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毛泽东、周恩来，伟大中国革命道路上两个伟大的名字，在长达半个世纪多的革命道路上，他们两人的通力合作、患难与共、互信互助，为我们党、国家、人民、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为缔造建设新中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的特殊的作用。许多朋友都很关心毛主席和周总理这两位世纪伟人早年相识的历史，带着这个问题，《祖国》杂志主编杨晨特约周恩来总理侄子周秉和为杂志撰稿，以探寻这两位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早年初次相识时的历史足迹之形式，来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130周年诞辰。同时，作者也希望将自己的这篇文章作为引玉之砖，吸引党史、军史等领域研究人士共同关注发掘“毛周初识”这一十分重要且意义深刻的历史片段。

本文作者、中国知青网理事长、周恩来总理侄子周秉和

“在巨人的脚下，我们听到历史的隆隆惊雷。”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一书中这样形容两位伟人的关系：作为20世纪中国的重要标志性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以如椽之笔改写了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他们之间的“天作之合”不仅产生了巨大的政治震撼力，而且也具有令人神往的美学境界。

据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资料显示，毛泽东与周恩来相识于1925年。这时，正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改变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的北伐战争即将到来。在当年的黄埔军校、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东这块中国革命的热土之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相识相知，从此诞生了两位伟人之间横亘半个世纪多的合作与友谊。

1923年，毛泽东同志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4年秋，周恩来结束留法勤工俭学生涯回国，在国共合作期间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

众所周知，早年革命时期我们党缺少干部且革命工作又十分艰巨，特别是当时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人身兼数职的现象很多，因此，后面的史料在记载他们的职务时，也很有可能会有所遗漏，或根据客观需要进行了简约化处理，以至于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他们的公开简历中并未将他们当时所任职务写全。但通过更广泛的权威媒体资料收集整理过程，我们或许能够发现老一辈革命家当年担负革命任务、职责中的一些新线索，继而通过这些新线索的一一对应，我们或许能够找到革命家们在革命工作中可能产生合作交流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必然发生的交集。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延安

据《半个世纪的革命情谊》（人民网·金台资讯转发《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作品）：“1925年8月20日，刚从苏联回国的李富春和蔡畅乘坐轮船抵达广州……在中共广东区委，李富春见到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就共事过的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的到来，使他们非常高兴。周恩来比李富春早一年回国，到广州后即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不久，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也就是说于1924年秋，周恩来一回国“即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与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时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当然存在合作交流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当时范围并不大的广州革命政治圈层中，不论是在组织还是在业务方面，同为我党高级干部特别还同为“宣传工作主要负责人”的毛周，岂能不共同参加一些党的重要会议、活动呢？在此，我们认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有很大可能性要比1925年早，或于1924年秋，周恩来到广州随即担任宣传部长之时，两人就已经认识了。由于两人都兼任宣传部长工作、深谙宣传文化对革命工作的重大意义，两人此前也均有办报刊的经历，且周恩来负责的军事政治部工作中应有相当部分与宣传有关，因此甚至不能排除两人于1924年时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交流，在革命和宣传和其他感兴趣的话题上产生了交流的火花。当然，这只是我们的分析推理和猜想，没有确凿史料。在此，我们也希望党史、军史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广大文史爱好者，共同关注研究这一课题，留心收集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文物，共同挖掘探究两位世纪伟人早年的革命实践，更加精准见证他们伟大友谊的起点，以更好的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

据人民网·读书频道《周恩来和毛泽东最后一次对着摄影镜头握手道别【3】》：“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他们（毛泽东、周恩来）便发现两人的思想认识竟然惊人的一致。

这次会议之前，他们都曾向陈独秀建议，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但当时中共中央没有采纳他们这个建议，致使蒋介石等右派分子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因为两人对时局认识高度一致，相互对话便觉得默契与投机。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过从甚密。毛泽东除了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还兼任《政治周报》主编。在他主编的《政治周报》第三期上，登了《东征纪略》，记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及在追悼攻克惠州牺牲将士大会上的演说。当时，周恩来派人接管的汕头《平报》改名为《岭东民国日报》，周恩来为该报副刊《革命》题写了刊头，并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毛泽东与周恩来

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当时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第二，退出的要交名单。毛泽东和周恩来来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同大家讨论对策。

毛泽东分析说：就广州的一个地方看，反动派的实力是大的，但就粤桂全局来说，反动派的实力是小的，只要我党坚持原则，坚决予以反击，就一定能够争取团结那些动摇的中间力量，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后来，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一句醒世恒言：“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周恩来非常赞同毛泽东的分析和主张！

我们知道，周恩来留学归国后便主管我党相关军事工作和黄埔军校的军政工作，而毛主席历来热衷农村工作，善于团结、带领、教育广大农民，他在广东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革命经历更是广为人知。这两位共同携手走过一生革命道路的伟人，在早年刚刚相识后就都善于发现对方的长处并毫无保留地积极吸引对方加强各自负责的领域，共同促进革命工作水平的提高，的确难能可贵。据著名党史研究专家、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周恩来研究著名专家金冲及曾经撰文谈到：“1925年初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并且负责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毛泽东请周恩来到农讲所讲过军事问题，周恩来请毛泽东到黄埔军校讲过农民问题，所以那时候常常在一起。”可见，当时的毛与周认识时间虽短，但已经是妥妥的同志加友人关系了。之所以此，与两位伟人恰同学少年就树立为国为民初心，青年时代确立马列主义理想信念并投身革命事业的共情、共鸣、共振以及共同拥有方得始终的大情怀大格局有着最为密切的关联。

毛泽东最后一次与周恩来握手

毛泽东、周恩来在出身、经历、性格、气质、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爱好特长等方面有着诸多差异。但这些差异就其主导性方面来说，并未成为他们之间合作和沟通的障碍，而是相异相吸，产生出巨大的互补效应。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曾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另一位哲人晏婴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毛、周的政治合作正是一种基于差别性产生的和谐，也就是和而不同。毛泽东富于激情，举重若轻，有纵横江海、气吞山河的气势；周恩来则富于理智，举轻若重，有经纬万端、各得其宜的才华。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毛泽东的务实与理智，周恩来的激情与浪漫，在许多领域和方面也有充分的体现。

由于缺乏毛泽东与周恩来初识时期的详细材料，希望引起对此历史存留更多信息的朋友能够参与我们共同研究、探索，此乃本文的抛砖引玉之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