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困少年
七岁的年广九跟在父亲身后，在芜湖古城的街巷中穿行。他们已经逃难到这座城市五年了。淮河的那场大水冲垮了老家的房屋和田地，一家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最终在这座古老的商埠城市落了脚。
芜湖自古便是长江下游重要的粮食集散地，四大米市之一的美誉让这里商贾云集。然而对于年广九一家这样的逃难者来说，能在街头摆个小摊就已经是莫大的幸运。
每天天不亮，父子俩就得赶到码头，收购渔民刚刚捕上来的鲜鱼。等到太阳升起，他们便推着木头小车，吆喝着走街串巷。
父亲总是教导年广九：＂做生意要诚信为本，对得起良心。＂这句话深深印在了年广九的心里。即便后来父亲去世，他独自支撑起小摊时，也始终谨记这个道理。渐渐地，街坊邻里都知道这个老实巴交的小贩，从不短斤少两，价钱也公道。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芜湖的市井生活渐渐热闹起来。年广九发现，茶馆里的说书人总能吸引很多听众，人们一边听书一边嗑瓜子，有时一坐就是大半天。这让他看到了商机，既然大家都爱嗑瓜子，何不干脆做起瓜子生意？
下定决心后，年广九找到了城里最有名的炒货师傅。为了学手艺，他主动承担了师傅店里的杂活，从扫地擦桌到搬运货物，任劳任怨。师傅见他勤恳，便将炒瓜子的秘诀倾囊相授。年广九如获至宝，每天天不亮就开始练习，直到深夜才休息。
几个月后，年广九炒出的瓜子个大味美，香气四溢。他开始在自家后院支起了一口大锅，每天凌晨就开始劳作。瓜子出锅后，他总会仔细挑选，将颗粒饱满的装袋出售，品相差的便自己留着吃。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年广九的做法在其他商贩看来简直是傻气。他们私下里笑话他：＂这人真是个傻子，连这么点便宜都不占。＂可年广九却不以为意，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慢慢地，＂傻子瓜子＂的名声在芜湖城里传开了。
不仅如此，年广九还有个独特的经营之道：每次顾客买完瓜子，他都会额外赠送一小把。有人提醒他这样会亏本，他却笑着说：＂薄利多销，和气生财。一个回头客带来的长久利润，可比多赚这一星半点值钱多了。＂
事实证明年广九的眼光是对的。他的瓜子摊前经常排起长队，就连外地来的客商也慕名而来。
创业征程显锋芒
1976年，年广九开始将目光投向更大的市场。那时的芜湖，已经有十多家瓜子厂相继成立，竞争日趋激烈。
面对这种局面，年广九决定大幅降价。他将瓜子的售价从每斤两块四直接降到一块七。这个决定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人都认为他这是在自寻死路。就连年广九的儿子们也极力反对，担心降价会让本就不景气的生意雪上加霜。
但年广九深谙经营之道。他向儿子们解释，与其守着一亩三分地赚小钱，不如放开手脚做大市场。果然，降价之后的销量立即飙升。原本每天只能卖出三千斤的销量一下子涨到了两万斤，利润不降反增。芜湖的大街小巷，每天都能看到排队购买＂傻子瓜子＂的长龙。
生意做大了，年广九也开始谋求转型。1980年，他在昆山开设了第一家瓜子加工厂，正式从个体商贩转变为企业主。
工厂开张之初就雇用了十二名工人，这在当时可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要知道，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雇工超过八人就算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了。
但年广九顾不上这些非议。他一心扑在企业发展上，不断改进工艺，提升产品品质。很快，＂傻子瓜子＂的名气传遍了长三角地区。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客商纷纷前来洽谈合作，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1986年春节前夕，年广九决定做一次大动作。他策划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有奖销售活动，奖品丰厚得让人瞠目结舌：一等奖是上海产的小汽车，二等奖是摩托车，还有各种家用电器作为其他奖项。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般的投入。
活动开展的第一天，＂傻子瓜子＂就卖出了六万斤。半个月后，销量更是突破了五百万斤的惊人数字。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挤破了头想要拿货，工厂的大门口天天排着长队。
但是这场轰动全国的营销活动很快就遭到了质疑，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赌博行为，扰乱市场秩序。尽管年广九解释说自己是按照合理的商业计划来运作，但最终还是被勒令停止了活动。
三度危机
在改革开放初期，任何超出常规的经营方式都可能引发争议。年广九的＂傻子瓜子＂就这样三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每一次都是邓公及时表态，才让这个新生的民营企业得以继续发展。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80年。那时的年广九已经靠着瓜子生意积累了百万财富，这在当时是令人瞩目的数字。由于他不愿将钱存入银行，总是用麻袋装着放在家里。每逢阴雨天后，他还要把发潮的钞票拿到院子里晒太阳，这一幕常常引来邻居们的惊诧目光。
很快，一封检举信摆到了邓公的案头。信中质问：＂社会主义允许有百万富翁吗？＂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年广九的命运，更是对改革开放政策的重大考验。但邓公的回应却出人意料地平静，他认为一个年广九影响不了社会主义事业，应该先放一放、看一看。
第二次是在1984年，此时的＂傻子瓜子＂已经发展成为正规企业，雇用了十多名工人。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当时理论界普遍认同的＂八人红线＂。有人援引马克思的理论，认为雇工超过八人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应该坚决制止。
面对这场争议，邓公再次表态。他在一次重要谈话中明确指出，处理了一个＂傻子瓜子＂，会让全国的个体户都担惊受怕。与其扼杀这些新生事物，不如给他们一些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这番话不仅为年广九解了围，也为众多个体户吃了定心丸。
第三次危机则是1986年，年广九因私人感情问题被卷入官司。有人举报他生活作风有问题，加上此前有关猥亵女职工的传闻，他很快就因＂流氓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
正当年广久在缓刑期间忐忑不安时，邓公在南方考察途中，第三次提到了＂傻子瓜子＂的案例，强调如果当初处理不当，就会影响改革开放的全局。这番话传开后，检察院很快就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对年广九的起诉。
三次危机，三次转机，每一次都离不开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支持。年广九后来常说，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到邓公，当面表达感激之情。但他更明白，邓公保护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努力打拼的个体户。
家业传承
步入新世纪，年广九已经是古稀之年。这位曾经叱咤商界的＂傻子＂，开始考虑企业的传承问题。2001年，他决定以一分钱的象征性价格，将＂傻子瓜子＂的商标权转让给大儿子年金宝。
这个决定在家族内部引发了剧烈震荡，二儿子年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认为父亲的做法有失公允。兄弟二人为了商标归属问题多次争执，甚至对簿公堂。眼看着儿子们因为自己的决定闹得不可开交，年广九心里备受煎熬，却也难以调解。
2006年，一大儿子年金宝离世。这个打击对年广九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让这位倔强的老人彻底心灰意冷，他将＂傻子瓜子＂的商标权和肖像权全部转让给二儿子年强，自己则选择退居幕后。
从此，这位曾经的商界传奇开始过起了平淡的晚年生活。他喜欢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摆上两张麻将桌，时常邀请老友来＂搓几圈＂。闲暇时，他也会在芜湖的街头巷尾散步，重温往日的创业记忆。
二儿子年强接手企业后，开始尝试新的经营方式。他举办＂傻子杯＂足球赛，投资拍摄电视剧，试图让这个老字号焕发新的生机。对于儿子的创新，年广九始终保持支持的态度。
1996年，浙江电视台投资拍摄了电视连续剧《傻子沉浮录》，将年广九的创业故事搬上荧幕。看着银幕上的往事重现，年广九感慨万千。那些艰难时刻，那些得到的帮助，那些奋斗的岁月，都已经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