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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编辑 |小博大史
前言
1949年重庆城下战云密布，共产党将领刘伯承正与一位名叫杨森的将军进行一场关乎命运的谈判。这位自称“四川土皇帝”的杨森，竟向刘伯承索要三千根金条作为投降条件，这种天价要求令人难以置信。他是否真的以为金条能买来安全，还是另有深计？杨森的最后选择更是令人震惊：他背信弃义，对重庆进行了轰炸。一个穷小子如何逆袭成为霸主，最后又为何选择背叛自己的根基？
杨森1884年2月20日出生于四川广安，原名淑泽，后更名伯坚，字子惠。他的家庭条件虽然并不富裕，但在父亲的影响下，杨森自幼便对习武从军充满向往。这种兴趣成为他人生的方向，在动荡的年代中推动他步入了权力的舞台。清末，他在顺庆府中学完成学业后，成功考入了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学堂毕业后，杨森被派往四川副都督朱庆澜的部队，担任六十五标的一名尉级军官。
1905年杨森加入了当时的进步组织——同盟会。1909年从速成学堂毕业后，他被分派到驻成都的新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第六十五标，任排长一职。杨森为人灵活机智，善于与上级打交道，逐渐展现了他非凡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华。仅一年后他被提升为第十七镇六十五标一营的右队官。虽然此时的杨森仍处于军旅生涯的初级阶段，但他已经表现出不俗的军事才能。
辛亥革命爆发后，杨森在川军第一师中担任营长，负责维护治安。其时，张澜出任川北宣慰使，杨森的营被派驻使署充当警卫。因内部权力斗争，杨森遭受排挤，不得不调往成都的川军第三师，担任军士队教育长。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四川的革命力量在熊克武的领导下宣布反袁世凯，杨森毅然投奔熊克武麾下，担任少校营长。局势迅速恶化，袁世凯派贵州都督唐继尧率滇黔援川军讨伐熊克武，导致熊部节节败退。最终杨森在重庆被滇军俘虏。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杨森被押解到滇军司令部时。当时的滇军指挥官黄毓成在清点俘虏时，对杨森的态度和气质留下深刻印象。杨森以坦诚的态度和出色的口才获得了黄毓成的赏识，黄未加责罚，反而让他留在司令部担任少校副官。
1913年10月因内部矛盾激化，滇黔援川军奉命撤回云南。杨森随军进入昆明，并被派往安宁温泉，负责为黄毓成修建别墅。这段经历表面上似乎与军事无关，但实际上为杨森提供了一个展示管理才能和交际手腕的机会。他以极高的效率完成了任务，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滇军中的地位。
1915年杨森被调任云南讲武堂，担任队长职务。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更多优秀的军事人才，同时深化了对现代军事理论的理解。同年12月护国运动爆发，杨森以护国一军第二梯团中校参谋的身份参与其中，投身于反袁世凯的战斗。
护国战争结束后，杨森进入滇军第2军，担任参谋长兼独立团团长。1917年他被调往川军，先后担任川军第9混成旅旅长、泸永镇守使以及第9师师长。在川军中，杨森善于抓住机会，借助复杂的军阀混战局势扩展自己的势力。他以灵活的策略和果敢的行动，在川军内部迅速站稳脚跟。
1933年7月杨森担任对红军川陕根据地“六路围攻”的第四路总指挥。这场战役中，他严格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投入重兵试图压制红军活动。这次围剿行动并未如预期般取得实质性胜利。到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杨森再次奉命参与围堵长征部队。虽然他在表面上对蒋介石的指令尽忠职守，但实际上却采取了保守策略。他命令第一旅和第四旅在叙永一带设防堵截，第二旅和第六旅则布防大渡河附近，显然是以保存自身实力为优先目标。同时，他指示部队与红军保持远距离尾追，避免与其正面交锋。在复杂的局势下，杨森的态度显得微妙，既履行了“围堵”任务，又试图减少直接对抗带来的损耗。随后他奉命撤出战区，将责任转交他人。
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家危难之际，杨森多次向蒋介石递交电文，主动请缨参与抗日作战。蒋介石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派遣他率部迎战日本侵略军。淞沪会战爆发后，杨森亲赴前线考察战况，体现了他对战事的高度重视。9月1日杨森的二十军从贵州徒步出发，于10月12日抵达上海战场。
在战前动员中，杨森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鼓舞士气，号召士兵誓死保卫国土。在随后激烈的战斗中，二十军虽然损失惨重，但凭借顽强的斗志与敌军展开血战，对日军造成了重大杀伤。会战结束后，蒋介石特意对二十军的表现给予表彰，并晋升杨森为第27集团军总司令。此后，他奉命调往安庆整顿兵力，隶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
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对日军的重大防御作战之一。作为国民政府重要的军事指挥官，杨森担负起阻击日军的重任。他迅速调遣134师急行军奔赴南楼岭、白沙岭、苦竹岭一线，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9月28日杨森的部队与友军七十九军联手，对日军第33师团发起猛烈攻击。虽然日军依仗空中力量强渡新墙河，但中国军队凭借顽强的防线阻击，给予敌人重大杀伤。
在国民党军的联合行动下，日军被迫撤退，长沙得以保全。这次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成功防守告终，被称为“湘北会战”。会战后，杨森因表现突出升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继续兼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
1941年8月，日军卷土重来，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这场战役中，杨森率部展开顽强反击。经过长时间的激战，日军最终未能实现既定目标，中国军队取得了保卫长沙的胜利。捷报传遍全国，极大振奋了民众的抗战士气。战后，杨森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
1941年底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三次长沙会战随之展开。这场战役更加残酷，杨森部队与日军在两天一夜的激战中付出巨大代价，成功击退敌军。战后统计表明，敌方尸横遍野，中国军队还缴获了大量车辆、战马及作战物资。
1944年5月湘北战场再次燃起战火，第四次长沙会战打响。杨森部队在桂北地区连续作战，阻击日军进攻并配合盟军展开反攻。随着太平洋战场上盟军的全面胜利，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攻势也逐渐衰竭。1945年5月杨森的二十军接到命令，从黔东方向对桂林展开反攻。此时，日本已是强弩之末，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杨森部经过数月作战，最终在日军投降前夕攻占桂林
1949年春随着解放军战士横渡长江，重庆的战局日益紧张。当时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命令杨森坚守这座山城，秘密指示毛人凤清除在渣滓洞关押的共产党人员。
在此危急关头，重庆几乎已是兵力空虚，仅剩杨森部队孤军奋战。杨森为了作最后的抵抗，秘密在城内多处布置了大量炸药，准备在不得已时引爆，与敌共亡。这时胡宗南的增援部队尚未到达，使得局势更加危急。
解放军二野的指挥官刘伯承得知杨森布置炸药的消息，连忙与其取得联系，恳请杨森不要采取极端行动破坏城市，并敦促其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员。杨森估计形势对自己有利，便提出高昂的条件：“如果刘伯承能拿出三千根金条，我们再谈。
刘伯承深知不能激怒杨森，最终决定先行稳定其情绪，筹集了五千银元送往重庆。杨森收到钱财后，虽然放缓了引爆计划，但对于解放军要求释放的共产党人员，他选择置若罔闻。
消息传回解放军后，士气受到严重打击。解放军随即加快了进攻节奏，不久重庆城就出现了被攻破的迹象。杨森意识到形势不妙，急忙联络胡宗南请求支援，却迟迟未获回应。
杨森无计可施，只好再次向刘伯承求助，暗示愿意起义。但此时刘伯承已经对他彻底失去信任，仅冷淡回复：“有多少枪就交出来，不再讨论其他条件。
最终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势下，重庆成功被解放。杨森失去了所有筹码，只得悻悻离开，逃往台湾。
在1950年的春季随着杨森的抵达台湾，蒋介石将他纳入政府核心团队，授予他“国策顾问”及“战略顾问委员会”的战略顾问职务。杨森在此期间主要负责提供军事及政策建议，特别是在关乎台湾防务和国民党的战略部署上，起到了关键的辅助作用。他的经验和知识被认为对蒋介石在台湾巩固政权有重要影响。
十年后的1960年杨森在体育界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被任命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理事长，致力于推广体育运动，尤其是力图提高国民体质和国际体育竞技水平。在他的领导下，该组织成功主办了多项国内外体育赛事，极大促进了台湾体育的发展和国际交流。
1977年3月杨森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在台北三军总医院，医生诊断他患有晚期肺癌。这一消息震惊了他的家人和朋友，也标志着他多彩而动荡生涯的终结。杨森在医院接受了短暂的治疗后，因病情过于严重，治疗未能延续他的生命，不久后便在台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