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3月24日，举世瞩目。上海匡巷，发生一起特大列车相撞事故。日本旅客死亡27人，受伤101人。此乃建国以来，中国铁路史上前所未有的涉外恶性事故。
1988年3月24日一列由南京开往杭州的311次列车。尾部加挂了3节车厢车上坐着179名日本高一学生，另外还有教师、教练、导游、医生等14名成年人。当年，日本高知学艺学校建校30周年，日本最大的旅行社交通公社特意安排了该校师生来华修学旅行。他们旅行的路线为苏州——杭州——上海。
他们在2月23日游玩了苏州，准备搭乘火车前往杭州。
311次列车从南京西站开往杭州站，需要经过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两条线。311列车经过真如站时本来应该停车换道8分钟，等待208次先过去！
而311次行驶到换道口时，因识别信号灯错误，并没有减速停止以让道。匡巷站值班员发现311次列车并没有减速，惊恐之下举起红色信号旗，示意立即停车。另一个值班员紧急通过无线电，联络311次列车。然而，该车的无线电已经被关闭，根本联络不上。311次列车上运转车长比较警觉。
他猛然发现停车信号后，立即跑过去用力拉下紧急制动阀。
可惜已经迟了，列车仍然以每小时约45千米的速度，通过接车地点。
直到列车出站以后，311次列车才发现出站信号灯为红色，想起来应该换道。311次立即紧急制动，就这样造成了惨剧。
14点19分，311次列车，同进站的208次列车相撞。
其实，本来311次让道之后6分钟，208次列车才会进站。
这个时间还算宽裕！如果能够及时联系到208次，采用紧急机动，最低程度可以减少伤亡。
然而208次也没有严格执行时间表，而是提前2分钟出发。
预警时间只有3分钟左右，实在太短，没有了紧急应变的余地。这次撞击非常猛烈，两列火车共有4节车厢全毁，2节车厢破坏严重，1节车厢中度破坏。311次列车的日本乘客，全部在车尾的2节车厢里，是撞击的第一受力点，损失最大。车厢都严重变形，第2节车厢基本全毁，死伤最重。而208次列车是行李车厢被撞击，人员伤亡较少。此次撞击共有29人死亡、20人重伤、79人轻伤。其中，日本乘客死亡28人，重伤9人，轻伤28人。
现场工人们立即投入抢救，他们是最先赶到出事地点的救援者。当时，匡巷村农民赵海根正在离出事地点10多米远的葡萄棚里，他被巨大的轰鸣声惊呆了。他初疑为发生地震了，旋即又被痛苦的呻吟声惊醒了，他飞快地朝村民委员会奔去，向干部报告。彭浜乡的救援人员到达了出事地点；几乎同时，嘉定县公安局接到险情报告，不到40分钟内，动员了100多名干警火速赶到现场。
县交通队27名干警分布在出事地点的周围路口，指挥救护车辆通行。县武装部50多名机关干部闻讯赶来时，车子已不能直达现场，他们跑步去维护秩序。此时，由于下雨，道路越来越泥泞，从附近几个乡赶来的民兵突击队，运来了草包、竹排、黄沙、抢修道路。嘉定县医务人员兵贵神速。第一批到达现场的是封浜乡卫生院7名医务人员，第一辆到达现场救运的是县中心医院的救护车，第一例伤员手术在县属南翔医院里进行。县供销社职工把蛋糕、饮料及时送到现场，他们又送去300只手电简，700多节电池，供夜间值班人员使用。14点51分。上海市公安局交通处指挥室总台向各区、县交通队发出紧急呼叫：“各台注意，嘉定县境内出事……”
顷刻间，警报声四起，公安警车、救护车、消防车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曹安公路，朝出事地点疾驶。正在营房训练的驻沪三军千余名指战员赶来了。武警上海总队摩托中队60多人在总队长率领下急驶到场。事故现场，千军万马。
时间就是生命。救援人员，争分夺秒，见人就救，闻声就上。几名率先赶到的消防队员从废墟中扒出遇难者的尸体后，又架起云梯登上了摇摇欲坠的车顶。当时，最急人的是被套裹在第2节车厢中的第1节车厢，里面的呻吟声隐约可闻，可就是无法进去救援。登顶气割，掀顶救人！工人们手持气割枪爬过云梯，登上高高的车顶，厚厚的顶板在蓝色火焰的喷射下，被割开了。救援人员钻进车厢，将被挤压在里面的伤员小心翼翼地拽出来，再举过头顶，从割开的车顶中传出，然后由站在车顶上的人员轻轻地放上担架。为了不让伤员增加痛苦，从车顶上接下担架的“二传手”，从落差4米高的位置走下云梯时，也尽可能地使担架保持平衡状态。
现场灯火通明。只要有一副担架出现，四周会伸出无数只如林的手臂去接；只要车厢内尚存一人，就有千万人在扼腕……14点40分。
上海市卫生局王道民局长接到市政府电话，当即用无线电直拨电话通知市医疗救护中心派车，并告知各大医院派医生到现场，同时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局长带队赴现场指挥抢救；一路由副局长调度、组织伤员的收治工作，指定12家医院腾出床位。王道民局长到现场后，发现现场很乱很惨，活的死的都被挤在一块了，到底被挤压着多少人？看不清，只听见呼喊声。一名日本女学生的身体全被压住了，只有右手留在缝隙中，她活动着手指，顽强地表示着强烈的求生欲望。
王局长当即决定：选择离出事点最近的南翔医院为伤员急救处理点；对死亡的尸体速送有较好保藏条件的医院；指令市中心血站保障抢救用血供应；并调派日语翻译协助医务人员，尽快搞清日方伤员的姓名、性别、年龄、伤情。日本伤员被急送到上海一些大医院后，各医院都由一批最有经验的医师组成的医疗小组进行救治。日本女学生永野绫子被送到市一医院时，血压已多时为零，两肢严重挤压伤，伤势极为严重。外科主任、骨科主任、麻醉科主任等专家寸步不离地站在手术台前，采取各种急救措施。需要的AB型血，医院库存不多。
一个电话，上海中心血站迅速送来了急需的新鲜血液。经过这些第一流专家的奋力救治，永野绫子的病情出现了好转。日本学生平田博稔，是被挤压9小时后才从现场挖掘出来的最后一名伤员，血压零，左下肢严重挤压伤，急性肾功能衰竭，左肺炎症，肺间质水肿，病情凶恶，生命垂危。中山医院林副院长亲自组织抢救，单从平田博稔身上割除的坏死肌肉就近10斤。
医生们夜以继日，忘我地工作，终于挽救了重伤者的生命。一个又一个生命，在白衣天使手中保住了。日本医疗专家对上海医务界的急救能力表示赞赏。有人说，亏得这起事故发生在上海附近，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设想。上海卫生系统计有13个医院、6个医疗救护站和市血液中心等单位的1467名医务人员、25辆救护车参加了抢救工作，曾收治伤员72名，门诊处理29名，接收尸体27具。3月24日，上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闪烁的警车、军车、救护车和抢救车的灯光，划破了上海的黎明。
一根根电话热线从日本外务省和北京外交部、铁道部等迅速通此间——新苑宾馆。曾被喜来顿集团誉为“管理系统水平最高”的这家宾馆，现在成了处理事故善后工作的临时“接待中心”。从日本飞抵上海的百余名死难、伤之学生家属住进新苑后，均按“VIP”（非常重要的宾客）规格接待。每个房间随时可打出国际电话，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还送上了水果和总经理的名片，以便询问。
24日晚，幸存的日本学生在这里休息过夜，宾馆全体经理、餐厅客房，包括医生全部紧急动员起来。受惊的日本学生一度沉浸在悲哀之中，餐厅厨师、服务员一次又一次送上面条、粥和蛋糕，并保证按时供应各种包饭和点菜。
25日早晨，经过一夜安睡后的日本学生集中在餐厅时，脸上已无惊恐状。如果没有昨天的那场灾难，他们此刻应是在杭州最好的黄龙饭店集中，然后去西湖碧波荡舟。带队的老师按惯例点名，他明知已有26名学生和一名教员遇难，但还是按原名单点名：“片岗吉法”、“中田惠子”、当他点到死难者名字时，回答的是一片抽泣声。
日本国外务省政务次官滨田卓二郎，一下飞机就赶到新苑宾馆，对日本家属沉痛地表示了自己的哀悼之情，并用日语一再说：“我们对中国政府在事故后的真诚合作和妥善处理，表示感谢和满意。”
中国铁道部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传达李总理对“3·24”事故处理的三点批示：
一、要妥善处理善后，不论是中国伤员还是日本伤员都要全力抢救；
二、事故现场要取证，以便对事故原因作出正确分析；
三、认真接受教训，通报全路，提高警惕，搞好当前运输，不得有丝毫松懈和麻痹。
铁道部主要负责同志表示，“3·24”事故是一次惨重的血的教训，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部领导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请求中央和国务院给以处分。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飞抵上海，去医院慰问正在治疗的日本学生。他亲切地对日本伤员说：“我专程从北京来，心里很难过，我向你们慰问，你们在上海一定会得到很好治疗的！”华东医院712房的鸿池彻志已经安睡，朱部长对旁人摇摇手：“别惊动他，让他好好睡。”说完就悄悄退出。一个小女孩拿着一本中国导游图，在病床上继续着旅行。她指着苏州对朱部长说：“昨天我就在这里。可惜，杭州去不成了。可我伤好了还要去的。”
3月25日下午5时许，一辆接一辆的救护车，载着27位日本遇难者的遗体，驶向龙华殡仪馆。殡仪馆60余位已下班的职工，闻讯后纷纷留下来工作。
63岁的化妆技师徐荣根，从事遗体整容已40年。他不顾年老体弱，执意亲自动手整容。他说：“对这些不幸的孩子，我们得尽一份心意。”他轻轻地梳理死者的头发，剔除死者衣服上的脏物，细致地缝合伤口，尽量恢复死者的本来面貌。与此同时，殡仪馆的同志到花木公司和附近的烈士陵园采摘了27束鲜花。由黄色的菊花、绿色的苑兰和散发着幽香的康乃馨组成的一束束鲜花，安放在遇难者的胸前。
专程来沪的日本和尚在龙华殡仪馆主持了遇难日本学生祭悼之灵仪式。两国领导人分别送了花圈。日本和尚八百谷靖匡身穿黑和服，背着黄香袋，为死难者合掌祈祷。
路透社、读卖新闻、日本放送株式会社等几十名中外记者争分夺秒地将实况向世界名地作了报道。来自日本高知县的恒石能秀的家属在向死者致哀后，对我方陪同人员感激地说：“我原以为在事故中孩子已面目全非了，今天看到还能保持完整，心里宽慰多了。”
但这给中日双方都留下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圆满地解决死难者家属的赔偿问题。中日双方成立了赔偿谈判团。中方团长为上海铁路局副局长孔令然，日方团长为全日本律师协会副会长冈村勋。艰难的中日赔偿谈判，拉开了沉重的序幕。
1988年5月13日，一批衣冠楚楚、步履沉重的中国人来到高知市。他们不是游客，而是上海列车事故慰问团。当时，日本刚发生一系列反华事件：周总理“游岚山题词”石碑被毁，中国驻日领事馆遭到右翼激进分子的袭击……日本当局为确保慰问团的安全，出动警车开道，一路保驾，以防不测。慰问团分别由团长、上海铁路局局长韩抒滨、副团长、上海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俞彭华、上海卫生局局长王道民带队，怀着歉疚之心，前去死难者家中慰问。慰问团成员手捧鲜花，神色悲哀，逐一登门造访。真诚的态度，由衷的致歉，得到的是家属们一片片真切的宽慰。慰问团的高知之行，为打破艰难的中日赔偿谈判铸造了坚实的友谊的基础。
中日有关“3·24”事故的赔偿谈判，双方各持的“尺寸”相差悬殊，不是各自退让一步二步，或是三步的问题。如此天壤之别，几乎难以寻找出一个可以弥合的共同点！有位日本外交谈判专家评论说：“这场谈判，无疑对中日双方来说都是一个‘烫手的烘山芋’。”无需讳言。谈判伊始，也曾呈现出“剑拔弩张”之势。根据国际惯例，第一轮谈判放在事故发生地上海进行。日方最初怀有戒意是可以理解的：3月25日，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忌日，这一天中国千万民众将重温历史上悲惨的一页，声讨日军侵华的滔天罪行。注意！偏偏在这前一天，发生了列车相撞的重大事故，而且死者大都是日本人。据说，当年日军侵华的部队是以地方组团的。
在匡巷地区，当时日本侵略军偏偏是高知兵团，日军在那一带曾残杀了许多无辜的中国老百姓。黄土之下，冤魂不灭。迷信的老年人说，这是一种报应，抑或是冤魂作祟。再如，日本游客乘坐的三节车厢原先挂在列车的尾部，当列车从苏州驶往杭州方向，由于调换了车头，3节车厢又换到列车的首部，致使受损最惨。不幸的偶然之中，且又有如此的巧合。种种猜测不一定都能摊到谈判的桌面，但无意之中却给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
前两轮中日双方的集体谈判，由于在事故赔偿的法律适用等问题上各抒己见，毫无进展，陷入了僵局。经中日双方协商，谈判改由团长间的单独交涉，各方只能带一名翻译。
中方团长孔令然又匆匆飞抵东京。日本社会和舆论界对新的一轮谈判抱有希望。孔令然成了日本的新闻人物，从机场到下榻的宾馆，日本记者一直追踪着他，尽管有警车随从保驾，但那些记者仿佛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不时出现在孔令然面前，问这问那。警方出于安全考虑，在孔令然一行住宿的宾馆，包下了一层楼面，且在电梯口、房门前都由警察把守，颇似壁垒森严。与外界隔绝，老躲着新闻界终非上策，孔令然想，应该通过传播媒介，把中方本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态度，公诸于众。他在宾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话不多，但反复强调了二点：“一、这起事故完全是我们中国铁路的责任；二、这些死难的日本学生，是促进中日友好的第二代；我们对此万分痛惜，我坚信：只要双方互致诚意，开诚布公，相互信赖，这是谈判取得成功的第一步。我对谈判的前景，持乐观的态度。”
孔令然虽然以积极的姿态进行谈判，但，新一轮的团长间交涉，仍无实质性的进展。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不一，两国处理交通事故的法律条款也大相径庭，一旦落实到具体巨大的赔偿金额，一切就如一个难解的“死结”。
据日本报纸透露：最初，日方要求赔偿每个死难者5000万日元（约合40万美元)，中方则根据中国铁路的强制保险及有关规定，提出赔偿约110万日元（约合8800美元）。两者相距甚远，如同天壤之别。
孔令然向日方反复宣传中国的国情，同时也宜传中国人民在心理上的承受能力，提请对方谅解。如果双方各自搬出法律条文，那么谈判非砸了不可。上海—东京，东京——上海，谈判已进入了第5轮，孔令然和日方团长冈村勋都已精疲力尽。随着时间的拖延，双方更加忧心重重，眼看谈判又将陷入一个“泥泞的沼泽地”，进退两难。尽管双方都不愿如此，但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东京的黄昏，孔令然和冈村勋已谈判了一整天，大脑发胀且有些昏昏然。孔令然提议休会片刻。他推开落地钢窗，一阵清风扑面而来，只身步入阳台，居高临下，极目远眺。他到东京已好几回了，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无暇贪图东京的风光。他除了谈判，几乎是足不出门，常常通宵达旦，翻阅资料和研究日本的法律。
此刻，他惊奇地发现，夕阳余辉下的东京城景色是多么多姿迷人：摩天大楼鳞次栉比，无数块耀眼的建筑玻璃，与五彩缤纷的晚霞争辉；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上，车辆仿佛是爬着的无数只色彩斑斓的蚂蚁，煞是好看；性急的霓虹灯不等夜幕降临，就大放异彩，使夕阳黯然失色。东京迎来了黄金时光，弥漫着东京上空的是一片金碧辉煌的氛围。孔令然揉揉太阳穴，松弛一下绷紧的神经，再度思索，回观这场谈判，他顿时若有所悟。与其进行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不妨跳出“误区”，网开一面，“短兵相接”地寻求最佳共同点。这位上海铁路局副局长，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参加外交谈判尚属平生第一回。但他头脑清醒，处事认真，且不无开拓精神、在谈判中表现出个人的气质和才华。他经过深思熟虑，主意已定，又轻松地返回谈判室。冈村勋半倚在沙发上，似睡非睡，也在沉思。“让我们换一种方式谈谈吧！”
孔令然已一扫愁眉，微笑地走到冈村勋跟前说：“冈村先生，谈判至今进展甚缓，其中症结你我心里都明白。我想，倒不如让我们先理清一下各自的谈判宗旨，开诚布公，不知阁下意下如何？”冈村勋欣然应诺。孔令然请翻译拿来两张纸，一张给对方.并言明“宗旨”只能以四字概括之。顷刻，两位团长背靠背疾书，应该说，宗旨已熟稔心中。须臾，隔着一张长长的谈判桌，两位团长郑重地交换纸条。冈村勋展开一看，孔令然写的是：“真诚，理解。”孔令然展开一看，冈村勋写的是：“友好，信赖。”
两位团长都报以会心地一笑，随之鼓掌。虽说寥寥几人，却发出潮水般的长时间的掌鸣。谈判尚未成功，但双方都祝贺寻求到了可贵的共同点，两位团长的心相通了。国与国，人与人，都需要理解，只有理解，才能让世界充满爱，才能加快赔偿谈判的进程。当时，日本有些报纸载文说：日军侵华曾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多少中国人民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但在日本战败后，中国人民并没有向日本索取赔款。“3·24”事故纯属意外，中国已多次致歉，但日方却要求高额赔款……对此，孔令然视而不问，在谈判桌上只字不提。他当然清楚，在谈判桌上打这张“牌”，肯定对中方有利。他不是对日军侵华没有切肤之痛，他年届60，经历过那段生活，也曾亲眼目睹过日本侵略军在中国领土上的胡作非为。
他只字不提，作何解？表现理解使然。孔令然与日本一些舆论相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事故处理就是事故处理。中方的气度和明智，赢得了日方的高度赞赏，也使一部分日本人大惑不解。直到谈判成功后，NHK台（日本广播协会)的一位记者，在采访孔令然时，仍作为一个谜提出来请教孔令然：“孔先生，我们注意到，您在谈判的自始自终，为什么不提日本侵华的历史？为什么不提中国曾经不向日本战败国提出赔款。”
孔令然潇洒地回答：“我不需要提。这个问题很简单。日本侵略中国是过去日本政府的事；而现在死去的学生，是来中国修学旅行的，是为增进中日友好而来。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回答得很中肯，却又恰到好处。NHK台马上把这档采访节目，通过空中卫星，向全世界播放。
在紧张的7轮谈判过程中，孔令然和冈村勋由对手结为好友，还引出了一段佳话。冈村先生年近花甲，患有气管炎，在上海——东京频繁的穿梭中，他病倒了，且住进了医院。无奈公务缠身，作为一方的首席代表，他不得不疲于奔命。有一次谈判，冈村勋在夫人陪同下，拖着虚弱的病体一到上海就发烧。孔令然闻知，甚为关切，即请著名的老中医前去宾馆。日本人不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兴趣，对中医也颇为信服，所以日本人到中国留学的学中医居多。躺在宾馆床上的冈村勋，一见孔令然欲起身。
照例，他们要商讨第2天谈判的内容。孔令然见状，一把按住他，关心地说：“今天主要是讨论你的病情，不谈其他事。”老中医为冈村勋搭脉，望舌，病家不用开口，便知病情根源：此乃积劳成疾。老中医用毛笔开了帖药方，冈村勋服后顿有疗效。
冈村勋精神不济，孔令然和他打趣说：“中国现代俗语中有‘妻管严，一词，你可不能随便患了气管炎，否则夫人可要提抗议罗！”一席话，逗得冈村勋眉头舒展，乐不可支。冈村勋心想：真看不出来！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唇枪舌战的孔先生，令人生畏；但在生活中，他却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好先生。孔令然下一次去东京，又特地为冈村勋捎去了中药。孔令然体贴入微，冈村勋大为感动，逢人便说孔令然是孔夫子的后代。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孔夫子学说当初随汉语流入日本，并被日本人接受，被尊为精神食粮。孔令然和孔夫子倒确也有点瓜葛，他的老祖宗和孔府沾亲带故，他又算孔子家族中的“令”字辈。也许是由于“血缘”的关系，孔令然比较注重于中国的传统礼节，在东洋人眼里不失为来自泱泱大国的礼仪之邦。孔令然的仪表风度，赢得了冈村勋的尊重和钦佩。孔子曰：言而无信非君子。确实，孔令然在和冈村勋的交涉中，只要在谈判桌上取得一致意见的事，坚决做到决不食言。冈村勋知晓孔令然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孔令然也很敬佩冈村勋的工作干劲和办事效率。冈村勋制定的活动时间表，简直是卡着分分秒秒兑现的。几点几分到哪里，几点几分办什么事，从来没有延误。
孔令然到东京，冈村勋为他的活动安排，从谈判包括来回路程，总共就是3天，能解决的就定下来，不能解决的就留待下一轮，每轮谈判都事先明确中心议题，杜绝空谈。孔令然从冈村勋身上看到，日本国经济的迅速腾飞，是完全靠实干出来的。两位团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次孔令然到东京，冈村勋都要驱车一个多小时赶到机场迎候。其实，他完全可以不来，孔令然有中国驻日使馆的车，冈村勋却认为这是诚意的表现。
冈村勋爱好中国诗词，还写诗请孔令然唱和，一唱一和，谐然成趣，两人书写的八个大字：“真诚、理解”、“友好、信赖”，已被镶在一个精致的镜框里，亦为友谊的见证，永志纪念。日本一位老外交家、原日驻华大使、现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伴正一先生大为感慨地说：“我曾参加过无数次谈判，但象孔团长和冈村团长这样结成好朋友的，几乎没有遇见过。”一场角逐结良友，并非不“打”不相识。孔令然在给冈村勋的诗中，道出了“结良友”的缘由：“扶桑中土史悠扬，曲水流酚情谊长。”
在8轮磋商谈判后，中日双方于1989年3月11日在日本高知市签订“上海铁路事故赔偿协议书”，由上海铁路局给予“3·24”事故中每位日本籍死者450万日元（当时约合3.3万余美元）的赔偿金，对36名日本籍伤者也确定了一次性的补偿金。此外，日本政府、保险公司、日方学校及日本社会各界也提供了一部分补偿金，日方每位遇难者获赔额增加至4850万日元。
另据《每日新闻》报道，根据当年的报纸，事故中死亡的中国籍列车检车员仅获赔人民币2500元（约合当时8万日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