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主席专门嘱托叶剑英，让他去广东找一个人，并指示这个人无论过去犯了什么错误，一定要给他安排工作。
这个人是谁？为何会引起毛主席这般重视？
蒋介石“铁通计划”，红军处于生死存亡之际
在1934年，国民党计划开始展开“堡垒政策”，将战略转为在江西苏区四周建立密集的碉堡网络，这些碉堡坚固如铁，既是防御工事，也是攻击前哨。
这种布局旨在将红军逐步压缩在越来越狭小的地带，直至彻底消灭，到了1934年9月，中央苏区的控制范围已被压缩至仅余七八个县城。
就在这时，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了秘密军事会议，准备开展“堡垒政策”的最后一布——“铁通计“。他要调集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准备对红军主力进行最后的决战。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和国民党各个将领都信心十足，除了一个人。
他就是莫雄，他对红军有着深厚的同情，内心始终无法接受用这样残酷的方式去消灭这些为理想而战的人们。他在会后的日子里，心情越发沉重，不断在思索着是否有什么方式能够改变这种局势，或许是提供信息，或许是其他什么能让红军避免这场灭顶之灾的办法。
其实莫雄这时的身份还达不到参加重要军事会议的资格，但他却参加了，这是因为什么呢？
莫雄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
二人的特殊关系要追溯到北伐时期，当时蒋介石正率领着北伐军兴师讨伐军阀吴佩孚。就在蒋介石留守大本营之际，突然被当地“土匪”万余人包围。在这时，莫雄率领一个旅冒险救出了蒋介石，从此两人结下了非凡的交情。
但莫雄后来因为不认同蒋介石的政治理念而被赋闲，时间来到了1930年底，莫雄在上海偶然与旧部刘哑佛重逢。刘哑佛不仅是莫雄在粤军时期的部下，更是鲁迅先生《记念刘和珍君》中刘和珍的哥哥，同时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上海重逢后，刘哑佛向莫雄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逐步将他引入中共的视野。通过刘哑佛的介绍，莫雄结识了其他中共地下党员，学习了很多进步思想。
这一切经历，让莫雄在庐山会议中，虽然外表上慷慨激昂，但内心对于红军的命运充满了焦虑和同情，他对蒋介石的信任早已荡然无存。
在国民党内部，莫雄虽多次公开和暗中反对蒋介石的政策，但由于其广泛的人脉和深厚的江湖情义，总能在关键时刻得到朋友的支持和保护，因此没有遭受太大的政治打击，只是在官场和军界中经历了几番波折。
1933年底中央特科认识到莫雄的潜在价值，决定派他前往江西，融入当地的“剿共”军队中工作。莫雄这时找到了他的军中好友薛岳，薛岳给莫雄在南昌办事处挂名，提供了一个形式上的职位，实际上却是给了莫雄一个观察和行动的平台。
不久之后，莫雄又在一个人的推荐下当了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的职位。肩负“剿共”大业。
当然，除了好友推荐和救了蒋介石一命外，莫雄还在一件事中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
剿灭盐帮，莫雄立大功
1930年，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为了确保盐税收入，他在海州，也就是今天得到连云港建立了一支直属于财政部的缉私警察部队。
莫雄则当上了税警第三团团长，但是不久，就发生了让整个国民政府内部震动的“王赓间谍事件”。
王赓，作为民国时期少数在西点军校深造的杰出人才之一，受到了宋子文的青睐，被任命为税警总团团长。
然而之后的事却出人意料，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却被日军捕获。事件的起因有多个版本流传，一种说法是，王赓原本打算去找他的西点同学，不料走错了地方，误将一个日军军事机关当成了已搬迁的美国领事馆。
另一种说法是，他本想去日租界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寻找前妻陆小曼，不知该地已变为日军陆战队司令部，结果被日军抓获。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宋子文安排的密谈，但王赓却搞错了地点。
无论真相如何，王赓在被日军抓获后，通过租界国际调停当局的交涉，花了三天时间才被释放。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的舆论哗然，普遍认为王赓可能泄露了重要的军事情报。
这种看法得到了十九路军的领导层支持，他们坚信王赓向日本人出卖了军事情报，并将他押解至南京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王赓被逮捕的消息像震撼波般在税警总团内部传开，整个团体陷入了临时的混乱和无领导状态。
在这种困境中，宋子文深知无法长时间让税警总团群龙无首，尤其是在淞沪抗战如火如荼进行之际，于是任命莫雄为新的税警总团长。
莫雄上任之初，面临着重重挑战，但他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领导迅速稳定了团体的士气。在他的指挥下，税警总团屡次在战场上展现出英勇的作战能力，有效牵制了日军的多次进攻，为抗战的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尽管如此，由于整体战局的不利，税警总团在“淞沪协定”签署后不得不撤退至淞江、青浦地区进行重整，之后更是退守到海州地带。
海州地区，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产盐区之一，以其丰富的“淮盐”盐田而闻名。然而，盐业的繁荣也带来了长期而深刻的走私问题。
自民国以来，当地的盐枭不仅装备精良，常常超过中央军的标准，还通过贿赂当地官吏，公然武装保护他们的非法盐业贸易。他们的行动大胆，经常在重武器护卫下，使得轻装贩盐船只轻松越过检查，严重破坏了淮徐地区的盐税和盐政管理。
这些盐枭的胆子大到了极点，甚至不惜使用重型机枪对抗国民党驻扎在海州的独立第六师。
莫雄到了这里后，对海州地区猖獗的盐匪问题感到极为头痛。这些盐匪不仅武装精良，而且与地方官员有着深厚的勾结关系，形成了一个难以撼动的非法盐贸易网络。
认识到这一严峻挑战，莫雄深知单靠税警总团的常规力量难以根治这一顽疾，便向宋子文汇报了剿灭盐枭的迫切性，并得到了宋的全力支持。
在准备阶段，莫雄不仅集中了税警总团内部的精英力量，还召集了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和军械处等8个部门的领导，共同策划剿匪行动。这一筹备工作持续了近三个月时间，在此期间，莫雄亲自挑选了40余名素质过硬的营连级军官担任侦察员，对盐匪的动向进行了深入的侦查。
经过密集的侦察和信息收集，莫雄得知盐匪总数达到了2万余人，且拥有众多设施完备的碉堡，火力装备亦十分齐全。
他选定了防御设施异常坚固的一个匪巢作为首要打击目标。为了确保行动的隐秘性和成功率，莫雄还秘密联络了蒋介石，详述了海州盐匪的严重威胁，并表达了自己全力剿匪的决心，对此，蒋介石表达了支持。
1932年9月，所有筹备工作就绪后，剿匪开始了，他指挥部队高效地捣毁了淮徐地区所有盐枭的据点，并俘虏了众多涉及非法盐贸易的人物，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县长和公安局长等重要官员。
莫雄对于如何处理这些被捕者持有坚决的立场。他主张对这80余名犯罪分子进行严厉的法律制裁，以彻底整肃盐政和恢复法纪的尊严。
在莫雄准备执行死刑的时刻，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孙科和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相继发来电报，要求对几名主要头目刀下留人，显然是受到了某些政治和社会压力。此外，一些被捕匪首的家属试图通过贿赂，提供数万元大洋以求保释。
面对这种情况，莫雄表现出了他的机智和决断。他巧妙地回电称，当收到电报时，刑罚已经全部执行完毕，从而避开了直接的政治冲突。
莫雄随后迅速下令在当地执行了这些罪犯的死刑，不久之后，海州的市民们甚至在当地立碑纪念莫雄的这次行动，碑文称颂他为民除害，体现了民间对他的深厚敬意和感激。
莫雄的这一成就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是他被任命为赣北第四行署专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莫雄能参与蒋介石在庐山举行的牯岭军事会议原因。
莫雄让蒋介石的铁通变成了漏桶
莫雄深知其中的利害，在会议结束后，连夜带着全套的“铁桶计划”下山，赶回自己的司令部。
已是深夜，莫雄一抵达司令部，立即召集了包括项于年在内的几个地下党开会。
大家看了这份情报的重要性后，便决定将情报迅速传递到党中央。考虑到紧迫性和安全性，最终决定由项与年亲自负责情报的运送。这主要是因为项与年不仅会说客家话，便于在客家地区掩护自己。
大家连夜将情报的要点用密写药水记录在四本学生字典上。整个夜晚他们不断工作，直到黎明才完成密写，随后便要开始送情报了。
项与年出发那天，装扮成教书先生，带着装有绝密情报的字典安全通过了多个检查点。然而，在接近泰和县的山区时，情况比预期更为复杂。该地区敌军密集，所有进出苏区的道路均设有严密的封锁，任何可疑之人都会被立即逮捕。
为了避免被捕，项与年不得不选择在山林中隐匿，用干粮和野果充饥，继续他的秘密旅程。
当项与年带着至关重要的“铁桶计划”情报进入泰和县山区时，他发现局势远比预期严峻。每个村庄都有国民党的“进剿”部队驻守，严密封锁了进出苏区的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物即刻逮捕。等到了兴国时，项与年已经知道，尽管他尽力伪装，但自己这时还是无法正常通过这些严密的哨卡。他被迫再次退回山中，寻找突破的机会。
这时国民党的“铁桶”封锁正在一步步收紧，任何延误都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在绝望中，项与年决定采取一个极端的行动来避开敌人的怀疑——他捡起一块石头，猛击自己的面部，造成重伤，面部血肉模糊，四颗门牙掉落。
次日，带着严重肿胀的面部和混乱的长发，项与年完全变成了一个无法辨认的形象，像一个蓬头垢面的叫花子。这副模样使得沿途的国民党哨兵都不愿意靠近他，纷纷捂鼻驱赶。这种极端的伪装让项与年成功地穿过了敌人的封锁线，经过数天的跋涉，终于安全到达瑞金。
随后这份情报到了周恩来手中，基于这份情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做出了战略性的调整决策，决定启动战略转移。
于是，在1934年10月10日，红军趁着蒋介石的铁通计划还没完成时开始长征了。
莫雄的勇敢行为对红军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铁桶计划”的情报没有及时送达中央红军的手中，长征的开展和红军的突围都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但蒋介石精心设计的“铁桶”计划，虽然严密，终究是因为内部泄露而变成了“漏桶”。
毛泽东后来说到：“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这句话，后来成为长征史上的名言，彰显了情报工作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莫雄的这一行为，让他被关到了军法处
莫雄深知自己此举涉及重大风险，几乎是押上了自己的性命。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他感慨万分，庆幸情报传递的过程中项与年等人操作得非常完美，幸而蒋介石没有查到莫雄头上。
然而，红军长征开始近半年后的1935年春，莫雄接到蒋介石突如其来的一纸电令，要求他立即乘飞机前往贵阳，这让莫雄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心中充满不安。
到达贵阳后，莫雄发现蒋介石并不知情其间的秘密活动，调他到贵阳只是为了给他一个新的职务——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
这个新职位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提拔”，莫雄手下的力量也从原来的部队升级为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师。这次“提拔”在莫雄心中激起了复杂的情绪，他虽然表面上接受了新的职责，但内心深知自己真正的使命和忠诚所在。
毕节，位于贵州省西北部，藏身于乌蒙山腹地，是川、滇、黔三省的交界处，自古以来便被视为西南通往湖广的重要通道，战略位置极其关键。
莫雄到了毕节后，得知这一带滞留了数千名红军伤病员时，他与毕节专署里的中共地下党员，如卢志英、刘哑佛等人进行了多次商讨，最终决定采取一种较为隐蔽和灵活的策略来处理这一问题。
他们决定利用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的弱点，陈光中以爱好享乐著称，对酒色特别沉迷。莫雄便每隔几天安排打猎、钓鱼和酒宴，用这种方式来分散陈光中的注意力和剿共的决心。
这种策略为红军伤病员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卢志英等人迅速通过秘密交通线通知红军伤病员及时转移，边区游击纵队也抓住机会在毕节一带进行了补充和休整。莫雄的这种看似“无所作为”的策略，实际上在革命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保护和发展革命力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1936年初，当红军的贺龙和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执行中央的指示，假装进攻贵阳以吸引国民党主力撤防至贵阳附近时，莫雄已在毕节地区悄无声息地发挥着他的战略才智。
莫雄早在1935年底已经将一二一师调离，令毕节地区的军事力量大为减弱，随后莫雄又将剩下的部队以保护行政专署和保安司令部的安全为名，全部撤离毕节城。
这一策略有效地消减了城内的军事存在，从而为红军的顺利进入和接管毕节提供了无障碍的道路。此外，莫雄的这些举措还为深入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迎接红军入城创造了有利条件。
通过这些巧妙的部署和策略运用，莫雄不仅确保了红军的安全，也对毕节及周边地区的政治变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红二、六军团能够兵不血刃地占领毕节，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莫雄智慧与策略的胜利，他在保护红军及推动地区革命进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莫雄在毕节的行动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布局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其“弃守”毕节的行为虽被一些人视为战略撤退，但在蒋介石眼中，这无疑是一种背弃和畏战的表现。因此，蒋介石怒火中烧，立即下令将莫雄逮捕并关押于南京军法处。
然而，就在这一危机时刻，南方政治局势的突变意外地成了莫雄的保护伞。粤系的陈济棠和桂系的李宗仁联手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这一重大政治事件迫使蒋介石必须重新审视与粤系的关系。
莫雄，作为广东人且出身于粤军，拥有深厚的粤系人脉，这成了他获释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敏感时期，蒋介石不得不慎重处理莫雄的问题，以免激化与粤系的矛盾。
这时他的老友张发奎和陈诚又出面为他作保，他们向蒋介石提议利用莫雄在广东的广泛影响力，派他回两广进行策反工作，蒋介石对二人的这一建议表示同意了。
但在莫雄准备前往广东之前，两广事变已经平息。莫雄因此避免了牢狱之灾，而蒋介石在事变后也无法再对他追究，只是决定将他从军界撤出，改任行政督察专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的政治隔离。
随后日本全面侵华开始了，在抗日战争中“通共”行为不再是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追究的重点，但在随后的解放战争时期，莫雄依然被视为潜在的“共党同路人”，最终在1949年上了国民党保密局的黑名单，随后莫雄跑到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莫雄从广州收到了数封邀请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封来自叶剑英的亲笔信。叶剑英他与莫雄有着深远的友谊，这段友谊可追溯至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当时叶剑英担任粤军第二师的参谋长，而莫雄则是同一师的旅长。
在叶剑英的亲切邀请下，莫雄满怀期待地返回广州，重返这片曾经战斗过的土地。重逢时，叶剑英向莫雄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毛泽东主席在他南下之前特意嘱咐他，到广东后必须找到莫雄，将其视为党的老朋友和老同志，不论他过去有何过失，都要为他安排适当的工作。
然而，1951年在英德进行土改期间出了意外。当地农民，对莫雄的过去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曾是国民党的高官。在土改工作组的支持下，他们上书省委，要求将莫雄押解回乡进行批斗，甚至提议执行枪决。
叶剑英对此情况感到震惊，立即下令枪下留人，并安排了必要的保护措施，确保了莫雄的安全。这一连串的事件不仅证明了莫雄与老朋友之间深厚的信任和情谊，也显示了在政治风波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1956年，莫雄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这篇文章不仅在广东引起了广泛关注，更是在数千公里之外的辽宁引起了梁明德的兴趣。
梁明德，时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他曾是一个勇敢的地下党员，化名项与年，就是上文我们说到冒着极大风险从敌人手中敲掉自己的门牙以传递情报的人。
当梁明德在报纸上看到“莫雄”这两个字时，他立即联系了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询问这是否是他昔日的战友——当年在粤军中的莫雄。得到肯定回答后，他激动不已，立刻向自己的老上级李克农报告，告知这位在战争中曾为共产党送出关键情报的老友仍然健在。
得知这一消息后，李克农也非常高兴，因为他一直记得莫雄这位特殊的朋友。李克农随即指示梁明德前往广州，邀请莫雄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莫雄欣然同意，并在北京与旧友重聚，共同回忆过去的艰苦岁月。
此外，叶剑英元帅，莫雄的另一位老朋友，也在北京为两位英雄设宴，庆祝他们的再次相聚，并热情赞扬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宴会上，莫雄的人生轨迹、他的英勇和牺牲为自由和正义所做的努力被广泛称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