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初，我与吕青弘碰面时，他已经辞去手机维修工的工作。辞职后的半个月，他面试了几个程序员职位，岗位薪资在一两万之间徘徊。程序员，是吕青弘的老本行。

辞职前，吕青弘刚领到过去大半年的第一份工资——不到2300元，此前的几个月，作为华强北一家手机维修店的学徒工，吕青弘没有收入。

这份微薄的收入，断了吕青弘在这行“熬一熬”的念想。至少眼下，他没有时间继续打磨维修手艺。

相比程序员，手机维修工的性价比太低了，“我修好一个手机听筒，才挣15块钱”，即便是店里维修技术最好的师傅，全月无休也只能赚一万出头。况且，吕青弘迫切需要一份像样的收入，来应付身上二十万的负债。

当互联网红利退潮‍‍

37岁的吕青弘，经历过互联网行业烈火烹油的好年景。到华强北学习手机维修之前，他在北京互联网行业工作八九年。2015年到2019年，是他眼中最好的时光，那四五年的功夫，他跳槽五六次，月薪从两千多、四千多，涨到一万多，两万多，再到接近3万。“也能看出来当时互联网的泡沫有多大”，他不无自嘲地评价这条扶摇直上的曲线。‍‍‍‍‍‍‍‍‍‍‍‍‍‍‍‍‍‍‍‍‍‍‍‍‍‍‍‍

互联网创业风头正劲的那几年，吕青弘想过创业，也收到过合伙创业的邀请，“那时候有句话，公司已经建好了，就差一个前端了”。吕青弘当时的岗位就是前端，“当时前端的需求特别旺盛，你简历挂上去，找你的人非常多，薪资也好谈”。‍‍‍‍‍‍‍‍‍‍‍‍‍‍‍‍‍‍‍‍‍‍‍‍‍‍‍‍‍‍‍‍‍‍‍

2022年10月之前，吕青弘的收入还处于职业生涯的最高点，2.9万月薪。他当时在一家业务与防疫相关的医疗企业工作，公司的主营业务当时已陷入颓势，“一轮一轮裁员，留下我们这部分人，开发药妆的线上平台”，2022年10月份，裁员的轮子还是轧到吕青弘身上。‍‍‍‍‍‍‍‍‍‍‍‍‍‍‍‍‍‍‍‍‍‍‍‍‍‍‍‍‍‍‍‍‍‍‍‍‍‍‍‍‍‍

离开这家公司，吕青弘并不着急，“当时太乐观了，想着先休息一阵子，过完春节再找工作”。等他春节后回到北京，他发现投递出去的简历“没人理”，招聘软件上的反馈“跟前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他心里没底，跟老同事打听对方的现状，其他人的状况也不好，“有些去了外包公司，有些降薪找的工作”。吕青弘打开招聘软件，把期望薪资的数字往下调低，一天天在刷岗位、投简历中度过，转眼到了五一，既然找不到工作，那先出去散散心吧，他定了张飞往新疆的机票，到新疆后又去巴基斯坦玩了几天。

在北京的最后一份程序员工作——京东外包岗，是旅游回来后找到的。当时已经到了6月份，他入职时恰逢618电商节，“天天加班，每天下班都夜里11点多，赶不上末班地铁，我们外包员工又没有打车报销，我心里觉得不平衡，辞职了。”这份工作他干了10天。

再次打开招聘软件，吕青弘愈发心灰意冷。他想起个把月前在巴基斯坦的一段经历，他坐大巴去伊斯兰堡的路上，一段山路被泥石流冲毁，他和大巴车里的其他乘客，大半夜被困在山路上。等待修路的间隙，乘客中一个巴基斯坦人用中国话跟他搭讪，对方在中国留学生活过几年，做过一段二手手机外贸生意，他从中国二手手机市场进货，再运到巴基斯坦卖掉。因疫情影响，巴基斯坦人的生意断断续续。两人在漆黑的夜色里聊得畅快，“哥们儿很热情”，甚至提议两人一起做二手手机外贸生意。

再次失业后，吕青弘认真琢磨起巴基斯坦哥们儿的提议。二手手机这门生意，其间一个关键环节是维修。回收商收来的大量二手机，多少都有一定的损毁，要维修后达到正常使用水平，才能再次卖到顾客手里。

“就算二手手机的生意一时半会做不起来，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换手机的频率肯定不高，手机维修这门手艺，起码可以维持生活吧”，吕青弘想。

华强北的二手手机生意‍‍

作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的二手手机市场，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惊人的市场规模。以华强南的飞扬时代大厦为中心，汇聚了一条成熟的二手手机产业链。

在华强北待了大半年的吕青弘，了解过这一片市场，“飞扬时代大厦三楼、四楼卖二手机，一楼卖配件。周边都是二手手机相关产业，分工极细，屏幕、摄像头、电容维修……以及专门做翻新的店铺”。

吕青弘从同行口中听说，华强北的二手手机商家，一般去香港进货。“香港有一栋大厦，里面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淘汰手机，相当于国外的电子垃圾”，华强北的二手手机商家们从香港进货，再做翻新出售。经过翻新的二手机，很大一部分出口到非洲、东南亚、中亚地区。吕青弘工作过的手机维修店，多数业务就来自二手手机商家。

2023年7月，吕青弘搬离北京，来到华强北一家手机维修学校就读，学费8000块，学期2个月。‍‍‍‍‍‍‍‍‍‍‍‍‍

他所在班里有十几名学员，最小的20岁出头，初中都没读完，已经在社会上摔打了好几年。班里跟吕青弘年龄差不多的，还有几个学员，他们算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

一部分同学来学习手机维修，是手头有相关业务需求。有个学员原本在老家做电脑维修，想在店里增加一个手机维修业。还有个小年轻，父亲在老家做手机维修，他计划学成后跟着爸爸干，“说明他们在老家是能挣到钱的”。

其中还有一名学员，原本在航空公司做飞机维修工作，吕青弘与对方交流不多，仅仅了解到，对方学习手机维修，是因为“最近几年的收入不太好”。

还有两个同学专门从国外回来，都是华人，其中一个是在欧洲做电脑、手机维修业务，另外一个在美国开了个手机维修店，但他只会换配件，不会维修主板，因此来华强北学习主板维修。

从国外赶来上课的两名同学，他们的从业状态让吕青弘很是羡慕，欧洲的手机维修收费很高，那位同学做这行收入势必不错。来自美国的同学，虽然维修手艺一般，但整个镇上只有他一家手机维修店，所以生意一直不错。‍‍‍‍‍‍‍‍‍‍‍‍‍‍‍

2023年国庆前，吕青弘学完了课程，两个月的学习结果差强人意。培训班的老师，以前的工作是在电子厂做焊接，“培训的就是一些死板的理论，而且没有真正的实践机会给你”，美国同学的印象差不多，“他也感觉两个月没学到东西，抱怨说，有些手机故障，（学习后）拿起来还是不知道怎么修”。

靠两个月学来的技术，吕青弘想在华强北找份手机维修的工作，几乎不可能。他打算先找家店做学徒工，他问了几家，最终一家手机维修店愿意接收他，但学徒期没有工资，还需要给店里交5000块押金。‍‍‍

当时，吕青弘还没有债务压力，他决定先潜心打磨手艺。‍‍‍‍‍‍‍‍‍‍

屡败屡战的“搏一搏”

要追溯吕青弘今天这些债务的源头，要从7、8年前说起。他最早的一笔大额投资是P2P，从信用卡套现，再投资P2P，“我算过利息差，利润很可观”。后来，P2P跑路，他亏损10多万。

当时在吕青弘身边，从信用卡中获取利差的大有人在。信用卡为了吸引新用户，眼花缭乱的优惠活动层出不穷，“积分可以兑换酒店，航空里程，很多人还利用信用卡炒茅台，去茅台大酒店住一晚，刷信用卡，就可以原价买茅台，再拿到市面上高价卖出去，一进一出就能挣四五百”。

P2P投资这场风波，对吕青弘来说，就像湖面投下一枚小石子，很快一切又恢复如初，2017年，他再次信用卡套现，雄心勃勃踏入美股，疫情后美股持续下跌，他的股票账户爆仓，他转炒比特币，搞合约交易，再次爆仓。“美股和比特币都爆仓，亏惨了”。

“相比程序员天天熬夜通宵上班，我也想躺着赚钱嘛。”坐在我对面，吕青弘将自己的盲目投资，形容为“骚操作”。我们坐在布吉地铁站附近的一间咖啡厅里，他容身于附近一间青年旅社，床铺按天收费。

再次聊起这些“骚操作”，吕青弘把自己的投机心态，归结于乐观与焦虑。

“那会儿太乐观了，收入高，对自己的能力和职场发展比较自信，经济大环境也不错”。他还有另一重自信，刚毕业那会儿他在证券公司做过开户员，“感觉自己懂（股票），比别人聪明，自己炒股肯定能赚”。

不过，一种隐形的焦虑始终缠绕着他，“大环境这么卷，我一直有职业危机感。哪怕有二三百万资金，你没有其他收入，单纯靠打工还是不行”。

“我要解决掉危机感，那我就要有自己的生意，那就得尽快把第一桶金赚出来，我不想一辈子困在打工挣钱的死循环里”。吕青弘在这第一桶金上，还有另一层寄托——润出去，“不管是通过留学还是投资移民，都需要钱”。

信用卡连环套现，美元、比特币接连爆仓，再加上失业，吕青弘到华强北学习手机维修时，财务状况已经恶化。

其后，两个月的学习期，大半年的学徒期，失去收入来源的吕青弘，决定去A股“再搏一搏”。不消多少时间，A股便回敬他一记重拳，“20来万杠杆到50来万，亏了十几万后，我看不行，赶紧出来了。”‍‍‍‍‍‍‍

在A股“搏一把”期间，他又支出十余万，装修了河北老家县城的房子，这是父母催促他买的房子，装修也是迫于父母压力，“家里人觉得你连个房子都没有，怎么找对象”。‍‍‍‍‍‍‍‍‍‍‍‍‍‍‍‍‍‍‍

原有的负债，加上A股亏损，装修支出，垒成了吕青弘肩头大约20万的债务。

手机维修工的性价比‍‍‍‍

“我得赶紧找份正经工作，把债务还清”。在华强北的这几个月，他一直靠信用卡维持生活运转，“好在信用卡还能流动”。

7月上旬，除了面试程序员岗位，吕青弘还面试过维修岗位，其中一个是无人机维修岗位，底薪6000元，提成另算，提供员工宿舍。他很满意这份工作，“工作环境和要做的事情都很喜欢”，不过最终他还是拒绝了这个机会，“我接到另外一个offer，薪资更高，我目前只能选工资高的工作”。

面试无人机维修岗这段经历，是我从他的社交账号上看到的。几天后，他告诉我，他入职了一家小型互联网公司，一周上六天班。他没有告诉我这份工作的月薪。不过，我们面聊时，他跟我分享过他面过的两家大公司岗位，一个月薪2万，一个月薪1.6万，他当时觉得，1.6万月薪的这个岗位，拿到offer的希望更大。

离开手机维修店前的最后两个月，吕青弘才开始被债务压得透不过气。学徒期满之前，他对这份工作还抱有期望，“一个月哪怕挣五千块，就能把基本开销覆盖了，剩下的债务至少不会放大”，他在深圳这一年，日子过得精打细算，“住宿吃饭每月花2000多元，老家房子的按揭每月一千多元，5000块足够了”。‍‍

6月中旬领到第一份工资后，吕青弘才彻底死心，“债务一直在滚动，我没有时间在那儿积累维修经验了”。

去年十月份，吕青弘在华强北找到这份学徒工作，不包吃住，转正后才有收入。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这个选择过于仓促，“再找一找，应该能找到大方一点的老板，我们旁边专门换摄像头的维修店，学徒包吃住，每月还有2000块工资”。

吕青弘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5月份转正后的维修工作量和收入：涉及不同零部件维修的手机，共有45台，月薪2000多元。另外，他修坏了一部手机，老板没有扣工资，不过他从店里辞职时，老板也未退回他的5000元押金。

华强北手机维修行业，维修师傅的薪酬规则是“计件收费”，维修数量和每部手机的维修费提成，决定师傅的月收入。

吕青弘做学徒的手机维修店，订单大多来自做二手手机生意的商家，老板给师傅的提成偏少，在华强北，也有不少二手手机商家，自己招收一批维修师傅，“人家给师傅的分成高，不像我们老板，赚的就是中间商的钱”。

他离职时，店里好几个经验丰富的维修师傅也离开了。其中有个师傅，在朋友的维修店里租了个工位，自己做起了手机维修生意。

“维修手机这个行业，你只要有一些技术，有一些资本，在华强北开个档口，还是有利可图的。但给别人打工，只靠手艺吃饭，月收入最多就一万块钱。”

两重梦想：安稳与冒险

重新回到互联网行业，吕青弘对维修手机这门手艺，依然寄托着一层热望——“出国后，起码可以靠这个技术，先在那边生存下去”。‍‍‍‍‍‍‍‍

吕青弘计划还清债务，积攒一些积蓄，就着手出国事宜。“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想出国，这个就是我的目标”。他也清楚，近几年来，在“出国热”等多种因素影响下，普通人要“润”到发达国家不太容易，他几年前曾申请过美国的旅游签，被拒签，所以对移民美国不抱期待。“不过，像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出国）应该没问题”。

我好奇他在移民一事上倾注的热情和希望，吕青弘讲起他童年的经历。吕青弘的爷爷地主出身，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爷爷奶奶、父亲在村里备受欺凌。在吕青弘的记忆里，父亲一辈子谨小慎微，遇事不敢争抢，习惯以忍气吞声处理问题。长辈们经常告诫吕青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读大学时，吕青弘与奶奶闲聊，说自己想参加学校社团，奶奶立刻劝阻他，“不要搞那些东西，老老实实学习就好了”。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 吕青弘觉得压抑，且缺乏安定感，“我有点懦弱，老实，遇事多数时候就是忍。”

“你看我都37岁了，一直没有结婚生子，也是因为这个。我万一失业了，老婆孩子怎么办。孩子老婆被欺负了，我能不能帮他们出头。我担心负不起责任，所以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安稳的心态去结婚生子”。

吕青弘渴望逃离，“我在熟悉的社会环境里，活得比较压抑，不太踏实”。出国是他眼中，解决内在困境的最佳方式，“很多国家环境比较宽松，不卷，像巴基斯坦，条件没有国内好，也没有国内安全稳定，但是我站在伊斯兰堡街头，心里是比较放松的。”

吕青弘又聊起他在手机维修学习班的广东同学，对方在巴西的亲戚，就在当地开手机维修店。同学就打算学成后去巴西投奔亲戚。‍‍

“巴西、阿根廷这些南美国家，也有很多华人在那里做手机维修。将来去那边开个手机维修店，我觉得也不错”，吕青弘跟我说。

我在新闻报道上看到过，眼下确实有很多中国人把南美作为新的淘金地。我不理解的是，对吕青弘来说，出国梦寄托的是他对安稳的向往。南美洲的社会环境，似乎与安稳二字差之甚远。‍‍‍‍‍‍‍‍‍‍‍‍‍‍‍‍‍‍‍

“可是，南美的那些国家，不是很安全吧”，我提醒吕青弘。

“你不能老看网上说的，你想做，就一定要去尝试。”他说。

在我们的聊天结束前，吕青弘跟我聊起对风险的看法，“风险也是机会，别人考虑风险，不敢进入（的领域），你才有机会。你只要把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那就不是风险，那是利润。” 说这话时，他似乎又回到了“冒险家”的角色。

（备注：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人物吕青弘为化名）

文丨黄小邪

本文由深圳微时光原创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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