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了陈蕃这个故事，才能知道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典故，多么令人神往。

我们将从宦官时代、党锢之祸和华夏气节等三方面聊一聊。

陈蕃的主要活动在东汉桓帝时期。

东汉一共12位皇帝，其中9位皇帝都是幼年即位的，而且多是短命。能活过34岁的，只有光武帝、明帝、桓帝和献帝四位皇帝。

长期的皇权空档期，就造成了一个问题：皇权由谁暂时管控？

通过春秋战国、西汉等历史经验，皇权可以暂时交到太后手中，但是为了避免出现第二个吕雉，并且不直接面对朝臣，可以让太后的兄弟协助治理国家，一般都会被任命为大将军——秦国在很长时间都是这种状态，而且秦国是一个成功的案例。这就是外戚干政。

为了制衡外戚，一般皇帝都会培养宦官，宦官的权势完全依附于皇帝，也就是说没有实权，对皇权的威胁性远小于朝臣和外戚。

东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权力在外戚和宦官之间切换。

桓帝就是在外戚干政的情况下上台的。

他之所以能够上台，就是因为汉质帝说当时的外戚大将军梁冀专横跋扈，被其毒杀。

桓帝亲政后，小心翼翼，要杀掉专权二十多年的外戚梁冀。

当时朝野上下几乎都是梁冀的人，朝堂上的人用不上。

梁冀又是外戚，外戚也用不上。

汉桓帝只用了五位宦官发动政变，击杀梁冀，开始宦官专权时代，这就是汉桓帝“亲小人”，重用宦官的重要原因。

在宦官时代，宦官们任用私人，败坏朝政，为祸乡里。

他们在大赦天下之前犯罪，想靠着大赦天下逃脱惩罚，但是刚正不阿的官员们不畏权贵，在大赦之后仍按律处置了他们。

宦官们大惊大怒，组团向桓帝告状，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重处罚了这些官员，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

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一同进谏，见桓帝不悦，后来陈蕃单独上书，为被罚的官员辩解，并要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

当时的陈蕃位列三公，一身浩然正气，颇有名望，宦官们不敢加害，但对其他人大肆报复。

成瑨刘质等最终在狱中被害，岑晊、张牧等人逃亡得免。

此时朝野上下、民间百姓都站在陈蕃等士人一边，指责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排斥忠良。

这时候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宦官党羽张成之子，士人、宦官间的矛盾在此爆发。

桓帝大怒，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

诏书来到陈蕃这里，他大不同意，拒绝平署诏书，以致诏书无法颁布。

桓帝更怒了。

梁冀乱政的时候看不到你们，手中无权的宦官们出头了，你们都露出来了。

这就是汉桓帝“远贤臣”的重要原因。

于是绕过司法程序，直接下令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宦官有恃无恐，愈发猖狂，抓捕了许多“天下名士”，并有多人慷慨赴义。

陈蕃心急如焚，再度上书桓帝，陈述利害关系，却被免去太尉一职。

直到国丈窦武上书求情，狱中官员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们怕牵扯到自己，于是纷纷向桓帝进言，说要大赦天下了。

借着这次大赦，第一次党锢之祸才结束。

第二年，汉灵帝即位，陈蕃、窦武等士人再度掌权，认为宦官不应干政，要诛灭宦官。没想到事情泄露，陈蕃、窦武反被宦官杀害。

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此次党锢之祸时间很长，故事很多：

从168年汉灵帝即位到189年汉灵帝驾崩，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名名士被宦官下狱处死。

天下在宦官的破坏中，走到了“黄巾起义”，汉灵帝怕党人与黄巾一同作乱，大赦天下。外戚和朝廷官员要整顿宫内，结果大将军何进被十常侍杀害，董卓入京，第二次党锢之争才结束。

王允巧用连环计，让吕布杀死董卓之后，才为陈蕃等人平反。

以陈蕃为首的朝廷大臣为了反对宦官专权，以身殉道者数以千计。

这份气节，其实在东汉初年，就已经有了端倪。

东汉第二位皇帝汉明帝和第三位皇帝汉章帝，励精图治，推行德政。在其统治之下，政令清明，经济复苏。

他们大兴学校，以儒术治国，引入佛教，以致风俗淳厚，天下太平。这也塑造了华夏民族独立人格和高尚气节。

诸如徐孺这种甘于平淡，特立独行的人。

又如陈蕃这种重节轻死，以身报国之士，不绝于书。

特别是在党锢之乱中，富有独立人格和殉道精神的知识分子数以千计。

要知道那时候的歌谣，对汉桓帝的讽刺，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而陈蕃如此之气节，在王勃的《滕王阁序》中没有大书而特书，却用了一个“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典故，既说明了豫章故郡的人杰地灵，又说明了洪都新府的气节传承。

但是只有了解了陈蕃的基本生平之后才知道，一个波澜壮阔、以死明志的人物背后，还有谈笑风生中，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典故。

那么悠然，那么淡雅，那么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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