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街头，一座潮州人开办的乡音馆。（受访者供南方日报）
▲“走进潮书屋阅读更精彩：古诗中的潮韵吟诵”活动中，主讲嘉宾用潮州话带领学生朗诵《诗经》。（受访者供南方日报）
日前，“走进潮书屋阅读更精彩：古诗中的潮韵吟诵”活动在潮州市人民广场潮书屋举办，主讲嘉宾用地道的潮州话带领学生朗诵古诗，从诗句中感受潮州方言之美。
事实上，潮州话被誉为古代汉语“活化石”，保留着许多古音古义，不仅在古诗词朗诵中能够展现出普通话无法比拟的优势，在人们生活常用的口语中同样也有雅韵。“潮州话里的一些词语，听起来好像土得掉渣，口语性很强，但其实来自很文雅的古代汉语。”国家语言资源保护核心专家组专家、广东省首席专家、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林伦伦认为，潮州话被认为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因为它保留了古代汉语各个历史层次的语音和词汇的元素，并“活生生”留存在今天潮州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中。
经过历朝历代的演变，潮语的力量也在时代变迁中逐渐强劲，联结着中外和古今。
“雅过诗经楚辞，土到街市觅无”
“有人说，秦始皇讲的是潮州话，这显然是不对的，但如果说潮州话中有秦朝时期的语言，所言不虚。”讲台上，林伦伦用最接地气的潮州话讲出与《诗经》中相同的词汇，一条“雅过诗经楚辞，土到街市觅无”的评论，以对潮州话的高雅和通俗这一体两面的特征进行生动全面的概括和比喻，收获评论区最多点赞。
事实上，“相悦”“相好”“翘楚”等一些潮州人日常交流的常用口语，其含义和读音在春秋时期的《诗经》中的确有据可考。例如“翘楚”，指有出色，有本事者，源于《诗·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潮州话中的“兄弟姐妹囝着相好”（兄弟姐妹们要和好）中的“相好”，源自《诗·小雅·斯干》：“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相悦”（互相爱上了。悦，音ruah8）同样也是《诗经》里的词汇。
遥隔数千年的古书词汇为何会在潮州人民日常对话中脱口而出？一句广为民间流传的俗语“潮州人，福建祖”，或许可以引领我们穿越历史，解开谜团。
如果说闽语是潮州话的“近祖”，那么对闽语产生重大影响的吴语便是潮州话的“远祖”。先秦时代，从江苏、浙江至福建、广东、广西、云南一带的南方地区聚居着一个总称为“百越”的部族群。其中，在福建的称为闽越，在广东的称为南越。早在春秋时期，楚国的方言对吴越地区就产生过重大影响，吴方言中吸收了许多楚语的成分。楚王熊渠在位时，为取得越族人的支持，对其采取了许多优待的政策，加强了与越族人与吴国的交往。而后，激烈的吴越之战更让两国的语言文化在长年交战中相互融合。
越国建国时不断加强了对闽越的统治，吴越语也随南迁越人传入闽地。秦灭六国后，秦朝在浙江南部、福建一带设置了闽中郡，加强统治。自此之后，越地人民又进一步向南迁移，这就为闽语的分化创造了条件。
在汉初的各处战争中，闽越一带的居民参与了中原地区的政治活动，与中原军队屡有接触，而且在汉武帝时曾两次迁至江淮之地，进一步促进了闽越居民与楚地及中原居民语言文化的融合。福建的居民在此之前及这个时代，深受中原及楚文化的影响。
“三国以前，闽语主要是由吴语向南传播衍变而来的，同时还吸收了一些楚语和中原汉语的要素，此外，还有本地民族语言的沉积成分。这几个方面，汇合成三国以前的闽方言。换一句话说，在魏代以前，闽语便已经基本形成了，它直接来自吴语。”著名语言学家李新魁认为，吴语本身的语言特点因人口的迁移也有相当大的变动，但三国以前的吴语却大体上保留于闽语之中，后代闽语的基本面目应该就是三国以前的吴语。“所以我们说，广东闽方言包括潮州话、雷州话的‘远祖’就是吴语。”
晋朝以后，吴语对闽语的影响逐渐减弱，僻处福建的闽语已离开吴语而形成一支独特的方言，自成体系不断发展，至唐宋时已颇为人知。例如唐人刘恂《岭表录异》说:“闽人谓水母曰讶”，宋代韵书《集韵》也在“沝”字下注曰:“之诔切，闽人呼水也”。
“如果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闽语与吴语也还是关系十分密切的，不少语音和词语的沉积层是一样的。”林伦伦举例，从明朝吴语区的两位作者冯梦龙和凌濛初的短篇小说集《三言两拍》中就可以找到许多跟普通话不同、但跟吴语和闽语（包括潮语）相同的词语。林伦伦认为，这些词语多数是前代共同保留下来的词语，而不是明朝由吴语传入闽语的。
土著语里传来“琅琅书声”
林伦伦研究发现，春秋战国时期，潮汕先民使用的还是土著越语——一种属于壮侗语族支系的少数民族语言，这可从潮州方言中保留的古台语沉积层得到印证。而随着秦汉时期闽人的迁入，当地语言文化系统才开始产生变化。东晋以后，历代帝王在潮州设立郡县，中原地区时有官吏南下，进一步加强了中原汉语在潮州地区的传播。这一时期，潮州话接受中原汉语的影响愈加明显。
据史载，唐宋时期北方居民迁移到福建、广东一带的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唐朝发生的社会动乱，不断促使北方人民逃难到南方；二是部分中原官吏被派到南方各地任职或进行军事镇压，结果也流寓南方，例如唐代将领陈元光承袭父职平定泉州、潮州一带少数民族叛乱后便携带士兵在当地定居；三是唐宋不断有官吏被贬到潮州，例如韩愈、丁允元等。
难民入迁与潮州当地土著接触来往，无形中改变了当地的语言文化，而唐宋时期大批南下官吏在当地传播中原文化，更进一步加剧了汉语对潮州话的影响。被贬潮州的韩昌黎治潮八月，开设学校、大兴文教；与之命运相似的南宋被贬官员丁允元创建六斋、拨置学田......强有力的政治手段让中原汉语得到有效推广，崇文重教蔚然成风。
除了南下开化潮州的官吏，当地学人也对本土文化卓有贡献，如赵德、许申、张夔、王大宝等，无论是在朝廷中任过官职还是接受了南下北人的传授，这些学人掌握了中原汉语，并在家乡加以传播。政界、学界的一系列举措促进潮州文化教育飞速发展，至明代潮州学子登科进士，人才辈出，也逐渐为潮州本地方言增加了诵文吟诗时用的“文读”系统，奠定了潮州话中“文读”系统同白话系统分庭抗礼的基础，为潮州话增添雅韵。
不过，唐代从漳州、泉州等地迁入潮州的福建居民所携带的语言与潮州先民所使用的方言差异并不大，此时的闽人入潮并无多大的方言障碍，潮州方言在唐代尚未与漳、泉一带闽语分道扬镳。当然，唐代入潮的北方居民还是给潮州话带来不少唐代时语，逐渐使潮州方言词汇中形成新的积淀层。如“长短”（反正），与唐白居易诗句“此身长短是空虚”中“长短”同义，又如“教示”（教训）在唐元稹诗句“父兄相教示”中也可找到同义印证。
到了宋末，潮州话又经历了一次较大的历史变动。南宋末年，赣、闽、粤三省的边界地区成了宋元交兵之地。随南宋宗室从福建退入潮州的士兵和南逃入粤的人民于纷乱中在潮州定居下来，他们从福建带来的闽方言，与潮州本地居民所使用的方言融合，进一步加强了闽语分化为潮州话的趋势。
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方言不断受内外因素影响产生变异，潮州话逐渐从闽语中分化出来。一方面，福建南部漳、泉一带的居民在唐宋时继续进入潮州地区，加强了闽方言在潮州的扩展；另一方面，唐宋时中原语言文化随着北人南下直接进入潮州，使潮州原有的方言再接受了一批为数不少的北方语词和一套中原汉语传授而来的“读书音”。这两方面外来因素的冲击，加上后来自身的发展，促使潮州话发生了演变，形成了与漳、泉的闽南话有所区别的特点，终于在元明时代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方言。
潮语“过番”
人口播迁和流徙带动潮州话的演变，到近现代仍在继续。
在潮州方言歌谣中，“天顶飞雁鹅，家破无奈过暹罗”“无钱无米无奈何,背个包裹过暹罗”描述的便是旧时代潮州百姓因经济原因到东南亚谋生的景象，潮州话称之为“过番”。19世纪中叶以后，“过番”潮人乘坐红头船漂洋过海谋生，带回的不仅是辛苦赚取的财物，还有一些舶来语。
“阿铅”（a1ing5），即铁丝，用于箍木桶的铁丝圈叫“阿铅箍”，马来语词源为ayan；“五脚砌”（ngou6ka1gih4），指骑楼下的人行道；“啰嘀”（lo5di1），在潮州指一种顶部有砂糖的圆粒状儿童饼干，在新加坡和泰国，则指一种小饼，马来语叫roti…….这些潮州人日常惯用的口语，实际上都来自潮人“过番”的这些东南亚国家。
“这是由人口、经济、文化交流产生的语言交融的自然现象。”林伦伦认为，任何两种不同的文化和语言，只要产生了交流和融合的过程，甚至维持了比较长的历史时期，两种语言肯定就会互相影响，表现在词汇上就是互相借用对方的词语，这种语言文化的接触也是双向的。
随着潮州人在东南亚的大量分布，当地聚集了使用潮州话的庞大群体，使潮州话甚至成为当地的强势语言（方言）。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前半期，泰国的曼谷就聚居有数十万的潮州人，市井中也流行讲潮州话。因而如今的泰语也借用了大量的潮州话词语，例如“交椅”“井缸”“当归”“桐油”“豉油”“浙醋”“芥蓝”“菠薐”“粿条”“桌”(酒席)等。
泰国当代著名学者、《泰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朱拉隆功大学名誉博士披耶阿努曼拉查东指出:“泰语也采用了汉语的词汇。有关华人特有的某些物品和食品的名称以及一些与贸易有关的词汇,很大部分用于口头方面,但是许多已被全盘移植进泰语。泰语中的汉语词是潮州或汕头的方言”。
同样，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的潮州移民为了更好地与当地人融合，也学会了马来语。因此，新马一带潮州人所讲的潮州话中就借用了不少马来语词语，例如“工茼”“五脚砌”等等，而这些概念和词汇也通过“番客”带回的实物流入潮州家乡。这种实物进口、词语借用的频繁现象为潮汕语言文化注入了海洋文化的成分，使得潮汕文化具有了开放性和国际性的特点。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州话。作为一方人民的母语方言，潮州话既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海内外潮人共同的精神家园。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陈晓锦观察发现，在海外，祖籍为潮汕地区的华人通常会说自己是“潮州人”，而不会像在广东潮汕地区一样，说自己是“潮州（市）人、汕头人、澄海人、潮阳人、揭阳人”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方言的泛化已使他们感觉不到因方言差异所造成的区别，他们各自携带的来自潮汕平原各地大同小异的方言，在东南亚各国华人社区中已泛化为一种“大潮州话”。
“在陌生的国度、陌生的种族、陌生的语言包围中，无论是人们自身的生存，还是语言方言的生存都需要在他乡抱团，需要求同去异。”陈晓锦分析认为，海外潮汕方言使用者摒弃了各自的地点差异，相应地，“潮州人”也泛化为一个更大的概念。甚至在潮州话占据无可比拟的优势的泰国华人社区，部分祖籍是粤语方言的华人或具有“宁卖祖宗田，不变祖宗言”传统的客家人，在社区中也不得不学用潮州话交际，以此增强种族认同度。
如今，潮语已成为联结海内外潮人的纽带，它是潮人的有声logo，是各国各地潮人联通的密码，是乡谊亲情的润滑剂。不管是存在于潮剧、潮州歌谣、潮州歌册等各种民间文艺载体中生生不息，还是在异国他乡“家己人”中口口相传，潮语始终保有强韧的生命力，牵引着乡愁的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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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人在吉隆坡
办了一个乡音馆
吉隆坡茨厂街里的一个乡音馆，很像中国民间一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小型博物馆。
乡音馆有两层楼，每层也就100多平方米。一层经营着一间中国南方各地特色美食的小餐馆，看看墙上的菜式招贴就知道了：潮州芋泥、客家扣肉、福州红酿面线……乡音馆馆长张吉安表示：“没办法，我们是民间经营乡音馆的，经费靠自己筹措，一楼办餐馆是为了养二楼的博物馆。”
民间办非物质文化博物馆确实不容易。不过，一楼经营的都是各地的特色小吃，保留着方言的名字，通过看菜谱和点菜，其实也就是一种乡音的回忆或者学习、传播。
一条窄窄的木楼梯，走起来吱呀吱呀地响，年代感很强。拾级而上，到了楼上，就像一头扎进了一个百宝箱——墙上，地上，桌子上，挂满、摆满了各色各样文物。绝大部分是戏曲的旧物件，民国时期戏出的录音磁带、黑胶碟、戏囊（道具箱子）、戏服、戏院演出的招贴、戏文剧本、名角介绍的小册子、粤语木鱼石、潮州歌册、客家山歌、工尺谱……粤剧的东西最多，其次是潮剧、客家的汉剧，还有福建的南音、高甲戏……等。在这里还看到了潮剧表演艺术家姚璇秋早日星光闪烁的倩影、上个世纪姚璇秋主演的《苏六娘》的黑胶唱片。
这显然是个以戏曲为主打的方言文化博物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关于戏剧的文物，又为什么会办这个馆呢？原来，张吉安馆长曾经是马来西亚国家电台的华语播音主持人，做节目的时候要收集这些东西，也要采访音乐、戏曲界的名人名角，因此对音乐和戏曲也就产生了兴趣。
2005年1月，张吉安发起了“乡音考古”计划，和同伴走遍马来西亚的大城小镇、首都边陲，开启老一代华人的记忆匣子，记录逐渐消失的乡音曲艺，搜集相关的老物件，并租下了茨厂街这间老作坊，把这些宝贝陈列出来。日积月累、集腋成裘，垒石成塔，便成规模。
乡音馆的建设也并非一帆风顺。2014年10月21日一场暴雨的突袭，雨水冲入馆里，浸湿了部分文献、口述资料和其他的老物件。原业主不愿意出资修复，还是张馆长等热心人士不忍心眼看着这些宝贝废掉，他们寻遍国内外的修复专家，修补房子，修复文献资料，将这些历史的碎片一点一点拼凑修补起来，终于在2018年3月4日重返老街。
笔者作为乡音考古的同行、方言文化的知音，一种要为一座在“番畔”迎风矗立的乡音馆鼓与呼的冲动油然而生。（完）
（作者／系国家语言资源保护核心专家组专家、广东省首席专家、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林伦伦）
来源：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