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有多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他却能精准预判

毛主席有多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他却能精准预判！有三件事情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长征时期的毛主席英气逼人目光如炬

第一件事，反对攻打赣州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经统治了中央，他们狂热地强调所谓“进攻路线”，在文件中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把所有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律粗暴地斥为“保守”、“退却”，甚至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1931年12月15日，原在上海没有到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抵达闽西苏区，月底，抵达红都瑞金。1932年1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举行，重点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

周恩来刚抵达瑞金时，曾就这个问题征求过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认为，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而红军又不具备攻打坚城的技术条件，所以，他明确表示，红军不能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采纳了毛主席的意见，并致电临时中央，表达了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的意见。

但临时中央坚持要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只不过表示，如果不能攻打南昌，那至少要在抚州、吉安和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此次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攻打这三个城市中的哪一个的问题。众人讨论来讨论去，认为相对而言，赣州敌人的守军较少，而且同周围敌军联系不算密切。

但毛主席仍然不同意攻打赣州，他详细摆出意见：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而且赣州南北部都屯集了敌人重兵，以红军现有兵力和技术装备很有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如果非要强行攻打，那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打法。

但此时，中央局多数人都听从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攻打赣州。1月10日，中革军委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赴前线督战。还有人提出，等打下赣州再找毛主席算账。毛主席受到严重排挤和打压，刚好身体又生病了，只好带着警卫班去了东华山古庙休养。

3月上旬的一天，项英骑马冒雨来东华山找毛主席，他说，赣州前线战事失利了，红军腹背受敌，情势危急，中革军委急电要毛主席暂停休养，赶紧去前线为攻打赣州失利的红军解困。毛主席二话不说，冒风雨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红五军团来解救红三军团之困。

当晚，毛主席又冒雨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前线指挥部。抵达后，朱德告诉毛主席，已经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把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的支援下，红三军团终于脱离险境。此次攻打赣州历时33天，城没能攻下，还导致中央红军伤亡多达3000多人。

通道转兵（油画）

第二件事，坚决主张红军通道转兵

1935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通过国民党军队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遭遇敌人重兵围攻，经过持续数天的苦战后，中央红军主力虽然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自身却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红军由出发前的86000余人锐减为30000多人，士气低迷，失败的情绪挥之不去。

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打醒了广大红军干部，他们越来越觉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接连失利，现在几乎濒临绝境，关键就在于排斥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部队中的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越来越强烈。

毛主席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和他们两人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存在的军事指挥错误，明确向他们提出，红军再也不能按原计划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王稼祥和张闻天很快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此后，就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和博古的斗争，这个斗争持续到遵义会议。

蒋介石此时志在必得，因为他已经清晰洞察了中央红军主力的行军意图：前往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他调集了20万兵力，设置了四道防线，目的就是要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而博古和李德仍然坚持要按原定计划行军，这无异于要中央红军主力主动钻进蒋介石的包围圈。

在这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红军应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道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地区去，坚决不能再往北走了。此时，博古和李德因湘江战役惨败而失魂落魄，红军的指挥权实际上已经落到了周恩来的肩上，周恩来同意毛主席的主张。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举行临时紧急会议，会议由周恩来召集，目的就是讨论接下来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和博古无视红军已经深陷危局的现状，仍然一意孤行坚持要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毛主席当即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意见，因为这将会使红军陷入敌军重兵包围。

毛主席拿出破译敌人电台的电报材料，明确指出，敌军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已经构筑起了四道防御碉堡线，口袋都做好了，就等红军往里面钻了。因此，毛主席建议，改变行军方向，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地区进发。毛主席的主张，得到了周恩来、王稼祥和张闻天等人的支持。

当天傍晚，中革军委发出了“万万火急”电令，明确规定红军向西进发的行军方向，并要求红军第一师相机攻占黎平。这就是毛主席坚决主张的“通道转兵”，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向西进军，等待中央红军的，无疑将是灭顶之灾。

周恩来、毛主席和博古（从左至右）

第三件事，反对攻打打鼓新场

1935年2月，毛主席率领红军“二渡赤水”后，紧接着挥军拿下娄山关，攻下遵义城。这一个多月以来，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轻松自如地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红军只要一动作，蒋介石就不得不重新排兵布阵。等到敌人准备好，红军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到别处去了。

蒋介石被搞得晕头转向，焦躁不安，他预判红军仍然要东渡乌江与萧克、贺龙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在乌江沿岸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毛主席想诱敌出战，但敌人固守在工事中不肯出战，红军没办法与敌人决战。毛主席就命主力部队在鸭溪一带隐蔽休整，待机迎敌。

3月10日，凌晨1点，前敌司令部收到红一军团领导人林聂二人来电，他们建议立即攻打黔北重镇打鼓新场，因为只有王家烈残部镇守在这里。中央立即在鸭溪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一军团提出的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后，凡重大作战行动，负总责的张闻天都是召集20多人来讨论决定。

这次会议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林聂二人提出的攻打打鼓新场的建议，唯有毛主席一个人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是，滇军主力正向打鼓新场一带压过来，红军如果攻打打鼓新场，将面对黔军和滇军，以及周浑元、吴奇伟、孙渡郭勋祺等部的合拢围攻，毫无疑问会陷入敌军重兵围困的境地。

不论毛主席怎么苦口婆心解释其中利害关系，开会的绝大多数还是同意攻打打鼓新场，毛主席见状，不由急了，表示，如果你们还要坚持攻打打鼓新场，那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3月4日刚任命的）就不干了！说完，他气呼呼走了。他一走，大家竟然通过了撤销毛主席政委职务的决定。

更重要的是，大家还迅速拟出了给林聂二人的电报，表示同意他们提出的作战方案。37年后，最重要的当事人周恩来回忆：当晚毛主席回去思来想去还是不放心，半夜提着马灯赶到他的住处，要他晚一点签发作战命令，而且说服了他，因为当时他是军事上的最后负责人。

周恩来的态度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的转变，才终于促使其他大多数人的转变。第二天一大早再次开会，周恩来说服了大家。会后，中央军委发出命令，收回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都知道，这其实是毛主席把中央红军从鬼门关给拉回来的。

如果不是毛主席以神一般的敏锐洞察力，超前预判出“攻打打鼓新场”这个军事行动蕴含的巨大风险；如果不是毛主席态度坚决地反对和阻止“攻打打鼓新场”这个决定，中央红军的命运，基本上在这个时候就彻底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