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仪之争指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与天主教义相容，从而和清王朝在学术和政治上发生的冲突。在天主教内先后有两种看法，耶稣会认为祭祖、祭孔乃世俗的礼仪，与天主教教义相容，在一定范围内，是应该被容忍的；而道明会和方济会则认为这与天主教教义相悖，不可容忍，并因此向教宗请示报告。

背景

1582年，传教士罗明坚及利玛窦抵达广东肇庆，为近代天主教入华揭开序幕。

1644年清兵入关时，天主教入华已62年，传教士汤若望协助编制历法，获清廷信任，天主教得以迅速发展。

1664年，耶稣会共38所，耶稣会来华人数累计82人，全国的教堂已经有156座，全国天主教徒达245000人之多。

1665年，杨光先发表《辟缪论》，批评汤若望历法不准，当时顾命大臣鳌拜不满外国人参议朝政，于是支持杨光先，监禁汤若望，天主教在华发展直挫，史称“历狱”。

康熙帝

往后，康熙帝执政，禁锢鳌拜，重新起用外国人。南怀仁利用西方发明对中国贡献，建立天主教士的声望，又与利类思和安文思共同上奏，为汤若望平反。1669年9月5日，康熙颁旨：“恶人杨光先捏词天主教系邪教，已经议复禁止。今看得供奉天主教并无恶乱之处，相应将天主教仍令伊等照旧供奉。”康熙初年，成为传教士在中国的蜜月期。

1689年，清朝与俄罗斯帝国准备划订疆界，商议尼布楚条约，精于拉丁文的传教士负责代表中方与俄国人沟通，这条条约最终以拉丁文签订。南怀仁等亦协助清廷铸造火炮，平定三藩之乱。他们准确预测日食，使皇帝可以为相关祭奠做好准备；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则成为宫廷画家。

1692年，康熙下达一道容教令，标志着传教士的势力攀上高峰：

“

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

”

康熙年间，新来中国的道明会及方济会教士反对明末以来耶稣会教士容许中国教徒祭天、敬孔、祀祖等礼俗，爆发礼仪之争，因此1720年清廷决定禁教，1723年雍正开始严格执行禁教，再加上日后传教士介入雍正未登极时，与兄弟争夺皇位之事，还有担心民众信奉天主教后，国家命令无法贯彻，且会被教廷与西方天主教国家控制，因此雍正下令除留京任职的传教士外，其余一律送往澳门，各地天主堂被拆毁，或改成公厕，屡下禁令，不许民众对此信仰。乾隆年间，取缔尤烈，因此传教活动几乎消失，直到公元1842年道光年间爆发鸦片战争后，签订中国首条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才解除禁令。

争论序幕

礼仪之争的序幕，背后是一场中国天主教在地化的争论。1601年，传教士利玛窦抵达燕京，一度自喻为“西僧”，但他旋即发现中国文化由儒家士大夫掌握。他相信要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必须从士大夫阶层着手，他于是改称为“西儒”，研习儒家文明，穿起士大夫服饰，向中国人介绍记忆术、地图、天文等西方技术，以此表明他们并非文化低落的“西夷”。 利玛窦容许中国教徒继续祭天、祭祖、祭孔的旧俗，利玛窦主张中国人所谓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故祭天并无问题。而祭祀祖先与孔子，这些只属缅怀先人与敬仰哲人的仪式，与信仰也没有什么干涉；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所遵从，是为“利玛窦规矩”。1610年，利玛窦去世，死前指定龙华民接任，龙华民成为引发“礼仪之争”的第一人。他于1597年进入中国，先在韶州传教，1609年入北京，对利玛窦的思想和传教方法有不同看法，但利玛窦死后才提出。当他接任中国耶稣会总会长后，主张废除“天”、“上帝”、“天主”等词，一律采用译音，并指“天”是指苍苍之天，而“上帝”并不是代表造物主，主张应将“天主”依拉丁文音译为“陡斯”或“斗斯”；也有人主张只许用“天主”，而不能用“天”与“上帝”之称。耶稣会教士虽然对两派主张意见分歧，但为避免纷争闹大，耶稣会决定焚毁五十多篇反对利玛窦的作品，统一该会立场。这次纠纷只成为会内事务，但到了1628年，在华传教士在江苏嘉定举行会议，讨论敬祖及译名问题。与会者意见很不一致，最终认为敬孔祭祖问题应沿用“利玛窦规矩”；对于译名，则主张采用龙华民一派的音译。直至道明会进入这场纷争，礼仪之争才正式升级。道明会在华传教事业，起步较耶稣会略迟。当耶稣会教士在中国朝廷及士大夫阶层享有声望时，1631年1月2日或3日，道明会才从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的福安，正式开始对华传教，接任的黎玉范神父向教廷报告，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敬孔，终引起罗马介入。当时耶稣会受葡萄牙保护，基地是葡萄牙占据的澳门，道明会受西班牙保护，基地是西班牙占据菲律宾马尼拉。而葡西两国在海上对抗，关系紧张。

政治风波

早期的礼仪之争仍是天主教徒的学术问题，并未演化成国家之间的政治议题，但随着各在华天主教会的竞争加剧，修会各自寻求圣座的支持，争论才演化成政治事件。事件中，圣座的态度经历多次转变。1643年，道明会传教士黎玉范返回欧洲，向圣座传信部控告耶稣会士，提出十七问。

1645年9月12日，教宗意诺增爵十世批准，发布通谕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祀孔，但到了1651年，耶稣会教士卫匡国到罗马向教宗申辩，1656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决定，只要耶稣会士确定不会妨碍教徒的根本信仰，允许照他们的理解参加祭孔等活动。 1667年，因“历狱”而被羁押在广州的包括耶稣会、道明会、方济会会士共23人召开了一场长达四十天的会议，讨论在华传教的方针，最后通过的决议之一，是遵守1656年的教宗裁定。其中道明会士始终持不同意见，在获释后立即返欧，并于1676年在马德里出版《中国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概观》一书上册，三年后出版下册，抨击在华耶稣会士的传教方式，罗马的耶稣会总会于是紧急将该书寄至中国，并要求各地的会士传阅并提供驳斥的论据。圣座经过讨论，决定不更改1656年的命令。168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耶稣会士洪若翰、李明、张诚、白晋、刘应以“国王数学家”的名义赴华，在经历与葡萄牙籍传教士的斗争后，耶稣会在华法国传教区终于成立，首任会长为张诚。该会成员大多赞成“利玛窦规矩”。只有刘应持反对意见。1693年3月26日，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颜珰主教打破各方妥协，在他所管辖的福建宗座代牧区内，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实行中国礼仪的禁令，自此争议迅速扩大，由纯宗教学术问题，逐渐演变成为清朝和圣座之间的政治斗争。圣座在1701年和1719年先后派铎罗和嘉乐两位特使来华，期间也发布了一系列的禁教令。铎罗使华以失败而告终，自1720年12月31日起嘉乐来华后康熙接见嘉乐宗主教前后共十三次，礼遇很隆，对于敬孔敬祖的问题，当面不愿多言，也不许嘉乐奏请遵行禁约。嘉乐宗主教因有了铎罗的经历，遇事很谨慎。看到事情不能转圆时，乃奏请回罗马。

教宗禁令

虽然之后的欧洲舆论认为，儒教不符合西方宗教的标准，所以是属于世俗的哲学而非宗教，但教宗坚持儒家的祭典与天主教教义冲突。1705年圣座派特使铎罗来华，1707年铎罗在江宁发布禁令。公元1715年，教宗克莱孟十一世又颁布《自登基之日》的教宗通谕，重申必须绝对遵守1704年的禁令，否则将受绝罚。教宗本笃十四世于是在1742年颁布《自从上主圣意》，重申“自登基之日”禁约。这个通谕还禁止在华传教士讨论“礼仪”问题。

清廷的应对

1705年圣座派特使铎罗来华，1707年铎罗在江宁发布禁令，康熙帝令将铎罗押往澳门交葡萄牙人看管。康熙帝还严斥：“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1710年，铎罗死于澳门监狱中，康熙帝为澄清中国礼仪之争，派遣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艾若泽出使圣座，樊守义随行。两人到达罗马后，将康熙帝关于铎罗来华及中国礼节问题和西洋教务问题的旨意，详细向教宗呈述。教宗不愿艾若泽返回中国，至1718年，教宗收到康熙皇帝朱笔文书才放行。1721年，康熙阅取圣座特使嘉乐所带来的“自登基之日”禁约后说：“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等人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耶稣会士为此颇为担忧。因此在嘉乐宣布教宗谕旨时，附加了八条变通的办法。但这并没有使康熙皇帝改变主意，传旨曰：“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等西洋人所可妄论。”1721年3月，嘉乐离华返欧。1733年，北京的两位主教向教徒宣布“嘉乐八条”及1715年教宗通谕，令其遵守。1735年，教宗克莱孟十二世认为“嘉乐八条”与教义不合，宣布废除。教宗本笃十四世于是在1742年颁布《自从上主圣意》，重申“自登基之日”禁约。这个通谕还禁止在华传教士讨论“礼仪”问题。教廷态度的变化令雍正帝不满，谕旨说：“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之后雍正帝再次下令禁教。而乾隆时期，传教士虽在宫中受到很高礼遇，但仍不能在华展开传教。嘉庆、道光两朝继续执行禁教政策，中国天主教只能地下发展。

争议结束

1932年，日本耶稣会所办的上智大学部分学生参拜靖国神社不行礼，即所谓上智大学学生拒绝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引起了当时的日本军部的强烈反弹。时任广岛主教罗斯为解决这一问题，遂展开对教史的研究试图找出有利的案例和证据。结果发现1258年时教廷曾颁发一件通谕，允许教徒可以参加非天主教的仪式，由于此谕先于中国礼仪之争，因此对重视传统的罗马教会而言，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在几经讨论之后，圣座发布通告，允许日本教徒在神社中低头行礼，因为此举“除了表示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对天皇的忠诚外，别无他意”。该事件为日后解决中国礼仪之争埋下了伏笔。1934年，溥仪在关东军的扶植之下登基为“伪满洲国皇帝”，将祭孔定为强制的文化政策。梵蒂冈因此再度面临两个多世纪以前的礼仪问题。由于”伪满洲国政府”在回复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的讯问时，答复曰：“尊孔仪式的唯一目的，就是彰显对孔子的崇敬之情，绝对不带宗教的特质。”再加上有先前日本神社事件的前例，教宗庇护十一世于1935年发布命令，要求“伪满洲国”教区主教应谨慎确认祭孔无宗教特质，而神职人员在行过反对中国礼仪的宣誓之后，还应等待主教们的指导，以避免疑惑和争执。 1939年，教宗庇护十二世颁布《众所皆知》通谕：认为过去宗教性的祭祖、祭孔观念，历经数百年后已变成了世俗性活动，故可以被酌情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