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的记忆中，《西游记》的公认作者应该是明代的吴承恩，现在出版的书籍，还有相关的影视作品，都认定吴承恩拥有这本小说的著作权。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明、清时期出版的《西游记》几乎没有署名作者，四百多年来，都没有正式确认过这部传世经典到底是谁写的，一直到今天，关于该书的作者之争仍未停歇。

有人称它的作者是元初的丘处机，有观点认为是华阳洞天主人，还有陈元之、李春芳、吴承恩等说法。那么，《西游记》的原作者最有可能是其中的谁？

众所周知，《西游记》的蓝本是取自唐代玄奘取经这段真实的历史事件。

公元645年，西行十六年、途经百余国的玄奘回到长安，并带回了六百余部佛经。而这一次史无前例的壮举，本身就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遐想。

后来，玄奘的弟子辩机将他西行的所见所闻编撰成了十二卷《大唐西域记》，但由于此书的内容多是介绍各国的历史、地理等，所以故事性并不强。

随后，玄奘的其他门徒慧立、彦琮又作《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他们在赞颂师傅的同时，还在书中插入了一系列怪诞故事，为玄奘西行的经历增添了一些神话色彩，结果，玄奘的奇妙之旅瞬间就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狂潮。

在那之后，取经故事又被进一步神话、幻化，直到完全脱离现实，变成一段“虚幻”的经历呈现在世人面前。

比如在唐朝末年的《独异志》、《大唐新语》等书中，就记载有玄奘取经的奇幻故事；

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则第一次代入了花果山猴王的形象，取名为猴行者，这猴王神通广大，铜头铁臂，足智多谋，后化作白衣秀士，护送三藏取经；

到了元代，又有了《西游记平话》，此书更为完整生动，其主要的故事情节和《西游记》已经差不多了。

大概在明代初期，社会上就出现了一部相对完整的《西游记》。

现在我们见到的最早的《西游记》，是来自于明代万历二十年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它由南京的金陵世德堂刊刻。

实际上，在那个时候，玄奘取经的故事已经到了烂大街的程度，市面上到处可见说书的平话、演戏的剧本、说唱的宝卷，甚至连小孩儿都能来上一两段莲花落。

不过，这本新出的《西游记》却是非同凡响的存在。此书构思灵动、文笔极佳，绝非时下那些粗制简陋的取经故事所能企及的，而且这本西游是一百回本，其篇幅之巨，实在罕见，唯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可以与之媲美。

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本回味无穷的神魔小说，却没有署作者名，世德堂也只是在卷首加了一段六百余字的序，以隐晦介绍这本的来历和作者的身份。

这段序是由一个名叫陈元之的人所著，但此人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为此有人推测陈元之就是原作者的笔名。

陈元之序所述的内容，大致就是西游故事的导读，但在序的开头，陈元之又有意提到了作者的身份：

《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

意思是说，这本《西游记》不知是何人所著，可能是出自王爷的领地，可能是八公的门徒，也可能出自某位王爷。

以上这三种人，一和三都指向了藩王，二则指向修为高深的名士。“八公”本意是淮南王刘安的八位神仙老师，所以“八公之徒”就是指代有修为的人。

从西游的内容来看，这几种人其实都符合原作者的设定。

看过《西游记》的观众都知道，这本小说明面上讲的是西天取经的故事，但暗地里却直指官府内幕，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就在于此书中的大多数妖怪都没有死。

在西游的一些章节中，一旦妖怪落入了下风，准备接受审判的时候，就会有大神出来救场。这些有“上头”保护的妖怪，不是大神的坐骑就是童子，这其实就是在暗喻妖怪都是大人物的门徒或者仆从，一旦他们的事情败露，背后的大佬就会出面解决。

而那些被打死的妖怪，都是没有背景，没有实力的小角色，就是做给取经团队看的，比如第一个说出“吃唐僧肉长生不老”的白骨精，它既不是大神的坐骑、童子，也不是妖界中人，是一个典型的没背景、没团队、没实力的“三无妖怪”，于是就顺理成章地被打死了。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大闹天宫那段。想当年，老孙奉旨上天任职，玉帝却派这只喜食桃子的石猴去看守蟠桃园，结果整个蟠桃园都被老孙给吃空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天庭内部已经出现了巨大的亏空，正欠缺一个人来顶罪。

要知道，蟠桃是一种延年益寿的东西，这就相当于是发给天庭职员的奖金，但这些奖金早就被内部人员给掏空了，成了一笔烂账，而为了不引起内乱，于是就找来老孙这个铁头娃背黑锅。

这其实和明朝的“封藩制”很像，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皇室宗亲不断增多，各地供养王府的耗资与日俱增，导致国库亏空，国家有心起兵却早已无力对敌。

总之，若不是身在官府的深处，又怎会借着这一路的妖魔鬼怪和天庭乱象，来调侃官场不为人知的一面呢？

至于修为隐士一说，则更为合理。在明朝中后期，道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恶势力，同官府统治者相互勾结，早已和原本的道教貌合神离，变得腐朽不堪，被天下人所鄙夷。

比如在嘉靖年间，道士陶仲文以治病、炼丹和除妖的本事得到皇帝宠爱，被封为礼部尚书、少保，随后他便和奸臣严嵩、宦官崔文狼狈为奸。

在当时，朝廷还明令兴道教，抑佛教，下诏把能仁寺的资财全部没收，赶出殿内的释迦佛，后来又拆除了宫内的佛殿，同时大兴土木，建三清宫，大肆操办斋醮活动，致使人民备受劳役之苦，国库空虚。

在这种背景下，作者便借着《西游记》来疯狂讽刺当时的道教，这一点从玉皇大帝和如来佛的表现就能看出一二。

当然，也正因为《西游记》的故事涉及到了太多的朝廷内幕和社会乱象，外加这一类通俗小说本身就不入流，上不了台面，所以原作者断然不会在书上署名。

不过通过“陈元之序”的这段密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此书的作者是一个有文学素养、深谙官场、又熟知道教的人士。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在进行一一比对。

关于西游的作者是谁，有三人的可信度是最高的，一是道教出身的丘处机，二是官场不得志的吴承恩，三是上文提到的陈元之。

在清朝顺治年间，道家汪象旭首次提出，西游记是“长春真君所纂”。这个长春真君，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丘处机。

丘处机，道号长春子，是元代初年的道士，为道教全真派的“北七真”之一，因在74岁高龄时远赴西域劝成吉思汗去暴止杀，施行仁政而闻名中外。

事实上，丘处机的确有一本名为《长春真人西游记》的书，这本书是全真派第七代掌门，丘处机的门徒李志常写的。

因为丘处机符合道教的设定，所以在清朝初期，丘处机为西游记作者一说受到了许多名士的认可，但很快，这种说法就遭到了质疑。

早在乾隆年间，纪晓岚就在《微阅草堂笔记》中否定了“丘处机一说”，原因在于西游中有一系列具有明代特色的官职，比如祭赛国一回中的锦衣卫，朱紫国一回的司礼监等，这些都是明代才有的职司，丘处机一个元初的道士，又怎会知明朝的官职呢？

此外，根据玄妙观的《道藏》记载，丘处机的《西游记》并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本讲述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的游记，和小说《西游记》完全就是同名不同样。

不过，在“丘处机说”被否定的同时，另一个人物又登场了，他就是吴承恩。

“吴承恩说”出自一个名叫吴玉搢的学者之口，他是乾隆时期的名士，江苏淮安人。

当年，吴玉搢在翻阅一本地方志《淮安府志》时偶然发现，此书竟然有关于西游作者的记载：“吴承恩，《春秋列传序》、《射阳集》四卷册、《西游记》”。

根据这条线索，吴玉搢又重新看了一遍西游记，发现其中的确有许多苏北方言，于是吴玉搢推测吴承恩就是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

不过真正让“吴承恩说”成为当代主流的，是在民国时期。20世纪20年代，鲁迅根据《淮安府志》和钱大昕、丁晏、吴玉搢等人的佐证，确定吴承恩是《西游记》的最后一位加工者。此定论一出，便得到了当时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从此学术界基本接受了这种说法。

当然了，吴承恩一说的流行绝非偶然，也不是一本《淮安府志》和一个苏北方言就能盖棺定论的。

一方面，吴承恩自小文才出众，但却多次名落孙山，直到六十多岁时才以贡生的资格出任长兴县丞，两年后却因被诬陷贪污入狱，平反后又赴湖北任职，做了两年便辞官回乡，开始全力撰写西游记。

吴承恩一生都在仕途之中，却久不得志，所以也想借着小说来阐述自己怀才而不受重用的现实，就像故事中的弼马温那样。

还有一点，吴承恩当年是在湖北的荆宪王府任职，这符合“陈元之序”中出自王府的条件。

此外，吴承恩的《射阳集》四卷册和《西游记》之间可以相互证明，而且西游中还有很多淮海的地理特征，比如孙悟空的原型是淮河神猴无支祁。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证据依然不能完全证明西游的作者就是吴承恩，虽然他的人生轨迹、文集作品和文笔特色等都符合西游作者的设定，但吴承恩并非是唯一一个仕途坎坷的明代天才，而且他对道教、佛教的理解应该不会太全面。

而在丘处机、吴承恩等人都被否定后，也有学者将作者人选放在了陈元之身上。

实际上，在《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中，除了有陈元之序外，在正文每卷的第二行，还有另一个名字，那就是“华阳洞天主人”，这个人是《西游记》的整理校勘者。

通过对华阳洞天主人的研究，有人推测陈元之、华阳洞天主人和作者之间有着某种关联，认为作者即陈元之即华阳洞天主人，但至于这个人具体是谁，还有待考证。

这样看来，以上三个人都有疑点和漏洞，但同时，我们亦不能证明他们就不是西游的作者，尤其是在其他的人选被一一推翻后，丘处机和吴承恩是《西游记》原作者的可能性无疑是最大的。

其实，《西游记》的作者之所以难以确定，是因为它的成形过程太漫长了，它由真实历史事件演变，然后又经过了几百年的魔改，最后才是选编和整合，这也是世代累积型章回小说的共有问题，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皆是如此。

那么，你觉得《西游记》的作者最有可能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