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法裔英人拉克伯里《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书，提出“中国人种西来说”，即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国王黄帝率领“百姓”来到中国，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其中理由之一，就是古代两河流域与中国一样都有“二十四节气”。

过去，关于二十四节气来源，网上什么消息都有，有的说是源自苏美尔，有的说源自古希腊，还有说源自古埃及。除了二十四节气之外，其他很多东西来源也认为是这样，比如“二分二至”。总之，先进的、美好的东西，源头都不可能是中国，必须是苏美尔、古埃及、古希腊等才行。

问题在于：其他东西暂且不谈，二十四节气只符合中国气候特征，根本不符合地中海周边气候特征，因此苏美尔、古埃及等不可能搞出“二分二至”和“二十四节气”，难道苏美尔、古埃及等可以让客观规律下跪？

其实，从气候特征上已经可以证明“二十四节气”源于中国，但架不住一些骨骼清奇之人，总能刁钻的提出一些问题，比如有人认为中国“二十四节气”是在苏美尔影响下出现的，或者说最原始的源头还是在苏美尔等。接下来，从考古角度看待二十四节气起源，肯定完全起源于中国。

首先，6500年前出现四个节气

按照西方历史描述，苏美尔天文历法非常发达，发达到深不见底。以考古实据看，苏美尔天文起源并不早，距今也只有5000年。但中国天文历法出现的时间，要远早于苏美尔，比如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龙虎墓群，距今6500年。龙虎墓群由四座墓组成，构成了一幅“骑神兽升天图”，四座古墓沿子午线向南排列，每座古墓间隔大约25米。

主墓的墓主两侧是青龙与白虎，代表青龙星象与白虎星象，显示当时已经划分出“二十八星宿”与“四灵”，东西北还有三具少年尸骨，墓主脚下还有一个“北斗”。最南边的一座古墓中，还埋了一个少年尸骨，且北斗斗柄用的是这位少年的腿骨。

综合文献与考古可知，四个少年就是“分至四神”，古人认为有四个神仙掌管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至于夏至神为何被埋在最南边的古墓中，这是因为“北方象地、南方象天”，天国在南方，而墓主升天途中不能被阻碍，所以夏至神被埋在最南边古墓中，所以尚书中提到夏至时特别说“敬致”，所以尚书中唯独夏至神没有固定地点。

总之，通过西水坡龙虎墓群，可以确认一点，即6500年前中国已有“二分二至”这四个节气，就是将一年划分为四个节气。也就是说，后来的“二十四节气”，在6500年前应该还只有四个。

需要说明的是，古人确定“二分二至”的办法，采用的是“立表测影”，根据正午日影长短判断，夏至最短、冬至最长。姑且不说苏美尔天文起源比中国晚，就算它搞出“二分二至”，在方法上也与中国不同，没有文献说苏美尔等西方也使用立表测影测时。

其次，4000年前出现20节气

我们都知道，到了距今6000年之后，中国农业进一步发展，尤其5000年之后，甚至出现为了争夺土地资源的战争，最典型的是黄帝蚩尤之战，背后折射的是农业大发展，优质土地资源变得稀缺。在这一阶段，考古不时发现的数百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也说明了农业大发展。

农业更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是能掌握更精确的“农时”，而农业大发展的需求，又刺激了天文发展。于是，考古发现4000年前，由此前的一年“二分二至”四个节气，精细化为一年“二十个节气”。

上个世纪，在山西临汾襄汾发现“陶寺遗址”，与帝尧时代吻合，如今一般将陶寺遗址视为尧舜之都，该遗址出土过一根圭尺与一个观象台。其中，圭尺用于“立表测影”，陶寺圭尺上的夏至刻度被突出，也印证了尚书中对夏至神特别“敬致”的记载。

中科院学者何驽、高江涛等都曾指出：圭尺与观象台都表明，陶寺文化时期一个太阳年共有20个节令。

最终，应在周朝时期，古人根据农业生产需要，将一年更精细化的划分，由此出现24节气。

因此，从西水坡二分二至四个节气、到陶寺二十个节气、再到周朝二十四节气，是逐步发展演化而来的，不是古人一开始就划分出24节气，这是“二十四节气”源于中国的铁证，也符合认知探索逻辑。

反之，“二十四节气”也犹如一面照妖镜，谁的比中国早，谁这段历史肯定是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