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谁也不曾料想，上面这个台湾人潘常雄隔海开创的仿金鱼摇摆的“兴田爽安康摇摆机”将来会在中国的社会留下如此难以磨灭的痕迹与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1995年至1998年这个时间段，从当年41家合法传销企业业绩排名来看，前五名的业绩基本上全都是从台湾兴田公司分支出来的爽安康摇摆机。
大名鼎鼎的安利业绩都仅排在第八名。
按国家正式批准多层次传销的法律层面讲，传销在中国的合法寿命其实只有1996-1998年这短短的两年。中国的传销兴于爽安康，败也在爽安康。
现在传销盛传的南派（净衣派），北派（污衣派）都由此发端。
直至今天，南昌还是属于全国重点整治传销的城市。不过参与其中的大多数是外地人，南昌本地人现在还在做传销的已经很少了。
遥想当年深圳的陈东方、姚建华，广州福田的柯伟，武汉新田的王琼，湖南的欧君君在传销人的心中的地位绝不亚于今天的那些互联网创业大佬。
草根逆袭、白手起家，迅速暴富的传奇故事刺激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工作身份、教育背景不同的人如潮水般卷入到当年的这场传销江湖。
南昌也是如此，我当年也是如此。
贰
记得大概是在1995年下半年，我原来工地上的老师傅“张工”突然神秘的CALL我，“现在有个新型的商业模式，你晚上到我家里我跟你详聊”。
张工是我毕业后刚管工地时第一个“老座”，他退休后返聘到我们公司，他是一个身材魁梧，声音洪亮、为人豪爽的北方大汉。我和他关系很好，也一直很尊敬他。
但是我对他发现什么赚钱模式表示怀疑，且不以为然。我那时就一直关注和研究财经信息，相信自己应该这方面的知识结构和追踪前沿商业模式的嗅觉比老同志强多了。
那时的我正值青春年少，精力旺盛，单位上的工作又基本人浮于事。我也日夜做着致富成功的梦想，但往往多是“夜里想来千条路，白天照样卖豆腐”的故事重演。
张工家离我家很近，晚上他兴奋的给我仔细讲了传销的原理（通过人际关系传播销售，替代传统商业流通环节的价差）、五级三阶制的奖金分配制度以及几何倍增的商业模式，我听后很感兴趣，也体验了一把爽安康的摇摆机，摇完的确有一种全身气血通畅的感觉。但是3900元的价格（当年接近一般人一年的工资），我觉得实在太贵了，心里也估摸了下周边的同学朋友，感觉很难发展，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过了不久的第二年，我偶然去同学那里玩，在他们宿舍吃惊的发现了这台机子，他们兴奋的对我讲解爽安康项目的美好前景，晚上又带我去听了一堂传销称为OPP的大课，会场鼎沸的人气让我大吃一惊，短短半年，爽安康传销已在南昌有如星星之火，出现燎原之势。
此时我再也不犹豫，就像炒股发现“拔地长阳，右侧交易”的机会，立刻找到张工（考虑到最初是他介绍给我，且关系很好），参加了传销。
客观的说，早期南昌的传销做的还很规范，尤其是“安利”和“仙女蕾德”这样大牌的的多层次直销公司。甚至我做的“臭名昭著”的爽安康公司最初也还规范。
做的最早和最好的往往还是一批大学的老师，和政府的公务员，当年传销高层整体素质还较高。
南昌站前路一带的铁路招待所、松柏巷的市委党校、洛阳路与丁公路交界处的八一宾馆等都是我们经常上大课的据点。
那时国家工商总局也正式批准了几十家传销公司，传销还处在公开合法的阶段。
发展下线，一般先去听堂大课，随后小范围聚在一起沟通，先聊人生经历和理想现实，再体验、介绍产品功能，最后讲解传销的原理和宏大前景。只要有新人听OPP大课，课后上线以及组织内参加了传销的大都会自觉展开团队协助。谈个人感想，做对方工作，这也是传销培训俗称的NDO。
但自愿参加是那时几乎普遍的做法。
传销宣传资料上，有整套市面公开出售的图书和各种产品自编的客户答疑教材。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只要你能想到的问题，在答疑教材上都能给你看似比较符合逻辑的解释。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当年传销许多培训的技巧和方法至今都在延续。
不得不提的是，爽安康其实为中国教育培训行业启蒙和培养了诸多讲师人才与行业菁英，现在许多所谓培训大师的内部培训课就有许多传销“潜能密训”的影子和痕迹。
这一套东西源自日本，成长在台湾。
后来传到了大陆以后就成了一些传销组织骗人的手法和工具。这犹如一把双刃剑，用的人心思坏了，就成了邪恶。
当潜能开发训练从提升个人素质的训练逐渐演变成传销公司发展会员的手段，尤其是后期发展为‘驻点传销’的主要工具以后，其恶与邪的性质就显露出来。当以产品为导向的传销培训模式渐渐演绎到以机会为导向的‘洗脑运动’后，深陷其中的人往往开始进入了疯狂年代，而且这股风气一直到今天还似乎影响着很多人。
叁
最初传销的变质和疯狂主要是从爽安康开始的。
“上课激动，路上摇动，回家不动”，形象的刻画出许多人初次接触传销的状况，尤其是爽安康一次要花3900元购买产品。为规避这点，迅速发展下线，有人就开始动起了歪脑筋，走向异地“扎营”，骗人带钱过去发展下线的不归邪路。
当年的广东惠州淡水镇上，见证了广东福田公司爽安康传销的疯狂。小小的淡水镇原有居民只有5、6万人，而集聚在此的外地传销人员居然达20万之众。
这里同样也是南昌人做传销的大本营，记得当年南昌人主要集中聚居在十几栋城中村的农民房里。一到那里，到处都是南昌口音，村里居然还开了几家炒粉店，还有经常楼下马路边聚在一起打“六段”的，让人仿佛回到了南昌。
当时虽然已经开始采取了骗亲戚朋友过来发展的套路，但是后来地下传销的什么严控死管、变相拘禁的问题倒是不存在。
在淡水还曾发生过一起“大事件”，促使南昌爽安康的传销组织大规模移师武汉。当然这既有武汉交通便利的原因，也有最早都从台湾兴田分离出来，自立门户的“武汉新田公司”对当时各个“总裁”（传销组织中级别最高的大经销商）的拉拢。
那是96年的中秋节，许多人都没有回家。
我们这条线的上线总裁（也就是带我加入的张工的儿子），为了增强体系的凝聚力。在当时镇上最好的酒店摆了20多桌，吃中秋团圆饭。200多个南昌人聚在一起喝酒吃饭，尤其是做传销的，场面之热闹可想而知。
大声喧哗的、频繁走动敬酒的，发酒疯的此起彼伏。酒店由于属于当地顶级酒店，大堂的楼面经理怕影响别桌常客就餐，于是就上来劝说，我大南昌同胞声音一向较大，哪服小乡镇人这般管束、立马口角起来，继而产生肢体冲突，当时喝了酒又仗着人多势众，先打了酒店的服务人员。
不料，酒店背景极深，（老板据说是当地黑社会老大），还未从外面叫人，几十名服务人员就迅速转变角色，开始统一集中起来解开领带（“专业性极强”），又不知从哪里拿出的棍棒，刀具，直接冲向这边，见人就打。
很少人经历过这种场景，短暂的蒙圈之后，大多数人本能的都选择“逃窜”，剩下为数不多的参与了群殴，结果把对方一个人眼睛差点打瞎，这边也有人被打的皮开肉绽。
张工的儿子有做“老大”的气魄，自然挺身而起，结果也被打伤，送去医院。事后听说当地“黑社会放话”，要“做掉”他这个为首的“总裁”。
事发后的第二天，我和张工就从南昌赶到惠州淡水，我是在路上和到达后陆续听到的这些事情。
张工叫上我，一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二来因为我和张工都是生面孔，不会引起注意。休息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再次去到医院，我没上去，先在下面叫好了一辆的士在车里等，不多久，就看见张工与儿子迅疾走来，他儿子头上还包了条毛巾，把脸全裹了起来。
印象深刻的是，他儿子非常有经验，一头钻进车里，立马平躺在后座上面，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这与昨天我到淡水初次见到他在病床上“哼哼唧唧”的受伤模样完全判若两人。我也赶忙下车，由张工坐在前面送他离去。
后来张工回来，我才知道，他们家已从南昌安排另外的车停在镇外等候（江西牌照的车开进镇上医院，怕引起对方发现），人一接到，立马开往广州坐飞机回家，张工当时身上还缠了一条九节鞭。而另外一些受伤的也陆续由家人偷偷接走。
我人生第一次碰到这种经历，回想起来的确有些后怕。后来我在深圳工作时也听到，汕头海陆丰、惠州淡水当年都是出产香港“大圈帮”的地方，黑社会势力十分猖獗。好在自己有惊无险。
肆
以惠州淡水为基地的广东福田公司是爽安康在大陆发展的起源，而“武汉新田”则是爽安康发展的高峰，也是全中国日后变异、变邪地下传销组织的大规模发端。
现在传销界所谓“南派住别墅，北派打地铺”的南北派巨头都是最初在这里“毕业起家”的。尤其是国家在1998年正式取缔传销后，这些人在邪路上玩的更加变本加厉。
当年南昌去武汉的火车还是绿皮车，
人也不多，周末去时往往三分之一节车厢都是过去做传销的。
取缔传销前，我那时也去过几次武汉，但很少带人去，这按传销的行话叫“充电”（这个词我最初就是从传销熟知的）。因为我发展的下线多在南昌就决定了做与不做，而我以及周围做传销的同学、朋友都本能排斥那种异地驻扎、骗人参加的套路。
张工当时也曾“意味深长”的感叹我们发展较慢，但我发现他其实内心也是排斥这种做法，我知道他和我一样都是“下不了这个手，也做不来这种事”的“同道”。
虽然这个套路已在其它线上开展的“炉火纯青”。那些他们以各种借口骗人辞掉工作，骗人卖牛、卖拖拉机来参加的“故事”也经常听到。
他们还总结了一个关键“经验”，就是骗过来的人一定要让他身上带足至少3900元钱。
按照这些人的概率统计，带钱过来的百分之八十都会参加，不带钱过来的人几乎回去后都不会参加。他们还的确是在发展中“会总结，能提高”。
我主要都是和张工去武汉，我们去无非是感受下气氛，给自己“打气”。
当年武汉新田公司的总部的确是人山人海。
领机子的，打业绩单的，带新人来感受气氛、准备在旁边听课的人络绎不绝。
张工由于是“总裁”的老爷子，人气很高，火车上总能遇到些他儿子那条线上的人。
他们也不知道我参没参加，一见面就按套路极为热情的向我握手，神态夸张的向我大谈用完爽安康摇摆机后的神奇体验，以及加入传销这个伟大事业的美好前景。
每到这时，张工总是尴尬的一笑，赶忙介绍我也是“老传销”。他们倒是“心态稳定，训练有素”转而介绍自己身边带去武汉听课的：“这个是我的发小，那个是我最好的朋友，当年都对自己有过帮助，我现在“感恩、惜福”一定要把这个好机会介绍给他们”。
感觉他们表演“太入戏”，我心里听得有些“害臊”，但在那个情境下又不得不勉强“嗯嗯啊啊”的配合一下。
回来后，有时我也会不经意的问张工，“他们带去的人发展了没有”。张工虽有些“犹豫”但还是告诉了我实情。
带了钱的自然容易发展，钱没带够甚至只带了几百块钱的他们也绝不放过，先假意好心帮人家先垫上差价（实际并没垫），当许多人回家一冷静，后悔想不参加了，他们就拿出伪造的单据，“理直气壮”说钱已交了怎么退的了，连哄带骗加翻脸威逼就又迅速发展了几个下线，事后还得意洋洋向别人传授经验。
我当时听到这些后感觉很不舒服。不是说发小、最好的朋友吗？不是说要感恩惜福吗，难道就这样不择手段欺骗人家。
在这之后，张工还陆续和我说了另一些情况，有些人靠这种手段发展的很快，口出狂言：“我现在产品的功效都可以不讲了，就是一块石头我都能传下去”。到这时候，我感觉张工和我一样都开始萌生退意。
伍实际上当年我做传销是工作之余兼职做的，现在回头看，我所熟悉的人应该说做的都还是相当规范的。曾经为了更好的发展，我们几个不同上线组织的同学还在福州路的公园村合租了套房子，作为大家发展下线小范围聚会、上课用。
照片上阿里创业初期，湖畔花园的居民楼里马云挥手讲演的场景，说实在感觉像极了我们当年做传销时家庭分享的场景。
1998年国家取缔传销前后，我们大家都主动选择了退出。
虽然会反思当年的幼稚与懵懂，但也都觉得人生多了一种体验与经历。有时甚至还有些怀念当年同学、朋友厮混在一起，类似创业打拼的岁月。
传销现在已是过街老鼠，好像人人喊打。
但人们总觉得好奇，为什么国家打击传销已经二十一年过去，撇开那些限制人身自由的已开始接近邪教的“北派”暴力式传销，那些沉渣泛起，换了“一身马甲”，打着所谓互联网互助平台、连锁购物返点、国家“幸福工程”等花样繁多、包装的不明真相的人眼花缭乱，深陷其中的升级版传销还是不断的涌现，屡禁不止。
究其原因，让我这个曾经参与过传销的人不禁感慨：与其口诛笔伐的批驳传销模式的原罪，
不如说是人性中的贪婪、邪恶因子的生命力竟是如此的旺盛；
希望不劳或少劳而获，渴望一夜暴富的社会心态竟有这般广泛的群众基础。
历史不会重演，但不理性深入反思，擦亮双眼，历史却往往都在反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