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剧院的最后一排，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身着便装专注地看戏。就在这时，刘亚楼忽然感到后脑勺一阵重压。他缓缓转过头去查看，只见身旁一位科长正斜躺在座位上，身体舒展得极为放松，一只脚竟不知不觉地搭在了自己的头上。

刘亚楼小声提醒了一句，谁知那人非但没有收回自己的腿，反而趾高气扬地说道：“你是哪个单位，也敢对我指手画脚？”

解放军纪律严明，为何一个小小的科长敢这样对刘亚楼？这件事最后是如何处理的？

刘亚楼于1910年出生在福建武平县的一个贫苦农家，母亲在他出生的第二天便去世了，父亲望着襁褓中的婴儿，满心无奈与悲戚。家中一贫如洗，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维持，又如何能将这个孩子抚养成人呢？

在无尽的痛苦与挣扎之后，父亲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将刘亚楼过继给一位家境稍好的朋友。一路走来，他心中百感交集：“孩子啊，我对不起你，可这也是为了让你活下去啊。”

刘亚楼的养母轻轻地接过婴孩，眼神里满是怜惜：“放心吧，这孩子以后就是我的亲骨肉，我定会好好待他。”尽管新家庭的条件也并不宽裕，每餐不过是粗茶淡饭，但养母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刘亚楼。

刘亚楼深知这一切的来之不易，他常常捧着书本，一读就是几个小时。养父看着心疼，劝他早些休息：“儿啊，别累坏了身子。”刘亚楼却说：“爹，我要好好读书，将来报答您和娘的养育之恩。”

刘亚楼在学校学习期间，在校长的影响下，逐步成长为一位积极进取的年轻人。他不但学习刻苦，而且怀着报效祖国的雄心，积极参加各类社团活动。

校长常常在课余时间，召集刘亚楼等一众热血青年，讲述国家的危难，民族的屈辱：“亚楼啊，如今列强环伺，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你们是国家的希望，定要奋发图强。”

刘亚楼深受触动，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使命感，他开始积极投身于各种进步活动：“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国家沦陷，必须行动起来。”

在他17岁的时候，刘亚楼就决定加入共产党，并加入红军，这为他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和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平台，刘亚楼迅速融入组织，并展示出非凡的能力和潜力。

1934年，红军踏上了充满艰难险阻的征程。在途经草地的那段艰难日子里，刘亚楼担任部队断后的责任，敌人紧追不舍，但队伍中有许多伤病员需要转移。

刘亚楼转过身，对着能走动的战士们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不能丢下任何一个战友！现在，能走动的，两人一组，轮流背着伤员前进！”

刘亚楼扫视了一圈，看到角落里那个伤势最重的伤员，他几步走上前去，蹲下身子，轻声对伤员说道：“兄弟，别怕，我来背你。”说着，他小心翼翼地将伤员背起，调整好姿势，站起身来。

一位战士见状，赶忙跑过来劝阻：“您指挥战斗已经很辛苦了，这个伤员我来背吧！”刘亚楼微微摇头，拒绝道：“不，我来，这是我的责任，你们只管按照计划，照顾好其他伤员，保证大家都能安全通过草地。”

刘亚楼背着伤员，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草地上：“同志们坚持住！我们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路程，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能走出草地，胜利就在前方！”

终于，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安全穿过草地。这三天三夜的艰难险阻，没有击垮红军战士们的意志，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团结互助的精神，再次战胜了困难，向着胜利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刘亚楼关心战士、关爱战友，但他也有脾气火爆的时候，甚至得了个“雷公爷”的外号。

东北野战军那紧张忙碌的指挥部里，战士们和一些基层军官们难得有片刻闲暇，聚在一起谈论着战场上的趣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刘亚楼径直走到会议桌前，将手中的文件重重地一放，“啪”的一声，怒斥道：

“都别笑了，这是在打仗，不是在看戏！我们的每一个决策都关乎着万千战士的生死，关乎着战役的胜负。”

说完他的目光从每一个将领的脸上扫过，被他注视到的人，都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不敢与他对视。

训练场上，刘亚楼更是容不得半点马虎，他亲自监督士兵们的训练，一旦发现有人偷懒或者动作不标准，就会立刻冲过去严厉斥责：“你们以为这是在玩耍吗？这是在为了胜利而训练，为了新中国而训练！如果连这点苦都吃不了，还怎么上战场杀敌？”

正是因为刘亚楼这种对自己和下属都极高的要求，以及他那火爆严厉的脾气，才让他得了“雷公爷”这个让人敬畏的外号。

尽管刘亚楼脾气火爆、要求严苛，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有着对胜利的极度渴望和对士兵、对战友的深切关爱。

1950年，为了丰富空军将士们的业余生活，当地剧院特地为他们准备了一场精彩的表演。演出当晚，剧院外人头攒动，空军战士们整齐有序地入场。

演出一开场热闹非凡，可就在所有人都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刘亚楼忽然觉得自己的后脑勺被什么东西碰了碰。他回头一看，惊讶地发现竟是一只皮鞋！那只脚高高地搭在了他的靠椅上，显然是个年轻干部所为。

年轻干部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自己的不当行为，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舞台，脸上带着惬意的笑容，还时不时地跟着剧情小声哼唱几句。刘亚楼耐着性子轻声提醒道：“同志，你的脚能放下来吗？看戏时还是要注意影响。”

年轻干部正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扰，心中顿时涌起一股不悦。他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把脸一扬，用更加傲慢的语气回应：“你是哪个单位的？凭什么管我？”

刘亚楼压下脾气回答道：“我是空军的。”谁曾想对方竟然冷哼一声，不屑地说：“空军算什么？我行政级别可不低，我是科长。”

就在这时，旁边的观众认出了刘亚楼，小声对科长说道：“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科长一听这话，顿时收起了笑容，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整个人都变得有些慌张和慌乱：“我…我不知道，对不起。”

刘亚楼看到科长这般模样也反应过来，这名科长正是彼时从战俘营中挑出来有理论知识的国民党军官。刘亚楼并没有因为对方之前的无礼发怒，而是做了个请坐的手势，语气依旧平和地说道：“先坐下看戏吧。”

科长听到刘亚楼的话，因极度的羞愧而不敢直视刘亚楼的眼睛。他坐的笔直，双脚规规矩矩地放在地上，双手紧张地放在膝盖上，眼睛死死地盯着舞台，却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惬意与悠闲，整个人像是被抽去了灵魂一般，只剩下无尽的懊悔与不安。

两年后“三反运动”在部队正式展开。一日，一份报告被送到了刘亚楼的办公桌上。刘亚楼打开报告一看，不禁微微皱眉，上面的名字竟然是那个曾经在剧院里无比嚣张的科长。

“首长，这小子当年那么嚣张，现在又查出贪污这么多钱，可不能轻饶了他啊！”

刘亚楼沉默了片刻，缓缓摇了摇头，说：“虽然他之前对我无礼，但是处罚也得按规定来，不能因为私人恩怨就加重。”

随后，刘亚楼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军装，前往上级领导的办公室。他站得笔直，神情严肃地对领导说：

“领导，关于那个贪污的科长，我知道他犯了大错，但是我希望能考虑到他过往的一些功绩，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要一棍子打死。”

“亚楼啊，他之前那样对你，你为何还为他求情？”

刘亚楼平静地回答：“做事要公私分明，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能因个人情绪影响对他的公正处理。”

刘亚楼于1965年病逝，时年55岁。他的去世使整个军队感到深深的悲痛。临终之前，他仍然牵挂着空军的发展，在他的最后一篇工作报告中，写满了对空军事业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