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2020年写下了相当沉重的一笔。 武汉，疫情的“风暴眼”，这座城的疫情现状与防控等讯息一时成为焦点； 1月19日，北京报告首例新冠病例，这座城的一举一动，自然也牵动着全世界的目光。 在过去8个多月时间里，北京同全国人民一道，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 9月29日上午，北京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举行。 1001名先进个人、308个先进集体和120名优秀共产党员、1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 新京报记者戴轩荣获北京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防控战场，人人都是战士； 危急时刻，又见遍地英雄。 各行各业扛起责任，其中就包括深入一线的新闻工作者。 正是透过记者的镜头和文字，人们得以了解疫情的现状，感恩医护、科研人员、志愿者们的拼搏守望，感同身受一幕幕人间悲欢。 传媒君 (ID:xjbcmyj) 今天特别邀请新京报记者戴轩，聊一聊她的战疫经历与成长故事。 来吧，一起走进她的世界——
△9月29日 ，戴轩在北京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戴轩，女，1994年出生，毕业于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年入职新京报，任时政新闻部记者。曾参与北京两会、 全国两会、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等报道，多次获北京新闻奖等奖项。
疫情下，北京和武汉两座城的采访
“在武汉的65天，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拉练”
新京报传媒研究：你是什么时候去武汉的？去之前心理状态如何？ 戴轩： 1月27日下午，突然接到主编电话，说有跟医疗队去武汉采访的机会，一个小时后出发，你考虑一下去不去。 消息来得很突然。一来，我跑医疗口，刚不久才向线口打听过北京是否会组队援鄂，当时并没有得到确切的回复，没想到突然就要出发了；二来，4天前我刚刚退了回家过年的机票，做好了在北京盯住疫情的打算，这段日子，每天都在卫健委、疾控中心、医院之间马不停蹄地采访，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转移战场。
除了突然，心里还有点犹豫。对一个记者，尤其是医疗口的记者来说，能去武汉无疑是非常难得和珍贵的机会，但我从业年限短，没有经历过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平时负责本地时政新闻，不跑突发，也很少出差。突然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没有任何前期的资源积累，有些怀疑自己能不能写出足够优秀的稿子。但不管怎么犹豫，还是想去，心一横就答应了，赶紧把猫咪送去同事家，匆匆忙忙带上所有的口罩，胡乱抓了一些衣服就往集合点赶。
当时是说，做好在武汉待一个月的准备，我心里其实不太相信，觉得一周两周 差不多了，没想到一待就是两个多月，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唏嘘。
△武汉的酒店，戴轩生活了两个月的房间，她经常要熬夜写稿，往门口放了一大箱泡面。
新京报传媒研究：到了武汉之后和预想中一样吗？在个人生活及工作的安排上进行了哪些调整？
戴轩： 完全不一样。
从答应去武汉到抵达这半天里，我一直在和主编老师聊选题，我们有很多想做的方向，关于封城期间武汉城市运行的情况、特殊场所如殡仪馆养老院的情况、特殊群体如孕产妇的情况等等。
我以为的采访环境，是我可以去武汉任何一家医院、采访任何一个人，甚至提前和其他医院的医疗队打了招呼，为后续采访做铺垫，到了之后才发现，不管是武汉的封城措施还是医疗队的管理，都不吻合我们自由采访的预想。
随队记者和医疗队吃喝都在一起，为了降低院感风险，我们是禁止自行离开驻地的，甚至一开始禁止去定点医院采访。倒是很理解战时状态这些管理方针的初衷，哪怕有一人感染，整个医疗队一百多人的工作都要受到影响，医生护士们和记者一样，同样处于半“禁足”的状态，但给采访确实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
虽然我们是为了抓新闻去的武汉，但相比医疗队的工作，还是有轻重之分。随后，我调整了自己的采访方向，一方面是扎根医疗队的报道，另一方面从日常采访中积累选题和资源，努力做一些深度的选题。
生活方面，倒是比在北京规律了很多。在北京是一个人生活，吃饭睡觉都很随机，到了医疗队，医生们排班是固定的，饭点也是固定的，外卖也没了，我的作息也变得很规律，早上懒得吃，中午晚饭定点吃，为了“补习”新冠的功课，睡得基本很晚。当然如果有采访，这些生活节奏都要让步。
△3月，武汉驻地酒店。
新京报传媒研究：在北京和武汉的报道感受有什么不同吗？
戴轩： 两地的工作内容变化还是很大的。
在武汉，主要做的是一线的现场报道，围绕着医护、患者、武汉的志愿者和市民，会写更多的援鄂进展、深度故事、人物访谈、医学科普的稿件。
在北京，针对疫情的大的动态报道更多，信息源更广，也增加了很多官方的内容。在武汉，我的行动轨迹基本是驻地——定点医院，在北京，经常去的除了地坛、小汤山等各大医院，还有北京市政府新闻发布厅、卫健委、疾控中心、各个基层采样点、封闭小区等等，一天跑上十来个环也是很正常的事。报道内容主要是疫情进展，譬如小汤山医院收官、新发地疫情爆发、流调进度、在院患者情况等；此外也会做一些民生类的选题，譬如核酸检测的渠道和注意事项、就医政策调整；医学科普始终跟着外界关切的热点在做。故事还在写，但不再仅仅围绕着患者和医生。
其实北京的工作节奏比武汉强了很多，但这就是我的工作常态，也没有特别去调整，两头的工作是无缝对接的，从隔离点出来第二天，就开始联系北京市疾控做北京头两轮疫情的采访了。
感受上最大的不同，应该是工作的上手程度吧。在武汉的65天，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拉练，回来后，不管是对医学知识的掌握，还是新闻点的捕捉和稿件的采写，都更加得心应手了。
△3月，武汉协和医院西院住院楼，戴轩参加新冠肺炎患者救治讨论会，一墙之隔就是北京医疗队负责的院区，已经住满患者。
还有一种打了鸡血的感觉。我们部门内部常说一句话，叫守土有责，北京医疗的线口我跑了三年多，内心深处，北京是我的主场，两个月无暇关注这边的情况，有时听线口聊起自己不知道的事，会有种错失感，很想把空掉的这一块“找补”回来，所以每天除了盯线口动态，还会努力找一些自主选题。其实从武汉回到北京，积攒了两个多月的压力突然就爆发了出来，身体开始出现各种毛病，工作一忙起来，感觉大脑CPU都快烧糊了，熬夜写稿经常有种心脏要跳出嗓子眼的感觉，但没法让自己停下，停下肯定后悔，就靠着这种莫名的斗志和每次写完稿的成就感坚持了下来。
印象深刻的采访
“在疫情中看到的问题，不要轻易忘记”
新京报传媒研究：在武汉及北京疫情报道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某些报道及背后的故事、经历可以分享？印象深刻或有难度的地方在哪？
戴轩： 采访中印象深刻的内容，基本写到稿子里了，个人经历的角度，有时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
我平时是个很怕找人帮忙的人，总觉得自己的事情就该自己解决好，开口求助是一种冒犯，日常采访也是，基本就停留在公事公办、采完了再也不打扰的程度。但是去武汉比较倒霉，到驻地第二天就崴了脚。刚崴脚我还挺难受的，感觉还没大展宏图就负伤了，不知道以后采访咋整，又痛得厉害，借着夜色掩盖偷偷抹了两把眼泪。
北京援鄂医疗队138个人，除了书记刘颖，我一个都不认识，刚到武汉，他们工作很忙，我也没打算向他们求助，但是胸科医院的谢忠尧大夫看到了，特别热心地帮我联系CT室、带我去医院；病房早就改造了，友谊医院的刘壮大夫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冰袋，蹲地上给我绑脚踝；酒店没有冰袋，刘颖书记联系的后勤人员，冻了几瓶矿泉水送我房间；我们进酒店都要往鞋上喷消毒液，看我瘸了，每次一起进大门，世纪坛医院的丁主任就拿着喷壶让我抬脚，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但是被毫无芥蒂地这样关照了一回，我感觉自己的界限感没有那么强了，哪怕是因为工作结识，也可以作为人而不单是采访者和被采访者这么工具性的角色去相处。采访之余，一起溜溜弯、吐吐槽、打打球也挺好，我冷的时候你借我一件衣服，你犯难的时候我帮你出出主意，都是人和人之间很温暖的一面，不用感到不好意思。这65天，我受到身边人很多照顾，原本大家都是素不相识，但分开的时候已经是家人的感觉。离开武汉，我的变化很大，不再会那么羞于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善意，回归日常采访，也愿意抱着更加宽容和开放的心态，和采访对象有更深入的对话和接触。
之所以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因为这种非业务的收获，是去武汉之前我没有想过的。大概人就是这样，会在很多不相干的场合学到一些不相干的重要东西。我们能做的，就是勇敢地把自己“扔出去”，经历一切预料不到的挑战，就像玩游戏通关一样，每完成一个新任务，都会有一些意外收获。
△武汉疫情时，很多民间的志愿者会为医院、医疗队运送物资，驻地酒店外，志愿者们下车休息，戴轩和他们聊了会儿天。
其实每个自主选题做下来，都会有一些感触。
比如去探访北京西城的封闭小区。武汉封城期间，所有社区都是封闭管理的，我们出门可以在大街正中央走，二十分钟碰不上一辆车，但北京的疫情控制得比较好，封闭小区的是少数，我很好奇在这种环境下，里面的人是怎样的生活状态和心态。
△6月，北京。由于疫情，广内街道有7个社区封闭，戴轩在封闭小区内采访居民。
我采访了一位独居高龄老人，因为小区封闭了，她没法出去买药，只能由社区的工作人员代买，这些都是小事，我觉得她最大的痛苦是孤独。人老了，腿脚不便不能下楼，听力不好，看电视接电话都费劲，视力不好，也看不进书，每天一个人在家，既无事可干，又干什么都分外辛苦，她和外界的联系，随着身体机能的退化，越来越弱，灵魂就像被锁在一个日益不透风的笼子里。
没错，疫情隔绝了她和子女，但没有疫情，这种痛苦就不存在吗？每周一次的见面，足以让她独居的其他六天都无痛无忧快乐平静吗？一想到老人说话时的语气和神态，我的心口就会隐隐作痛：还有多少老人正在经历这种孤独？我能为他们的晚年生活做点儿什么？
△4月28日，北京小汤山医院关闭，这是北京抗击新冠疫情的一大标志性事件，戴轩前往现场采访。
还有一次，采访地坛医院的医生蒋荣猛。他是国家卫健委的专家，九月以前一直在各地抗疫，刚从乌鲁木齐回来，和他聊这几个月的所见所闻，有很多疫情初期的情况，是我之前从没听说过的，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跳出新冠以外的话题。他干了这么久的传染病，经常出差，但去的往往都是偏远贫困的地方，东部很少去。他说，疾病也挑人，越穷越爱，新冠也一样，条件越差、居住工作环境越密集、卫生习惯越不好，越容易感染，感染了越容易恶化，因为负担不起医疗费用，美国的有色人种就在验证这样的悲剧。有一些很值得思考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带来了疾病，带来了困境下人和人的差异，并且让这种差异变得不可逆？怎样才能改变它？
不管是独居老奶奶孤独的生活状态，还是和蒋荣猛主任聊传染病问题，都是以新冠为契机，但未必因新冠而起。疫情的确是巨大的灾难，但它不是灾难的源头，我们在疫情中看到的一切问题，当疫情散去后，大概率仍然存在，这是所有人要正视它、思考它、解决它的，不要轻易忘记。
难度比较大的是约采访吧，有一些想采访的对象实在太忙了，也未必都愿意接受采访，不过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需要记者多一些耐心和毅力。
害怕过吗？
“距离和采访对象不可兼得”
新京报传媒研究：距离新冠病毒最近的一次经历是什么？
戴轩： 每次患者出院，为了多和他们说几句话，留他们的联系方式，会隔得特别近，肩膀挨着肩膀这种，其中也有出院后复阳的。有时候熟悉的医生会提醒我保持距离，但距离和采访对象不可兼得吧，但也还好，我会很注意口罩的佩戴和消毒。
△3月10日，武汉江夏方舱医院休仓，医院内还有最后一批患者等待转运。戴轩在方舱内采访，和北京中医医院院长，也是当时江夏方舱的院长刘清泉合影。
还有一次是去江夏方舱医院，那一天方舱要关闭，所有的患者都要清空，我在里面待了几个小时，和患者聊天，跟着医生查房。其实在外面采访也行，但记者天性使然，有现场总想亲眼看看，能进去还挺开心的。
新京报传媒研究：报道疫情时害怕过吗？如何调节心理状态？
戴轩： 虽然我老爱问一线的医生护士，你们怕不怕新冠，但是我自己从来不怕。
北京刚来疫情时，我去卫健委采访，当时地坛医院的王凌航主任也在，散会后我跑过去问了他两遍，新冠能彻底治愈吗？当时北京还没有出院病例，但他特别笃定地说，可以。可能是身边的医生比较多，他们的笃定给了我勇气，也可能是天天死盯新冠“脱敏”了，总之我不太怕。
但我比较怕自己感染后给周围带来的麻烦。
往年冬天我也会感冒啊嗓子痛啊，但到了这个特殊时期，尤其三天两头去医院，一点小的不舒服，特别容易产生很坏的联想。在武汉时，有一阵嗓子突然哑了，在房间瞎哼哼的时候也唱不上去高调，心里一沉，开始各种胡思乱想，如果自己感染了，和我密接的那些医生护士是不是也要隔离，医疗队的工作咋整，采访咋整，猫咋整，银行卡的密码怎么告诉爹妈之类的……那阵子也不大出门，不在食堂吃饭，出门就戴N95，一天查N次体温，还好是虚惊一场。遇到这种状况，也没什么特殊的调节方法，人总会有情绪和杂念，来了就接受，时间长了就过去了。
△从武汉归来时的纪念机票
在武汉的日子
“忙起来基本是顾不上睡觉的”
新京报传媒研究：在武汉一线的采访、写稿等工作节奏是什么样的？
戴轩： 忙起来基本是顾不上睡觉的。
1月27日，我是下午三四点到集合点，五六点到机场，各医院的小分队抵达了，开始现场的采访和发稿，同时和线口打招呼，要到各医院领队的联系方式以备后续采访；飞机上的几个小时，一边在构思选题，一边和邻座的大夫讨论新冠，摸索一些采访方向；到了武汉将近凌晨，飞机落地，采访继续，医疗队的、武汉协和医院西院的；回了驻地一两点了，也睡不着，整理手头的资源和一些想法，躺下快天亮了。
△武汉，驻地外的小广场，戴轩经常一边查资料、和专家聊微信，一边赶稿子。
1月28日，大清早的爬起来，去旁听医疗队领队们第一次开会；下午去医院探访即将改造的病房楼，采访，录视频，回来写稿；写完到深夜了，约医疗队领队做专访，采完赶紧写稿，忙完已经过了零点。
在武汉的65天，基本没有12点之前睡觉，走的那天直接忙了通宵。医疗队是3月31日早上撤退，3月29日晚上11点多队里接到的通知，我是3月30日早上知道。在这之前的半个月，一直在做总结报道的采访，积累了几万字的素材，没有动笔，赶紧爬起来狂写。
△3月31日，撤离武汉的当天凌晨，戴轩熬夜写完了1万字的稿件，为这两个月的经历收尾。
那一天没怎么吃饭，就是敲键盘+补充采访，下午还要去定点医院参加欢送会、晚上去了趟社区医院打狂犬疫苗，一直写到3月31日凌晨4点，稿子终于写完了，10218个字，是我这几年来写过的最长一篇稿子。
撤离，我们一开始是打算做直播的，我没有经验，所以写完稿子后，赶紧学习直播软件，构思第二天到底拍什么；然后洗漱，收拾行李。等忙完，天已经亮了，打盹半个小时，下楼开始拍视频、采访、写稿，采访一直持续到我们回到北京、下了飞机、进了隔离点，进屋写稿，写记协的材料，一切忙完又是晚上十点了，躺在床上，感觉自己像条干尸……
有什么收获和经验？
“持续积累，报道会更专业、踏实”
新京报传媒研究：通过武汉和北京的疫情报道，采访报道有什么收获和经验？ 戴轩： 更能驾驭深度报道了。最近两年，我一直在学习深度报道的写作，来了武汉，感觉一下子打通了关窍。如何去构建一篇稿件、如何让逻辑清晰而不僵硬死板、如何去抓取最打动人心的故事和细节，这些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心态也更从容和开放了。人不能控场的时候，总会努力去控场，我以前做大稿子，恨不得准备几十个问题、列成任务清单，采访的时候让采访对象一项项答题。当然事先准备很重要，但太过于想控制采访，有时候未必是一件好事，万一对方身上最大的亮点不是你预设的点呢？万一当你切换到“下一题”的时候，他原本能继续说出更精彩的故事呢？
△4月中旬，回到北京的医疗队解除14天的隔离。解散前有种毕业的感觉，队里的大夫护士们留下了很多寄语，回家后，戴轩把这些珍贵的小卡片好好地保存了起来。
不再那么强迫症了。 现在，我在采访前尽可能多去了解相关的专业知识、背景、大环境，列一个大概的方向，然后尽量听采访对象去说，根据对方的描述进行挖掘和追问，更关注对方讲述的内容和状态，而不是自己的问题清单完成了多少。 这种开放式的采访，有时候反倒能聊出很多意料之外的故事。
另外，我认为不能光等信息发布，要持续地关注一个领域的动态，多做些功课，包括其他地区的情况、新的科研进展、不同的专业声音。平日里保持这样的积累，采访和写稿的思维才能更清晰，报道也会更加专业和踏实。
本文编辑： 刘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