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战役是中国共产党历程中一个重要的篇章。该战役发生在抗日战争结束但全面内战尚未开始的转折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重点由游击战转向运动战，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晋冀鲁豫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下，于自卫反击战中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一胜利挫败了蒋介石意图控制整个华北的计划，确立了双方新的对峙局面，对此后的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里存在多个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为何在历经八年的全民抗日战争刚刚落幕之时，又迅速爆发了一场规模不小的军事争斗？晋冀鲁豫的军队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成功实现从以游击战为主到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的？这些议题均需要我们进行细致的分析与思考。首先，对于抗战结束后不久便发生的军事冲突，其背后的原因复杂多样，需要我们深入剖析。其次，晋冀鲁豫部队在短时间内实现战略转变的过程，也充满了智慧与策略，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总的来说，这些历史事件不仅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复杂性，也展现了人民军队在关键时刻的应变能力和战略眼光。
阎锡山长期掌控山西，对上党这一战略要地的觊觎由来已久。1945年初秋，即日本投降前数月，他在吉县召集高级军事指挥官举行会议。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提及会议情形：“阎锡山突然提出计划，欲派遣精锐部队进驻晋东南上党区域，意图扩大势力范围，并询问在场将领的看法。会场一时陷入沉默，无人应答。随后，阎锡山转向我询问意见。我回应说：‘前往或许可行，但抵达后恐怕难以维持。……原因是孤军深入敌后，后勤补给线过长，且当地缺乏支持基础，无论是部队驻扎还是物资供应都存在难题。若兵力分散，易被八路军逐个消灭；若集中驻扎，又会引起日军的强烈反扑。因此，我说出发容易，维持难。阎锡山则回应道：‘我担心的是你们能否到达，只要你们到了，你们没办法，我自有对策。’”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出后，阎锡山视此为契机，意图在日军尚未完全撤离上党区域之前，借助其残余势力，先行控制上党。他计划利用上党丰富的兵力和粮食资源，增强自身力量，进而图谋整个晋东南地区，稳固其山西地区的统治地位。为此，阎锡山以接受日军投降为理由，要求史泽波务必在五日内抵达上党，占领长治等重要城市。
于是，上党地区的战斗成为了必然。
在上党战役中，解放军面临的核心且艰难的任务，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战略转变，即从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依赖游击战，转变为适应新形势下的以运动战为主导。
"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阐明了红军的战略方向：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术，这涵盖了在新环境下歼灭敌军集团及在平原区域开展游击活动，但重点依然是山地作战。9月21日，他给彭德怀发电报指出：“当前红军在决战中并不扮演决定性角色，但我们有一种擅长的作战方式，这种方式能发挥关键作用，那就是真正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非运动战）。”到了25日，他再次致电周恩来等人，强调：“整个华北地区的工作，应当以游击战争作为唯一战略路径。”“务必通知全党（包括党内外的同志），当前没有其他任务，首要且唯一的任务就是开展游击战争。”
在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期间，虽然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与条件允许下的运动战均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总体来看，山地游击战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在长达八年的全国抗日战争期间，红军在敌人后方的极端艰难条件下，与装备精良且训练有素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搏斗，赢得了多场战斗的胜利。这一系列战斗极大地锤炼了红军部队，显著提升了其战斗力。然而，由于长期处于游击战的分散状态，即便是主力部队，也常被拆分为基干团，分散至各军分区，与地方部队和民兵协同作战。他们的活动范围通常局限于所在军分区的地域内，鲜有机会进行大规模兵团的机动作战，因此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曾任太行纵队司令员的陈锡联回忆说：
太行纵队下辖的各支队，多数为抗战初期组建的老队伍，历经抗日战争的洗礼，政治立场坚定，对于攻打屯留的任务，部队整体士气高昂。然而，他们也面临一些问题：由于长期执行分散游击任务，缺乏协同作战的实践，各支队仅设有两个大队，人员编制不足千人，武器装备落后，尤其是弹药极度匮乏，每名士兵仅配备2至3发子弹。太行纵队的情况具有代表性，其他三支纵队也面临相似的问题。
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八路军为实现从以游击战为主到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已完成了多项筹备工作。
1944年，日军为了迅速构建中国大陆的交通网络，从晋冀鲁豫边区周边调集六个师团及其他部队前往他处，改由新组建的、战斗力相对较弱的旅团负责防御。为加强防线，日军将部分城镇的守备任务转交给伪军。八路军抓住这一时机，展开了有策略、有重点的进攻行动，成功收复大片区域，根据地得以扩大，并对部队实施了全面的军事与政治训练。到了1945年1月，晋冀鲁豫部队运用内外配合的策略，成功占领了冀南地区的大名县城。
6月至7月期间，太行军区的五个主要军分区部队与总警备团联合，并动员地方部队与民兵，在豫北地区发起了安阳战斗行动。李达当时强调：“这次战斗与以往的战役不同，重点在于实施机动战，而游击战则转变为辅助角色。”“这次战斗不仅是对正规军的考验，也是对民兵的一次重大锻炼，可以说是一次针对日军全面反击的大型模拟实战。以往，我们的老部队擅长山地作战，通过此次战斗，也积累了平原作战的经验。同时，新成立的部队也在大规模战斗中得到了磨练，收获颇丰。战斗中，我军展现出的顽强攻坚精神和持久作战能力，让日伪军深感震撼。之前汉奸李英断言八路军攻坚能力只能维持两小时，这一说法已被实战结果彻底推翻。”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后，晋冀鲁豫区域的八路军遵循中共中央的命令，对被围困的日伪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占领了众多城镇，其中包括冀南地区位于平汉铁路沿线的关键城市邯郸，并掌控了多条交通干线，为战斗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参军热潮兴起，以太行地区为例，自8月15日至月底的半个月间，新入伍的战士数量激增，达到了两万五千多人。
为了增强统一指挥，中共中央于8月20日决定组建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由邓小平担任，副书记为薄一波；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出任司令员，邓小平则担任政治委员。这是一项关键性的组织调整。26日前，刘伯承与邓小平自延安返回。抵达司令部当日，刘伯承即指出：“首要任务是迅速整合分散的部队。速度决定胜负，部队集中起来，形成合力，便是胜利。”为实现兵力整合，太行、太岳、冀南及冀鲁豫军区的主力被重新编组为四个更具机动性的纵队。这一调整为上党战役及随后的平汉战役奠定了基础。
长治曾是上党地区的行政中心，该地在抗战时期成为日军重点防守的区域，城墙高耸，护城河深邃，防御设施十分坚固。加之当时雨水频繁，路面湿滑难行，攀爬城墙极为困难。进入上党地区的阎锡山军队共有五个师，兵力一万六千人，其中用于守卫长治的有一万一千人，其余兵力则分散在五个县城，每处一千至两千人不等。上党战役的参与者乔希章记录道：“敌军的优势在于火力强大，擅长构建防御工事，依托旧城墙和日军多年修建的堡垒进行防御；然而，他们的弱点同样明显，不擅长野外作战，畏惧近距离战斗，尤其是白刃战，加之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对我军逐个歼灭极为有利。”对于解放军而言，直接强攻长治并非上策，应先夺取周边各城，诱使长治守军外出支援，在运动战中寻找机会歼灭前来增援的阎锡山军队，随后再对长治发起攻击。
晋冀鲁豫的主力军队，长期以来一直分散执行游击任务，对于迅速集结起来执行大规模机动作战，以及在必要时开展攻坚战斗，相对缺乏经验。9月5日，刘伯承发布了《关于上党战役战术要点的指示》，详尽阐述了此次战役应采取的战术策略，并深入剖析：“敌军阎锡山部擅长防御，其战术特点是构建形如‘品’字的堡垒据点，保留强大的机动兵力，以实施反冲锋；同时，还设有外围据点，彼此呼应，形成战略支撑。因此，我们必须通过连续的城镇战斗（包括村落战），才能将其逐一消灭。这类战斗要求精细且耐心，绝不能草率行事，采取简单的密集冲锋战术。”
9月7日，刘伯承与邓小平发布了作战的“首要指令”。紧接着，在10日，上党战役拉开了序幕。解放军的战术布局是，一方面用部分兵力对长治实施围困，另一方面则优先集中力量清除长治周边的五个“次要防御点”。此举旨在瓦解阎锡山军队的“相互支援布局”，并诱使长治的主力部队外出增援，从而在机动战中对其进行打击并歼灭。与此同时，史泽波部队将其大约三分之一的兵力分散部署在这五个外围县城，导致力量分散，且各县城间距在三十至五十公里之间。加之阎锡山军队在作战中缺乏主动性，这为解放军逐一击破这些分散的敌军提供了有利条件。
九天内，解放军连续占领五座城池。截至19日，解放军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逐一攻占了长治周边的城市。驻守长治的阎锡山部队最初曾派出六千援军，但刚一交锋便因担心被全歼而撤回城中，此后未再敢出兵支援。在占领这五座城市的过程中，解放军歼灭敌军七千余人，士气大幅提升，并缴获众多武器装备，其战斗力和作战效能显著提高，随后开始对长治形成包围态势。
史泽波遭围困后心急如焚，立刻发电向阎锡山求援。阎锡山见状不再镇定，回电指示史泽波：“上党之地必须争夺，潞安之城务必坚守，援军定会赶到，叛军终将失败。”他急忙下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两个军及省防军（原山西绥靖军改编）共八个师，人数超过两万，在祁县集合，迅速前往长治解围。然而，自太原沦陷以来，阎军一直退守在晋西一角，许久未与日军正面交锋，这导致他们的作战和行军能力大幅下降。此次增援上党的行动中，这一问题暴露得尤为明显。
在抗日战争时期，阎锡山多次与日本侵略者保持不正当的联系，意图避免正面冲突。1945年5月28日，当他会见西北参观团中的外籍记者时，被问及：“日本方面是否曾试图与您进行和平谈判或诱导合作？若确有此事，具体发生了几次？分别在何时？”阎锡山回应道：“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39年5月中旬，临汾的日军司令因私人同学关系，通过我的一位在家乡的学生，以个人身份传递了消息。……第二次是在1943年5月上旬，敌驻太原司令官岩松在我的防区内的安平（属吉县）与我见了一面，所谈内容与之前大致相同。”作为地方最高军政负责人，其表现出的这种缺乏斗志的态度，不难推测出晋军在抗战期间的士气是相当低落的。
关于增援上党的行动，原山西伪军首领、后由阎锡山委任为省防军第三军军长的杨诚，描述了他所观察到的阎军状况。他提到，所谓的已出发部队，实际上是阎锡山占据太原后，从晋西返回的军队。这些部队自称抗战八年，对党国有功，在街头张贴的标语标榜“抗战资历，无与伦比”。他们本以为回到太原后，能够升官发财，享受特权，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事实却与预期相反，部队陷入困境，力不从心。抵达太原后，他们发现待遇极差，吃的是马料，领的是无法流通的货币，上下皆不满，怨声四起。这些部队的兵心士气原本就不高，加之多年来，在阎锡山投降反共的罪行中，他们曾与八路军多次交锋，要么成为惊弓之鸟，要么侥幸逃脱。此次因命令所迫，前往增援潞安，他们如同被戴上了紧箍咒，不得不硬着头皮，踏入子洪口这个绝境。
在同年9月22日的记录中，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且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写道：“当前，高级军官争抢地盘，低级军官则趁机谋取私利，纪律荡然无存。”“法规虽多，漏洞频现，上层缺乏明确指导，下层难以遵循，国家面临巨大危机。”
此类军队，尚未交锋便可预见其败局。后续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也验证了之前的预测并非虚言。
彭毓斌带领由八个师组成的增援部队，人数超过两万，于9月15日自祁县启程。途中遭遇山洪，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加之对当地环境不熟悉，民众又采取了“藏粮空室”的策略，部队难以找到居民和粮食补给。士气因此受到影响，且在行进中不断受到袭扰，某一日仅推进了十余里。直至9月26日，部队才艰难抵达沁县。这段一百多公里的路程，竟然耗时十二天。随后，部队继续向南行进，又经过六天，行程约四五十公里，于10月1日到达关上与交川之间的地区。然而，此时距离被围困的长治县城，仍有大约八十公里的距离。
解放军最初获取的情报显示，援军为晋军三个师，兵力约七千人。然而，后续情报更正为八个师，人数超过两万人。基于这一新情况，解放军迅速调整策略，决定仅派遣少量兵力继续围困长治，而主力部队则即刻连夜返回，部署防线，准备迎击即将到来的援军。刘伯承向原本计划留守长治执行围攻任务的冀南纵队司令员指示：“长治这块硬骨头，我们暂时放一放，先集中力量解决眼前的这支大规模援军。”
彭毓斌与史泽波的两支部队合并后，人数远超上党地区的解放军，且武器装备占据显著优势。然而，阎锡山起初意图战后重掌山西全境，导致兵力被分散。上党战役打响后，他又采取谨慎战术，逐步投入兵力，这违背了军事上的基本原则。彭毓斌部在孤军奋战的情况下，人数少于前来对抗的解放军，且因长途行军、条件艰苦，士气严重受挫。他们未能意识到解放军已将主要精力放在“阻援”上，仍急于命令部队快速南进，结果落入了解放军事先布置的埋伏之中。
10月2日，彭毓斌的部队被陈赓、陈锡联分别率领的两个纵队早早地在老爷山和磨盘垴两处高地围困。紧接着，陈再道部迅速穿插至老爷岭与磨盘垴间的要道。前来增援的阎锡山军队逐渐显得力不从心，而史泽波部，因周边无重兵威胁，仍龟缩于长治城内，未敢驰援彭部。这一局势凸显出国共两军战斗力的显著差异。彭毓斌见局势难以维持，决定率全军撤回沁县。然而，败局已定，部队迅速陷入混乱。当他们渡过漳河，逃至虒亭镇时，解放军的伏兵已在此等候多时。阎军在溃败中失去了统一的指挥，场面一片混乱。经过一夜的激战，至10月6日，除两千余人逃回沁县外，其余皆被歼灭，彭毓斌亦在战斗中受伤身亡。
增援部队被消灭后，阎锡山首先发电报通知史泽波，告知他援军无法到达，需自行寻找出路。不久之后，根据史泽波的叙述，阎锡山“那时即刻发电报给我，命令我撤离长治迅速返回临汾。我请求延缓行动，但随后又收到电报要求按之前的指示执行。我立即召集各部队长商议。我说：‘坚守上党或许难免一败，不坚守也是同样结果，因为我们没有接收到日军的一点弹药，随身携带的很快会用尽。说放弃吧，一是士气不振，二是大家都有逃生的念头，但计划已定，我们要提振士气，切实掌控部队，力求绝境求生。’于是，史泽波的部队在10月7日夜晚趁着大雨从长治向西南方向突围。此时他们力量薄弱，士气低落。解放军围城部队持续追击，地方部队也四处拦截，最终在10月12日在沁河以东将史泽波的部队团团围住并全歼，史泽波被俘。就这样，进入长治城内的一万多人的部队，真的走向了覆灭。
上党战役圆满落幕，我军成功消灭阎锡山部队十一个师及一支挺进队，总计三万三千余人。此役之后，阎锡山麾下的军队由原先的八个军缩减重组为五个军。徐永昌在11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军已摧毁敌军三分之一的力量。”这一胜利标志着山西境内双方实力对比出现了显著转变。
关键在于，通过这次战役的实际操作，解放军成功迈出了由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转型的关键步伐。就根据地而言，解放军攻克了阎锡山原本控制的、位于太行与太岳区域间的“上党六城”这一障碍，使晋冀鲁豫地区得以贯通，形成了一个具有深远战略价值的广阔解放区，这是前所未有的。从解放军的角度看，以往依赖的是分散的游击战术，而现在已能组织大规模的运动战，并在实战中初步积累了攻坚战的经验。通过扩军及吸纳俘虏作为新战士，部队兵员数量大幅提升，武器装备也得到了显著改善，特别是炮兵部队的加入，在战斗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各部队间的协同作战能力也有所增强。
战役终结之际，冀鲁豫、冀南、太行及太岳等军区的核心力量，被重新编排为第一、第二、第三及第四纵队。各纵队分别由杨得志、陈再道、陈锡联、陈赓担任司令员，苏振华、宋任穷、彭涛、谢富治则出任政治委员。这些纵队直接隶属于晋冀鲁豫军区，作为野战部队，能够更加集中且灵活地调配主力。此举为接下来的平汉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在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史上，开启了新的篇章。
需注意的是，蒋介石对上党战役的挫败表现出异常冷淡的态度。查阅其1945年9月至10月的日记，其中并未涉及上党战役及其失败的任何见解，好似该事件从未发生。
这并不意外，蒋阎之间的鸿沟由来已久。阎锡山始终忧虑蒋介石麾下的中央军会侵入山西，侵占他的领地，动摇他“山西之王”的地位。抗战胜利后不久，胡宗南派遣李文指挥的两个军自风陵渡渡过黄河，经由同蒲、正太铁路前往河北石家庄，然后继续北进。阎锡山始终心怀戒备，频繁发电报至重庆询问，迫使蒋介石命令李文部“迅速撤离”。这些事件，蒋介石铭记于心。上党战役局势紧张时，阎锡山难以支撑，于9月15日向蒋介石求援，称：“形势难以维持，恳请立即指示。”蒋介石仅回复：“交由军政部处理，并上报。”实际上，未见实际行动，此事便不了了之。10月21日，徐永昌在日记中记录：“阎锡山来电，称中共军队已占领晋西北及上党（同蒲路南北多处被共军控制），十分焦急。电文末尾请求蒋介石前往太原。”蒋介石未予回应。24日，在蒋介石处召开的汇报会上，徐永昌提及阎锡山请求增援一事，“蒋介石坚决表示无能为力”。
10月26日，上党战役已落下帷幕。阎锡山尽管事务繁杂，仍决定从太原启程前往重庆，并在那里逗留了近一个月，直至11月22日才返回太原，这在以往并不常见。行前，他对参谋长郭宗汾交代：“我即将前往重庆，必须亲自与蒋委员长面谈。”然而，蒋介石态度冷淡，给了他一次明显的回绝。在阎锡山逗留重庆期间，仅在10月27日，即他抵达的次日，蒋介石日记中简略提及：“中午与阎锡山共进午餐。”只字未提上党战役或山西相关事宜。阎锡山向重庆方面提出多项援助请求，但直至他离开，收获甚微。
阎锡山渴望控制上党区域，意在重振其“山西霸主”的地位，此举与蒋介石的意愿相悖。然而，若能借此机会削弱共产党在华北的势力，蒋介石倒是持欢迎态度。因此，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到，他需要思考“如何未来利用阎锡山”。
当前，阎锡山战败，兵力受损，他期望蒋介石能大力援助，但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明显揭示了蒋介石与阎锡山之间的长久且深刻的矛盾，同时也映射出国民党高层内部各自心怀私念，相互间尔虞我诈，难以凝聚成有效的统一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