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坐飞机飞往上海途中不知所踪。坐镇重庆的毛人凤指挥电讯人员忙了一个通宵，都没有收到戴笠的消息，于是跑去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非常着急，立刻亲自打电话询问戴笠所乘飞机的下落，得到的结果却是已经失去联系。
蒋介石一面派人安排飞机沿途搜寻，一面让毛人凤安排一个将级大特务携带一部无线电台、一个报务员、一个外科医生及药品等乘飞机到一些可能降落的解放区上空去寻找。
毛人凤于3月18日上午，召集在重庆的降级大特务二十多人开紧急会议。然而，当大家听说可能要去到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时，都一声不响，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冒生命危险。毛人凤一再恳切说明，这是蒋介石亲自交代的，没人去不但无法跟老蒋交代，还显得军统负责人胆小怕死。
然而，任凭毛人凤说得声泪俱下，这些平时耀武扬威的大特务们，全都不为所动。在场的人只是一根接着一根的吸烟，会场一时间陷入可怕的沉默。这样的沉默，持续了足足有半个钟头。终于，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站了出来，毛人凤激动地紧紧握住沈醉的手，终于可以跟蒋介石交差了。
就在沈醉简单地练习了跳伞，准备动身前往时，戴笠已经失事身亡的消息传来，沈醉的任务便由搜寻变成了收尸。当戴笠的尸体被找到时，已经在大雨中暴尸三天三夜。戴笠在世时，常常夸口军统的情报网不仅遍布全国，还普及全球五大洲，结果自己被摔死后，在特务密布如麻的南京周边地区，暴尸三天之后才被人发现。
戴笠生前作恶多端，恨他的人数不胜数，为了让他免遭鞭尸，沈醉在安葬他时，特地将水泥炭渣搅拌灌在墓穴内，使棺木跟整个墓穴凝结为一大块，这样就不容易把棺木打开了。埋葬了戴笠，也算是沈醉跟这位凶狠残暴的军统大魔头的告别，只是戴笠施加给他的影响，却还远未淡去。
这篇文章，就来探寻一下沈醉这位曾经双手沾满血腥的刽子手，跟他的“老板”，军统大魔头戴笠之间的渊源。
说起沈醉跟戴笠的渊源，就不得不先说他的姐夫余乐醒。余乐醒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跟周总理等人一起去法国留学，攻读化学与机械专业。期间被组织安排到苏联学习情报业务。归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与沈醉的大姐沈景辉结为伉俪。北伐时，余乐醒曾担任叶挺独立团的团教导员，并作为前委之一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失败，很多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选择了当逃兵，余乐醒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逃离部队后，还曾给周总理写信，表示愿意接受处罚，却再也没有和组织联络，成了脱党分子。1932年春，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余乐醒出人意料出现在戴笠的特务处之中，并迅速成为其得力干将，负责整个上海地区的工作。
余乐醒跟沈景辉结婚的时候，沈醉才十二三岁。当北伐军开进长沙时，沈醉蹦蹦跳跳地跟在队伍旁边，跑前跑后，端茶递水，在剪着短发、身着灰色军装的女兵中，寻找着作为随军医生的姐姐。然后，他会领着同学到家中，冲着地主身份的父亲高喊“打倒土豪劣绅”！他为姐姐参加革命部队而自豪，为父亲靠房产、地租生活而羞耻。他也崇拜自己的姐夫余乐醒。
1932年初，18岁的沈醉在长沙文艺中学上初中，因跟高年级同学一起闹学潮，被开除出校门。他毅然决定离家出走，去上海投奔姐姐、姐夫。当他赶到上海时，余乐醒已经是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
在余乐醒的指引下，沈醉填了一张表，加入了戴笠的特务组织。沈醉在姐夫余乐醒身边当了个联络员，负责给上海特区管辖的四个情报组送文件、取情报。一次，沈醉奉命去杭州警官学校给戴笠送信。戴笠看完了信，微笑着打量眼前这个“生瓜蛋”，个子高大，眼睛里透着机灵，精神抖擞，肌肉结实有力，是个特工材料。
蒋介石很早就着手建立特务系统，最初替他搞情报的都是黄埔一二期毕业的，戴笠以黄埔六期生的身份掌管复兴社特务处，其资历很难服众。即便在特务处内部，也有些人资历比戴笠老，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戴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急需培养心腹。他在杭州警官学校办了一个特训班，自己兼任特训班特派员，办公室就设在警官学校里
戴笠见到沈醉，一改往日对部下严肃的形象，跟他聊了很多。戴笠称自己的儿子跟沈醉同岁，正在上海读大学，邀请沈醉和他儿子放假一起到南京去玩。沈醉没有想到，第一次见面，老板能和他谈那么长的时间。他被戴笠“慧眼”所识，19岁便被提拔为法租界情报组长。
情报组成员成分复杂，他们有的是黄埔学生，有的是土匪出身，而沈醉只是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19岁青年，要管这些人，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但戴笠明确表示就是要锻炼他，不干不行，沈醉也只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
沈醉努力钻研，苦练技术，很快便熟练掌握了驾驶汽车、摩托车、汽艇、照相等技术；在擒拿、格斗、绑架、射击等方面都是能手；在侦破一些疑难的刑事大案、要案方面也很有一套。为了搞情报，他干过消防员，也曾伪装成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记者。戴笠见到沈醉如此能干，对他更加赏识。
为了把沈醉塑造成一个完完全全效忠自己、效忠蒋介石，能文能武，能打能杀的全才，戴笠可谓是煞费苦心。他不放过任何磨炼沈醉胆量和能力的机会，也不放过任何向沈醉灌输忠于领袖的机会。当然，戴笠也不会满足于沈醉仅仅搞一些情报，还必须得将他磨炼成跟自己一样心狠手辣的人才行。
1933年底，戴笠奉命去厦门策反福建反蒋政府，特意将沈醉带在身边，去“开开眼界”。尽管戴笠在策反工作上的表现，比不上蒋介石配给他的助手郑介民，但他一路上给沈醉的“言传身教”显然起到了极大的效果。回到上海后，戴笠就交给沈醉一项他此前从未接触过的任务——暗杀。
沈醉平生第一次暗杀，是从自己人开始的。他的情报组有一名组员叫胡继业，是个双面间谍。戴笠说:“这种害群之马必须除掉！这次你亲自干！” 沈醉虽然害怕，也只好到特务行动组去领“特别费”和杀人武器——一根削得又薄又尖的竹刀，刀尖上沾着剧毒，只要碰破一点点皮就别想活。
起初，沈醉也曾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想起离家时母亲对他说，“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他一度想要扔掉钱和刀，然后逃跑。可当他想到自己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年轻人，可以得到如此高的权位，领到那么多的薪水，就犹豫了。最后，他给自己的良心找了一个“为国除奸”的“避难所”，决定采取行动。
一天清晨，沈醉趁胡继业的妻子外出买菜的机会，潜入胡家，将那把竹刀插在了胡继业的屁股上，然后拔腿就跑。戴笠夸他干得漂亮，赏给他一大笔钱，还让他兼任了法租界行动组组长。不久后，戴笠又升沈醉做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组长。此时的沈醉，还不满20岁。
有了第一次暗杀经验的沈醉，凭借着自己一身武艺及胆大细心的特质，成为了军统数一数二的王牌杀手。他参与暗杀过的进步人士不计其数，甚至蒋介石一度想要暗杀宋庆龄时，戴笠安排执行任务的也是沈醉。甚至到1949年，蒋介石想要刺杀李宗仁，还特地将远在云南担任站长的沈醉叫到南京，接替叶翔之负责暗杀任务。
得到戴笠如此重用，沈醉执行起他的指令也是毫不含糊，一门心思思索如何抓捕共产党员。在一次追捕过程中，沈醉被人从楼上推下来，左眼球被一根竹竿挑了出来，戴笠闻讯，特意派人请了最好的德国眼科医生为沈醉动手术，终于把沈醉从死神手上抢救了过来。
为了报答戴笠的救命之恩，沈醉将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更加疯狂地追捕共产党员，也因此更加受到戴笠宠信。1941年到1942年的短短一年时间里，就让沈醉连升了三级，从重庆警察局侦缉大队长到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副处长，继而又晋升为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当年，沈醉年仅28岁，这在军统局是绝无仅有的。
若不是戴笠的宠信，以沈醉的年龄、资历和家庭背景，都不可能提升得如此之快。要知道，沈醉当年投靠的姐夫余乐醒，因为到越南刺杀汪精卫失败，回国后已经失去了在军统的位置，被戴笠安排到主要从事军事运输的西南运输处工作。不久后，余乐醒还因贪污被举报，戴笠派去处理的正是沈醉。
戴笠坠机身亡后，沈醉的特务生涯还在继续。只是没有了戴笠，一度被视为接班人的他很快就遭到毛人凤的猜忌，被调任军统云南站站长，昔日部下徐远举跟周养浩相继成为其顶头上司。
沈醉仍在反革命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白公馆、渣滓洞烈士们的鲜血，也沾满了他的双手；张蔚林、张露萍等七位打进军统内部的英雄，被他杀害在息烽快活岭。暗杀爱国将领杨杰，他是蒋介石首要的人选。如果不是被策划云南起义的卢汉扣留，升任为国明党中将游击司令的沈醉，或许还会有更多的反革命行径。
卢汉阻止了沈醉滑向更深的深渊，共产党则彻底救赎了他。沈醉怎么也想不到，他曾经对共产党犯下过那样的累累罪行，竟然没有被枪毙。蒋介石政府得知沈醉被捕后，都迫不及待地向外宣布他已经被共产党枪毙了。结果让所有人意外，沈醉不仅没被枪毙，还在经过11年的改造后，于1960年获得了特赦。他是第一个获得特赦的国民党特务头子。
获得特赦后，沈醉买了两本以他为原型的小说《红岩》，一本留给自己，一本送给了尚在狱中的徐远举。他们两人都是书中特务头子的原型，曾一起对爱国人士犯下血腥罪行。沈醉还不断地为当年被他杀害的张蔚林、张露萍等七位烈士呼吁平反。除此之外，沈醉几乎用整个下半生在记录他本人及军统，尤其是戴笠所犯下的罪行。
1961年初，周恩来、陈毅等在中南海接见了特赦战犯，沈醉也在其中。
周恩来对沈醉说：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看到和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可以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你如实地把这些写出来。这就对后人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写这些东西一定要真实，不要有顾虑，过去没有交代的，现在写出来，也等于补充交待，政府不会追究；同时也不要害怕，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
陈毅也在一旁说：写历史资料，要求真实，不求全面，知道一点写一点。不能像写小说一样，可以由自己创作出来，更不能把道听途说的东西也写上去，一定要写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真实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与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合影。
沈醉把周恩来和陈毅的话记在心里，很快就付诸了行动。不久，他就写好了《我所知道的戴笠》，并作为内部资料出版。1962年，周恩来再次见到沈醉，对他说：你写的那本书，害得我看了整整一个晚上没睡觉。主要是你讲了真话，吸引了我。周恩来还告诉沈醉，他以前对戴笠的情况也了解一些，但还是有好多事情连接不上。看了沈醉写的东西后，他才恍然大悟。
周恩来的鼓励和肯定更加坚定了沈醉的信心，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把真实撰写历史资料、“存史育人”作为后半生的奋斗目标。先后撰写出版了《我所知道的戴笠》《军统内幕》《我这三十年》《魔窟生涯》等长篇回忆录，用自己的经历警诫世人，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沈醉心里清楚戴笠是个什么样的人，知道他曾对国家，对人民犯下过怎样不可饶恕的罪行，也心甘情愿将这些罪行一一揭露出来。但在沈醉的内心深处，始终还是对沈醉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据其女儿沈美娟讲述，沈醉在每一年戴笠的忌日，都会在心里或日记上悼念一番。
1964年，沈醉跟众人一起前往南京拜谒中山陵时，还曾偷偷去了一趟戴笠的墓地去祭拜。只不过当年他亲自用水泥浇筑的墓地，早已被夷为平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