵达广州海岸，与大明海军发生冲突，又一批葡萄牙人被捕，皇帝下令处决大部分人，少数人遭到流放，这些人在流放中又死去一部分，这就是最早进入大明境内的葡萄牙人的命运。

这些葡萄牙人被囚禁广州期间，其中两人克利斯多弗·维埃拉和瓦斯科·卡尔渥成功地将两封写在中国纸上的信函送出。历史学家们在里斯本的国家档案馆发现了这些信函的残卷(两封信共500页)，是用毛笔写的葡萄牙文，信函一开始谈到1520年5月使团大使与国王一起在南京，表明使团曾经见到了大明帝国正德皇帝。

这批信函是葡萄牙人进入大明帝国后发回的情报，比起那些通过中间途径了解到事实或事隔几十年之后撰写的回忆来说，要真实得多也重要得多。

信中说，第二批抵达广州海岸的葡萄牙舰队遭到中国海军的攻击，所有船队成员或在战斗中被杀或被俘后遭到屠杀，使臣们因声明自己的身份而逃过一劫，但还是被关在监狱内，在监狱中一些人饿死，一些人最后被绞杀，或被打死。

官员们宣判他们为强盗，是“大海盗派遣的小海盗，伪装前来侦探我们的国家”，宣布将他们作为海盗斩首，一共有23人。囚牢中的维埃拉在信中以大段文字论述征服中国的可能性，并鼓动葡萄牙国王派遣舰队进攻大明帝国，不仅详细做出进攻的具体指导,敌人的位置、薄弱的地点，以及登陆处、战术的运用等，还对群众归附葡萄牙人的可能性做了说明。显然，在这种情景之下的报道很难冷静，但信中仍旧提供了大明帝国方方面面的详尽信息，如政区地理、地方行政、生产结构、贸易能力、人员和物质的军事准备、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监狱和司法系统等等:比如在谈到帝国的控制时，信中说，百姓如果没有官方颁发的许可证(证件上要注明姓名、年龄及详细个人情况)，任何人都不能离开他们居住地100里以外,违反者可以直接当作强盗逮捕,“因为各大路和地方都布满了密探”，这应该是对大明帝国路引制度的最早境外报道了。再如，信中谈及大明帝国的海军，说他们并非正规士兵，而是由乡民组成的临时部队，驾驶抢来的船只，使用抢来的武器，他们都是些软弱的小伙子，当尝到葡萄牙人火器的滋味后，他们很快就成为葡人一伙了。广东官方只好从广西调遣一种叫作“狼人”(狼家)的士兵进驻，但这些人并不能打仗，与造反者打仗时，他们抓不到强盗，就进攻强盗的家园，杀了无数的人，取走他们的财物，砍下他们的头，并声称他们就是强盗。“为不留下证据，将众人杀戮殆尽”,百姓屈从、懦弱，不敢启口。全中国无不如此，比我所说的还要坏,所以人人思反，希望这些在广东的葡萄牙人到来”。

这两封信所描述的大明朝并不准确，但是使当时的葡萄牙对中国有了一个具体的了解，可以说有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