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仇珠，仇英之女。几乎可为女画家中的魁首，唯一可以与她比肩的，只有文徵明的玄孙女文俶。擅画山水、楼阁、人物故实和大士像。画风细密精研，虽是工笔重彩，却没有浮躁媚俗之气，衣纹线条刚健流畅，极似仇英。

15岁，对古时的女性来说，又称“及笄之年”，意义非凡。

就像男性有冠礼，女性也有笄礼，将长发梳成发髻，簪上发笄，意味着已到婚龄，可嫁为人妇。

但画家仇英，在女儿仇珠年满十五岁时，准备的礼物却不是发笄、华服，而是一块寿山黄杜陵石。

这块寿山黄杜陵石颇有些来历，曾是“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徵明送给仇英的礼物。而仇英又在小女儿生日的这天将它转赠给了仇珠。

仇珠十分珍惜这枚寿山黄杜陵石，于是用这块石头打造了一方印章，刻上了“杜陵内史”四字，日后作画时，多用此章，“杜陵内史”也因此成了她的号。

毫无疑问，仇英是深知女儿的兴趣与才华，才准备了这样独到的礼物。

人们常把备受家人宠爱珍视的女儿称为“掌上明珠”，或许仇珠其名，也有此意。她是明代画家仇英的小女儿，从小跟着仇英寓居苏州，看父亲作画，也观赏过众多名画，于是渐通笔墨，仇英看女儿喜欢，也倾囊相授。

《红楼梦》里，黛玉和探春曾指责贾宝玉，不该把她们的笔墨传到外头，宝玉却说：“这怕什么!古来闺阁中的笔墨不要传出去,如今也没有人知道了。”

他说见识有长短自然可以，但说男子的见识就都是远见卓识，女人的就都是浅见，怎么能这样呢？可见“女子无才便是德”或“头发长，见识短”之类的偏见歧视，在明代便被推翻了，也难怪明朝会出现那么多名留画史的女画家了。

只是，这些女性画家的绘画对象以花鸟居多，只有极少数涉及人物、山水画，仇英就是其中的异数。她幼承家学，山水、楼阁、人物无一不精。在构图上，仇珠很注意人物间的和谐，同一幅画上所绘人物，相互间举止呼应，眼神顾盼。

在用色上，仇珠喜用色泽艳丽的色调，却力戒媚俗浮躁之气。她利用色彩间的相互衬托而达到色调的和谐统一。画风细密精研，虽是工笔重彩，却没有浮躁媚俗之气，衣纹线条刚健流畅，极似父亲仇英。

仇珠的父亲仇英出自平民，一生都不曾跨越阶层，虽职业画家的地位比文人士大夫要低，绘内容、风格也带有一丝民众匠气，不过技艺却更加高超，也更适合书画作品的市场化。加之此时的书画艺术欣欣向荣，仇珠觉得，自己也可以像父亲一样，去挣自己想挣的钱和声名。

仇珠想让自己的画作有销路，自然不能免俗，时人所爱青绿山水、界画楼阁、仕女花鸟，她都很擅长，最出色的是，她能将古人法度与明代风格融会贯通，即便迎合时风也毫不俗艳。

仇珠在父亲的影响下，非常重视绘画颜色的配置，他的绘画用色独到，既不盲从大众化，也不会过于孤傲枯燥在她的配置下，使不同色调得到了和谐统一。

她在画坛小有名气，曾经为王宠的叙事诗《洛神赋》配图。这些插图广受好评，钱大听对她十分赞誉，甚至把她比作李公麟，说她是“女中伯时”。

如她所绘的《女乐图》，画作描绘了女子寄情管弦、切磋研磨、自娱自乐的场面。画面重心是席子上的三位手持乐器的年轻女子，旁边的三位女子仿佛在赏乐，手持薄扇，站立于三位演奏乐器的女子身后倾听、相互评论、赞赏。

殿宇采用了传统的界画法，工笔严谨。人物线条流畅，用色协调统一，整体构图十分均衡，有动有静。

画面中心是两位正在虔诚地做着女红的年轻女子，一位端庄的夫人在她们的身后观看，四个男女仆童围绕在夫人身侧。整个画面有静有动，年轻女子的恭谨和贵夫人的端庄、孩童的活泼形成对比，人物的安排布置，背景的疏密处理，都显得井然有序。

而对于闺阁画家擅长的花卉，仇珠也不亚于她人。如这件金笺画成的《花卉册》，绘有梅竹、水仙、牵牛花等多种花卉。

仇珠以女儿家的芳心为群芳作谱，她不举花锄葬落花，不以泪眼看残红，而是借助丹青让这三朝两夕的怒放化作永恒，比起男性画家的花鸟画来说，多出的是几许惺惺相惜的韵致。

结语：

仇珠和《红楼梦》的缘分真是妙不可言，点评这本书的脂砚斋所拥有的那方胭脂砚是王稚登送给薛素素的礼物。该砚盒底刻“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右上篆“红颜素心”四字，盒盖内刻细暗花纹薛素素凭栏而立的肖像，而这幅肖像便是仇珠所画。

仇英的一生，与这胭脂砚也极为相似，上好佳品熠熠生辉。

仇珠的光彩，不来源于那个封建纲常禁锢的世道，不来源于她生命中任何一个男人，是她自己给予自己的，是由内而生、向外发散的。盛名远播，时人称她为“仇氏”，甚至不怎么提她“仇英之女”的身份，更不用说夫家或兄弟。

她只是仇珠，凭着画技征服世人的才华横溢的女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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