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网暴，当庭道歉够吗？“大衣哥”怒告网暴者的启示

2月18日，徐州经开区法院的庭审现场，农民歌手“大衣哥”朱之文与一名素未谋面的中年女性对簿公堂。这名女子被指控在四年间持续发布990条侮辱、诽谤朱之文及其家人的视频，甚至将其头像恶意P图至他人身体或婴儿形象上，单条最高播放量达21万次。面对被告当庭反复的“对不起”，朱之文坦言“心软”，却仍坚持“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这场看似普通的诉讼，撕开了网络暴力长期肆虐的伤疤，更折射出公众人物与普通人共同面临的困境——当网络暴力如病毒般蔓延，谁来为受害者筑起法律的盾牌？ 据介绍，自2020年起，该女子以“黑粉”身份，通过六七个群聊散布攻击性内容，其视频不仅涉及朱之文本人，还波及他未满周岁的孙辈，手段之恶劣远超普通蹭流量行为。律师团队历时两年艰难取证，公证290条视频，其中29条播放量突破5000次——这正是刑法认定“情节严重”的阈值。尽管被告辩称“一时头脑发热”，但“四年如一日”的攻击轨迹，让“无心之失”的借口显得苍白。这场诉讼的焦点，早已超越个人恩怨，直指网络暴力的制度化惩治难题。 朱之文的坚持，撕开了维权者面临的现实困境。作为刑事自诉案件，他需自行承担举证责任，从平台调取信息、跨地域立案到对抗“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痼疾，每一步都步履维艰。更令人唏嘘的是，这位因《滚滚长江东逝水》成名的草根歌手，为躲避骚扰不得不在家中安装监控，儿女因恐惧网暴闭门不出，连喂鸡种菜的生活日常都沦为他人流量狂欢的素材。他的遭遇，恰是互联网时代“被围观者”生存困境的缩影——当私人领域被肆意入侵，法律能否成为最后的防线？ 此案的特殊性在于，它或将重塑网络暴力的惩治尺度。代理律师杨安明指出，这是近年“情节最严重”的同类案件，判决结果可能为类似事件提供司法先例。若按刑法相关规定，被告最高面临三年刑责，但比量刑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向社会传递明确信号：虚拟空间的恶意中伤，终将在现实世界付出代价。正如朱之文所言：“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造谣者该想想，四年谩骂他人时，可曾有过一丝同情？” 当法庭择期宣判的槌声即将落下，我们不禁追问：在流量至上的狂欢中，多少人以“言论自由”之名行伤害之实？朱之文的诉讼，不仅是为自己讨回公道，更是为无数沉默的受害者发声。法律的铁面之下，既需要严惩施暴者的决心，更呼唤平台监管的升级与网民理性的回归。毕竟，净化网络生态，从来不是一人之战，而是文明社会的共同课题。正如朱家小院外那块“温馨提示牌”所隐喻的——在互联网的“公共场所”，每个人都该学会“文明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