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出塞”是汉匈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和亲事件,是我国古代中央王朝和当时的少数民族政权进行的政治联姻活动之典型案例。
汉匈间的和亲最初由汉朝主动提出,旨在建立姻亲的关系纽带,加强彼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实现和平交往。
汉元帝时期,归附汉朝的呼韩邪单于主动请求和亲,促成了“昭君出塞”的发生。“昭君出塞”与汉匈关系的积极变化互为表里,映照出两个社会在互动中的行为特点。
作为本次和亲的主体之一,匈奴社会的态度较以往截然不同。此前匈奴社会普遍视臣服汉朝为耻,在本次和亲中则主动强调自身臣属地位。
这种转变背后暗含着其对汉朝认知和心态的变化,也集中反映出双方由隔阂走向交融的关系流变。
这次和亲涉及汉匈两个民族,是双方自发推动的关系发展实践,蕴含着深刻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内涵,承载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记忆。
从南匈奴视角出发,通过聚焦其行为、表述和心理,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这段历史。同时更好地理解匈奴的这一重要支系从游离于中原王朝周边的“他群”向“我群”转变的驱动力,从中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向心力的具体表现。
“昭君出塞”中南匈奴的响应“昭君出塞”是呼韩邪单于带领南匈奴社会参与的集体活动。集体行为由整个社会共同参与完成,是社会认知、心态的具象呈现。
南匈奴响应和亲的行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统治者主动遵循汉朝礼仪;借用汉朝的治理模式;加强双方经济联系;社会给予王昭君尊崇的地位。
主动遵循汉朝礼仪呼韩邪单于作为南匈奴首领,在和亲中主动遵循了汉朝礼仪。汉朝礼仪以汉朝社会的成员为作用对象,社会成员遵守礼仪的前提是对汉朝社会的归属和对汉朝社会观念的理解。
呼韩邪单于在请求和亲时对汉朝礼仪的遵循也有此潜在含义。同时,和亲以汉朝社会的亲疏尊卑观念和礼教观念为内核,以实现民族间的和平交往为目的。
出于相同目的,以及对汉朝文化的认识和社会身份的转变,呼韩邪单于选择了和亲的策略。此前,长期的社会动荡和内外矛盾的爆发使匈奴社会走向绝境,呼韩邪单于所部也深受其害。
最终,呼韩邪单于为了族群的延续,选择向汉朝称臣。附汉后,南匈奴社会得以恢复生机。同时,与汉朝敌对的郅支单于势力覆灭。
更让呼韩邪单于意识到和汉朝修好的重要性,在得知“都护甘延寿与副陈汤发兵即康居诛斩郅支”,“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
随后,他上书朝廷表示,“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再次表明对汉朝的友好和臣服。
在此基础上,他“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试图遵循汉朝的社会观念,通过建立姻亲关系巩固同汉朝的友好关系。
人的行为有其客观性,在被记录为历史文本的过程中,这种客观性也能得到保留。因此,结合呼韩邪单于所处的历史背景,从其客观行为可推断背后隐含的动机。
对汉朝的归附是其后续行为的前提,也奠定了其后续行为的基调,故可将其在入朝觐见与和亲中践行臣子礼仪的实践作为前者的延伸。
社会的统治者是社会成员的领导者和代表者,其决策权力来源于社会成员的认可。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以遵循汉朝礼制的行为表明臣属地位,作为南匈奴统治者,其行为也代表着南匈奴社会对汉朝统治地位的认可。
呼韩邪单于的具体行为如下:在入朝之前先上书朝廷,自称为“臣”并尊称汉元帝为“天子”,以君臣之礼请求入朝觐见。
完成接受礼赐的活通过参与汉朝的封赏仪式以践行臣子行为;觐见之后,主动提出和亲请求,希望以此加固和汉朝的关系;汉朝应允其请求后进一步表示愿替汉朝守卫北方边疆。
呼韩邪单于一系列行为都建立在对汉朝文化、制度的了解之上,并以此表明其对臣子身份的认可和对汉朝的归属。通过这一系列礼仪实践,他也带动着整个南匈奴社会对汉朝的态度转变,推动南匈奴与汉朝关系的发展。
借用汉朝治理模式呼韩邪单于主动请求和亲,表明了他对汉朝统治的接受。和亲原本是汉朝治理匈奴的策略,其理念是以姻亲关系治理匈奴。
汉高祖时,为缓和与匈奴的关系,刘敬提出以和亲手段影响匈奴的策略:血缘上,将公主嫁给单于。
以血缘关系对匈奴统治集团施加影响,争夺其政治权力;文化上,在和亲时派善辩之士向匈奴传播礼节观念,影响其文化;经济上,通过和亲时的货币、物资输送使匈奴对汉朝形成经济依赖,最终实现“兵可无战以渐臣也”。
可见和亲本是汉朝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治理匈奴的策略,其基础是汉朝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观念。随着呼韩邪单于附汉,汉朝成为其物资和庇护的提供者,南匈奴社会能通过和亲获得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帮助。
政治上,能加强自身和汉朝统治阶级的关系;经济上,能获取来自汉朝的资源;文化上,能通过文化学习加强对汉朝的文化认同。
从汉匈最初的接触模式来看,汉朝处理和匈奴关系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边疆稳定,降低双方冲突带来的损失。
而在呼韩邪单于时期,受到内部矛盾的影响,匈奴社会分崩离析,呼韩邪所部也岌岌可危,缓和同汉朝的关系也成为南匈奴的重要诉求。
此时,汉朝的治理需要和南匈奴的延续需要产生重叠,两个社会形成了共同利益,并体现于和亲活动中。
基于两个社会的交往互动,和亲也能作为双方友好关系的象征,成为双方关系发展的黏合剂。
故通过请求和亲的方式表明对汉朝地位的承认,实质是南匈奴为加固汉匈关系而对汉朝治理模式的借用。
呼韩邪单于的和亲请求是汉匈君臣关系的实践表征,两个社会的共同利益关系由呼韩邪单于对和亲模式的借用而呈现。
加强双方经济联系。南匈奴通过和亲这一重大活动彰显了同汉朝的资源共享关系。长久以来,汉朝对匈奴有过多次经济输送,和亲便是其中的重要形式。
汉朝的经济输送包括礼赐和经济援助。呼韩邪单于第一次入朝觐见时,汉朝“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棨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县、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
呼韩邪单于第二次入朝时,汉朝礼赐如初,并“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为满足南匈奴人民的生活需要,汉朝先后“……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
和亲时,面对呼韩邪单于的觐见,汉元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汉书》对和亲的具体过程和涉及的物资没有记载。
但根据汉朝改元“竟宁”所体现出的重视,加上此前的经济输送情况,南匈奴本次所获当更为丰厚。
和亲带来的资源除倍于往常的赏赐外,还有随之而来的生产要素。随昭君出嫁的大量随行人员本身就掌握着一定的生产技术,他们在和亲时会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入南匈奴社会。
这些生产要素对南匈奴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在和亲中,汉朝社会对南匈奴的物资和生产要素输入进一步加强,这也是双方共享生存资源关系的突出体现。
给予昭君尊崇地位南匈奴社会给予了王昭君尊崇的地位,体现出对汉朝的高度重视。王昭君作为一介宫女,在这次和亲中被南匈奴封为“宁胡阏支”,承载着“给匈奴的人们带来安宁”的美好愿望。
她得到的荣誉和重视甚于此前参与和亲的公主们,足见其在南匈奴社会地位之尊崇。这一情况在王昭君子女的地位上也有所反映。
此前,刘敬就提出以和亲建立和匈奴统治集团的血缘关系,以此影响其政治权力运行。
然而,因为此前的公主都未受重视,故收效甚微。由此可以推断,以王昭君为纽带的血脉能流入南匈奴统治集团,甚至成为举足轻重的成员,足见王昭君在匈奴的高贵身份。
王昭君之子伊屠知牙师是最好的旁证。伊屠知牙师在南匈奴贵为右日逐王,据《后汉书》对匈奴官制的记载。
“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皆单于子弟,次第当为单于者也”,说明他拥有较大政治权力和次第继立单于的权利,是地位尊崇的贵族。
结合匈奴社会母亲身份对子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伊屠知牙师能取得如此地位,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王昭君在南匈奴社会的地位。王昭君在汉朝的亲属也同样受到重视。
王莽时期,其侄儿和亲侯王歙，就借助与王昭君的血缘关系将其女儿须卜居次和女婿须卜当请到长安。王昭君及其亲属受到南匈奴社会层面的尊重,其背后是后者对汉朝的高度重视。
“昭君出塞”背后的南匈奴社会变化“昭君出塞”作为汉匈融合历程中的重要事件,是双方在社会整合中互动的缩影。其背后是社会关系的变革、记忆框架的更新和社会观念的改变,同时伴随着南匈奴新的集体记忆的生成和表达。
“昭君出塞”与汉匈的社会整合互为表里。从南匈奴社会视角观之,其表现具体可归纳为:统治阶级的整合;社会心理的变化;集体记忆的重构;文化结晶的凝结。
统治阶级的整合社会关系的变革首先出现在统治集团。南匈奴统治集团的关系变化经由王昭君实现。
王昭君是汉朝派出的和亲使者,她嫁入匈奴后被封为“宁胡阏氏”,先后成为呼韩邪单于、复株累单于的妻子,其子为伊屠知牙师,其女为须卜居次、当于居次。
王昭君及其亲属得到匈奴社会的认可,并融入统治集团。伊屠知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享有单于位置的继承权。王昭君长女为须卜居次。
小女为当于居次,分别嫁入须卜和当于两个贵族集团。南匈奴统治集团围绕王昭君进行的社会关系调整是汉匈关系流变中的一次突出表征。
作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南匈奴贵族集团吸纳王昭君及其亲属为成员,加强和汉朝在政治运行上的联系。
同时,南匈奴统治集团通过王昭君和汉王朝共享统治权力,客观上强化了汉朝的君主地位。因此,汉匈统治集团以王昭君为纽带构建起新的社会关系,是两个社会关系日益密切的具体表征。
社会心理的变化南匈奴社会的认知和心态转变也投射于这次和亲中。在两个社会处于对立状态时,南匈奴社会对汉朝持抵触态度。最初,呼韩邪单于打算臣服汉朝以求安定,遭到众多大臣反对。
大臣们视附汉为耻,认为“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对其中荣辱的考量优先于社会安定。而在汉平帝时期,南匈奴社会表现的态度与此前截然不同。
当时,王昭君的长女须卜居次云应汉朝要求到皇宫入侍,表明对汉朝的臣属,受到太后的嘉赏。
须卜居次作为南匈奴的重要政治人物,南匈奴社会能同意她入侍,说明南匈奴社会对汉朝的认知和心态已有积极转变。
这种转变更体现在统治集团和汉朝的互动中。乌珠留单于去世时,南匈奴准备立新单于,舆和咸都是具有继承资格的贵族,且按次序舆具有优先的继承权。
须卜当时任用事大臣,其妻须卜居次云为王昭君长女,他们为和汉朝保持亲善关系,考虑到咸和汉朝关系友好,遂越过本当继任的舆改立咸为单于。
单于位置的传袭涉及南匈奴核心权力的更替,与汉亲善能成为咸继任单于的关键因素,并得到社会的认可,说明南匈奴对汉朝已高度接受。
此外,在王莽采取歧视分化南匈奴的政策时,南匈奴统治集团主动借姻亲关系和汉朝沟通,让须卜当、须卜居次云和王昭君在汉朝为官的亲属从中斡旋,维护双方的和平局面。
从这次和亲涉及的人物事迹可以看到,随着南匈奴和汉朝关系加深,南匈奴的认知和心态也发生了积极转变。
集体记忆的重构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催生出新的集体记忆,让“昭君出塞”成为南匈奴实践的重要指导。
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借助汉朝的庇护让社会转危为安,这段历史被匈奴社会所铭记,并成为指导匈奴社会应对社会动荡、恢复社会稳定的历史借鉴。
建武年间,匈奴遭遇连年大旱,匈奴社会陷入巨大危机。为渡过难关,当时的单于蒲奴主动遣使向汉朝请求和亲,以争取和平环境、化解社会危机。
这种做法是将和亲记忆用于实践的例证,南匈奴通过对和亲历史的回忆和运用,试图再次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影响。
这种对和亲记忆的运用并非个案。建武二十四年(48)春,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单于,比遂承袭呼韩邪单于的名号,并上书汉光武帝,表示“愿永为藩蔽”。
南匈奴此举也是对呼韩邪附汉、和亲历史的回忆,以此向汉朝复现双方友好交往的历史。南匈奴与汉朝的交流建立起新的记忆框架。
“昭君出塞”也成为南匈奴常用的回忆汉匈友好关系、表明臣属身份的重要记忆,指导着南匈奴与汉朝的互动实践。
文化结晶的凝结汉匈社会的整合作用于双方的文化互动,并以历史记忆的形态凝结于匈奴的文化遗存。
20世纪40年代初,位于原匈奴活动区域的阿巴坎宫殿建筑遗址被发掘出土,从中发现了匈奴形制的写有“天子千秋万岁长乐未央”汉字的瓦当。
瓦当源于汉朝建筑的装饰,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麻池乡召湾汉墓群“单于天降”和“单于和亲”两类瓦当的时间考据,匈奴将尊汉朝皇帝为天子的观念表现在建筑上,文物形成时间当为和亲之后。
这种文化结晶出现在匈奴的建筑遗迹中,使其呈现出文化簇群的特征。
从匈奴墓葬整体特征来看,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漠北匈奴墓葬中来自汉地的器物和汉式形制的工艺品明显增多,表明匈奴中心区高级贵族的葬仪及等级制度，也有学习汉贵族葬仪的痕迹,并向外辐射。
自西汉后期起,“匈奴的大型墓葬不仅墓葬规模大,墓葬总数明显少于普通墓葬而且均为多重棺椁,常见随葬汉式马车,随葬品中多有普通墓葬不见的精美器物,很明显他们是匈奴中身份地位较高的阶层的墓葬,仿照的是中原墓葬形制”。
建筑作为社会成员活动的重要场所,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从装饰、布局、风格等方面对社会文化和社会观念进行表达。用于葬俗的建筑,由于联系着社会成员的死亡、魂灵和人生礼仪观念,尤其如此。
这些文化遗存是汉文化传入、融入匈奴社会的实证,从中可以看到汉朝社会的文化在匈奴社会的传播和表达。这种交流互动的结晶是汉匈融合的历史进程的文化表征,和“昭君出塞”的历史相重合,并凝聚于后者承载的集体记忆之中。
“昭君出塞”的民族交融意涵“昭君出塞”作为汉匈的和亲事件,是汉匈关系史转变的重要时代隐喻。
“昭君出塞”记录了匈奴从抗拒中原王朝治理到接受中原王朝治理、再到主动维持中原王朝治理的行为转变,是匈奴与汉朝关系向好发展的历史缩影。
民族交融实践的见证此前,汉匈围绕生存空间长期争斗,两个社会都遭受了深重灾难。长期的战祸和对战争创伤的反思催生了两族和平交往的需要。
匈奴统治者更是多次主动打算恢复和亲,在狐鹿姑单于(公元前96-前85年)、壶衍鞮单于(公元前85-前68年)、虚闾权渠单于(公元前68—前60年)的铺垫下,最终由呼韩邪单于实现了汉匈两族的团结大业。
呼韩邪单于附汉后,北方“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汉匈建立了共享生存空间和发展环境的关系。王希恩认为:“‘交融’指文化上的相互接纳、心理上的相互认同、血缘上的相互融通。”
和亲作为该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实践,汉匈交融的趋势在其中初显其迹:血缘上,和亲建立起汉匈以血缘关系友好沟通的关系;政治上,匈奴开了北方政权接受中原王朝统治的先河;经济上,汉朝对匈奴的物资输送推动了匈奴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提升。
文化上,汉朝文化的传入为匈奴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民族关系上,汉匈共创的和平环境让匈奴亲汉群体日益壮大。这一局面是民族交融实践的结晶,也是民族交融实践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具体体现。
民族交融历史的象征在汉匈民族关系史上,“昭君出塞”是匈奴融入汉朝统治史的重要历史事件。汉朝对南匈奴提供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庇护,使其社会由乱到治,族群得以更好地延续。
呼韩邪单于在位时,颛渠阏氏曾如此说道,“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说明匈奴社会对这一历史形成了积极记忆。
结合匈奴历史,作为大漠南北多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复杂聚合体,匈奴和汉朝的互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着北方游牧民族同汉朝交往方式和心态的转变。
随着“昭君出塞”成为汉匈友好交往成果的象征,和亲策略不仅被南匈奴沿用,也被匈奴其他支系所借鉴,北匈奴也曾多次向汉朝请求和亲、试图加强和汉朝的关系。
可见,在南匈奴以和亲为具体形式的行为实践下,游牧民族对汉朝的态度也被带动着向好发展,其融入中央王朝统治体系的向心力也不断加强。
“昭君出塞”由匈奴政权对中央王朝的臣属而发生,也因其蕴含着双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记忆和期许而广为流传,是民族友好交往历史的象征。
民族关系演进的符号“昭君出塞”的背后是两个民族由隔阂、对立走向团结、交融的关系演进。在统治者主动言和之下,两族放下隔阂和分歧,两族人民也得以免于战乱带来的创伤和重负,共享和平带来的安宁和美好。
因此,这段历史是汉匈以和平方式共同探索民族团结、发展路径的伟大尝试,顺应了人民对和平的共同向往,符合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也是“昭君出塞”这段历史能受到各族人民传颂、成为民族交融重要历史符号的根本原因。
“昭君出塞”是南匈奴主动与汉朝加强友好关系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
在这次和亲中,南匈奴以积极主动的态度与汉朝互动,遵循汉朝的礼仪、秩序观念,对和亲高度重视,通过和亲加强了双方在经济、文化、人员、政治等多方面的往来。
推动“昭君出塞”发展的则是其背后的社会运动实质,涵盖统治阶级的整合、社会心理的变化、集体记忆的重构和文化结晶的凝结。
“昭君出塞”是南匈奴主动从多个方面深化与汉朝关系的一次成功实践,体现了匈奴重要支系在融入中央王朝时的行为取向和心理动向。
同汉朝建立友好的共存关系符合南匈奴社会的利益诉求。在汉朝的影响下,南匈奴经济、文化和社会得以更好地发展,南匈奴也在此过程中接受了汉朝的统辖。
在此过程中,南匈奴和中原王朝的联系日益紧密,也带动着北方其他民族和中原王朝的交往。“昭君出塞”作为汉匈关系转折的时代隐喻,记录了南匈奴在汉朝治理下对中原王朝的态度和行为转变,是匈奴族群融入中国进程的重要里程碑。
透过“昭君出塞”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原王朝的治理需要和匈奴社会生存发展需要的高度耦合,也能够认识到人民对民族团结的支持和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