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人在上海》 （美）韩起澜 上海书店出版社
地域标签，在网络和现实生活里都是流行的话题，经常伴随着各种刻板印象，“散装江苏”“广东人爱吃福建人”等梗已然被解构为了娱乐性的话题。但地域标签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正是美国历史学者韩起澜（艾米莉·洪尼格）通过《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一书试图解答的问题。在这本书中，她选取了颇有样本性的城市——上海以及这个城市里的“苏北人”作为研究对象。
“苏北”一词从字面上理解，是一个地理概念，用以指代江苏境内，长江以北，延伸至徐州的广袤平原地带。但在“苏北人”这一组合名词中，“苏北”更多的是一种人文的、经济上的概念，指代那片因种种历史原因而经济衰退、社会失序的疆域，是一个由地理上的苏北与江南之间加剧的经济实力差所产生的人造概念。在作者看来，“苏北人”很有可能先于苏北这一地名，作为描述上海移民人口的词汇被“含糊地界定”，因而，是由“苏北人”定义了苏北。
书名中的“1850—1980”所容纳的时间界限，指明了“苏北人”概念的近代性。历史上的苏北经济繁荣，人才辈出，代表城市扬州曾是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繁荣史长达千年。但即便像这样的名城，也逃不过历史的兴衰，时运的此消彼长。十九世纪中叶，随着扬州的衰落，江南的兴起，以及洪水、灾荒或战争之故，苏北大批难民逃离家园，前往富庶的江南和开埠后正在崛起的上海谋求生机，他们就像同时期逃往美洲的爱尔兰人一样，遭受了当地土著居民“理所当然”地抵触，很多人只能从事黄包车夫、码头工人等收入微薄的工作，他们从事的苦力活又使他们被贴上了社会底层的标签。
这样的现象，归根到底是源自经济上的落差，发达地区的居民对欠发达地区移民的抵制，究其原因，既有对于就业岗位被取代的担忧，又有对于社会秩序混乱的恐惧。多重原因之下，上海的土著居民对蜂拥而至的“苏北人”戴上了有色眼镜。地域的隔阂进一步加大了社区之间的分裂，正如20世纪的美国社区经常因肤色与种族被划分成黑人区、拉丁区、白人区那样，到大城市讨生活的苏北人也因经济实力不济而被排斥在了上海土著的社区之外，又因同乡风俗的相近而聚居到了一起，于旧租界地带的河岸边形成了一片属于苏北人的聚居区，虽然环境与生活质量欠佳，但终归使初来乍到的移民有了落脚之地。经济要素提供的斥力，将这些居民置于主流社区之外;而文化要素则提供了一个吸引力，使他们聚居在了特定区域之内。出乎彼时上海当局的预料，聚居增强了苏北人内部的团结性，构建起了“上海苏北人”这一集体的群体身份意识，使“苏北移民”逐渐成为“江南土著”之外，上海的又一代表性群体。
苏北人的扎根客观上丰富了上海的社会结构，但在一定时期内，与土著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也难以避免。民国时期，上海当局曾多次试图清除棚户区内苏北人的住所，并将其遣送回籍，将这些苏北移民从上海边缘化——遵循着“先入为主”的原则，上海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那些更早的、来自江南的移民所界定的。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工厂内部，先入为主的江南人占据了工厂的大多数岗位，并对这些外来者争抢他们的饭碗而感到忧虑——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对于绝大多数“苏北人”而言，再差的岗位也比老家的生活要好，因此，他们会为了保住工作而加倍努力地干活。
韩起澜在她的另一部作品《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中就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来自苏北的工人，因干活太过卖力，引起其他工人的不满，最终迫使她不得不辞职，阶级之间的矛盾就这样被转嫁为了阶级内部的族群矛盾。而这恰恰反映出了苏北人与江南人之间矛盾的本质——归根到底，族群矛盾是阶级矛盾的产物，而收入上的平等，才能带来身份文化上的平等。
至此，韩起澜从地理、经济、文化、习俗等多个角度对于“苏北”以及“苏北人”进行了完整的诠释。但显然，韩起澜教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仅仅出于了解历史的目的；在我看来，她研究社会分裂的缘由，是想要探索如何弥合族群之间的裂痕，修复这一裂痕给其中各方带来的创伤。
作为一本民族志研究，作者特别注意了中国语境下“籍贯”的重要性。“籍贯”本身也是一种认知构建的想象共同体，是一种对于特定地区范围内地理、文化、语音与经济的共同想象，经由历史被塑造为了一体，形成了新的族群。这种族群内部的向心力，既推动了地域内部的共同发展，却又在“地方民族主义”的影响之下建起了壁垒，排斥外来者的进入。
但人为构建起的壁垒，也同样可以在人为的努力下被消解。这本书所透露出的，从更高的视角来看，苏北人在上海的遭遇并不是他们所独有的，上海是全国的缩影，而苏北人的命运，也是往昔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穷人们的命运。事在人为，我相信，这种种人为构建起的不平等壁垒，终将会被名为“人人平等”的洪流所冲散，经济上的趋于平等，终将反馈于社会文化之上，随着社会的进步，历史的流毒终将被洗刷一清。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赵昱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