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期，余华英拐卖儿童案登上热搜，让很多人再次回想起过去法制尚不健全时，人贩子那些令人发指的猖獗行为，而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2003年的一起特大贩婴案。

据报道，在广西宾阳的一处收费站里，警方从坐满乘客的大巴车上，找到了28名婴儿，而他们全都被人贩子喂了安眠药，用蛇皮袋伪装成“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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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玉林3·17大案

2003年3月17日，广西公安厅交警总队接到报警，报警人表示一辆从玉林开往安徽省的大客车上疑似存在人贩子，但没有提供其他额外信息。

贩卖儿童不是儿戏，得到消息的广西警方立刻提前赶到宾阳收费站展开布防，当晚8点42分，警方发现了目标车辆后，将大客车引导到指定区域停靠。

伪装成交警的民警登上客车后，对乘客逐个问话盘查时，听到了车厢末端传来的婴儿啼哭声，当警方找过去时，却只看见一个怀中抱着一个熟睡婴儿的妇女。

结合之前的报警电话，察觉到不对的警方立刻要求她下车接受检查，可中年妇女却表现得慌张，声称自己有脚伤不愿离开座位，双方僵持期间，警方再次听到了旁边的旅行袋中传来隐约的声响。

办案民警立刻不顾妇女反对，强行打开了旅行袋进行搜查，发现里面竟是被捆住手脚的婴儿，车内警方立刻控制全体乘客，对他们的行李进行了全面搜查。

警方在棉被里、车尾和行李架上共找到28名婴儿，她们多为女婴，年龄不超过三个月，因为长时间处于封闭环境中，严重缺氧的婴儿们皮肤呈现不正常的红紫色，其中一名男婴最终抢救失败，不幸离世。

就在警方对主犯崔文献等人展开审讯时，仅隔数日，广西又发生两起类似案件，广西警方在永福服务区附近先后发现了13名被捆束在旅行袋中的弃婴。

警方认定，这些弃婴的出现，很可能与崔文献等人的团伙所为，他们根据线索在发现弃婴的地点展开了细致排查，最终逮捕了遗弃婴儿的玉林老汉谢德明。

他一家七口长期活跃在玉林市，以收购草药为名，从当地人贩子、医护人员、农村接生人员手上购买女婴，再将其卖给崔文献等其他跨区行动的人贩子。

在崔文献等人的交代下，他们承认自己在转运过程中，为了防止婴儿哭闹，给他们注射大量安眠药后放入大巴车，然后通过伪装成普通乘客，驾驶卧铺大客车进行活动。

随着谢德明等人的落网，一个横跨多省的52人贩婴团伙逐渐浮出水面，其中谢德明和辛丽芳等人负责“收集”，崔文献等人负责将婴儿转运到安徽、河南，再卖给当地买家。

但最令人震惊的是，包括玉林福绵区妇幼保健院医生李琼在内的12名医护人员竟然也参与其中，他们以100-200元手续费的价格，向人贩子提供婴儿信息。

2004年7月23日，玉林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特大贩婴案作出终审判决，主犯谢德明、崔文献被判处死刑，主犯辛丽芳等四人被判处死缓，其他五名主犯被判无期徒刑。

据公安部门统计，该团伙在两年内共贩卖118名婴儿，案件影响十分恶劣，其他参与进此案的被告，除1名免于刑事处罚外，也均被判处1年6个月以上有期徒刑。

拐卖儿童给家庭带来的重创

3·17大案虽然成功告破，但谢德明、崔文献等人拐卖儿童，给这些家庭带来的创伤却并未消失，无数因为人贩子而失去孩子的父母日夜哭泣，甚至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曾经幸福美满的家庭，因为孩子的突然被拐，瞬间变得支离破碎，有些家庭的夫妻关系也因此破裂，让每一个受害家庭，都再无宁日。

有的父母放弃工作，卖掉房子，四处奔波寻找孩子的踪迹，只为寻找一线希望，可日复一日的失望和绝望，彻底侵蚀了他们的身心，让他们再也走不出这场阴霾。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由于科技和侦查手段的限制，许多被拐卖的儿童无法被追回，很多痛失儿孙的老人都带着对孙辈的思念郁郁而终。

因为当时DNA技术尚未普及，全国性的失踪儿童数据库也未建立，警方在侦破此类案件时常常陷入困境，线索中断都是常态，大量被拐儿童的命运成谜，他们的父母只能在绝望中苦苦等待。

很多父母只能选择效率低下且覆盖范围有限的寻人启事，他们带着孩子的照片，跑到不同地区的火车站、汽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地方发放传单，只为寻找孩子的蛛丝马迹。

警方虽然也在努力侦破案件，但受限于技术手段和跨地区协作的困难，很多案件最终只能暂时搁置，这种无助和绝望感让许多家庭陷入永无止境的痛苦之中，他们的生活仿佛停滞在了孩子失踪的那一刻。

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哪怕时至今日，依然对我们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近期登上热搜的杨妞花就是一起拐卖案的受害儿童，她在1995年被余华英拐卖，后来在丈夫、婆婆的帮助下，主动开始寻亲，历经十年终于和一位堂妹取得联系。

可等到杨妞花找回老家时，她才意外得知，自己的父母因为积忧成疾，在30年前就已先后离世，这份悲痛刺激着杨妞花坚定不移地向余华英“报仇”。

今年的10月24日，已经先后经历了一审、二审、重审一审的杨妞花，面对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余华英上诉，我还会再来，一直到她死刑的那一天”。

防范之心不可无

幸运的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力度不断加大，相关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善和科技手段的不断提升，让杨妞花的悲剧已经越来越少。

全国性DNA数据库的建立，人脸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手段，使得人贩子的活动空间大为缩减，作案难度也大大增加。

公安机关跨地区、跨部门的协作机制也日益成熟，一旦出现拐卖案件，往往也能迅速侦破。

社会各界对拐卖人口犯罪的关注度有了显著提高，媒体的广泛报道和公众的积极参与，以及社会防范意识的整体提升，都让拐卖人口案件的发生率出现了明显下降。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掉以轻心，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新的作案手段，各种新型人口拐卖方式层出不穷，比如利用网络社交平台诱骗青少年，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将人骗至境外等。

因为手段更加隐蔽，甚至可能借助了一些合法途径，新型犯罪手段往往更难被发现和打击，这种不断变化的犯罪模式，要求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治安环境的改善确实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全，但我们一定要保持必要的自我保护意识，不要轻易相信网上的陌生人，学校和政府也应该加强安全教育，教导更多人学会如何识别潜在的危险。

当然，良好的治安环境，意味着我们不必对此过度恐慌，更不需要为此限制自己的正常生活，只要了解基本的自我保护知识，培养良好的安全习惯，我们就能最大程度地避开危险。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真诚希望，公安机关能够持续提升侦查能力，适应新型犯罪手段的变化，不断遏制犯罪分子的不法侵害，让“天下无拐”彻底照进我们的生活。

参考文献

中国法院网——《广西玉林3·17特大贩婴案终审宣判》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4/07/id/12553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