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而新中国的诞生已指日可待。在这风云变幻的时刻，身为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做出了一项被后人铭记的伟大善举。这一善举不仅让蒋介石气的咬牙切齿，也为他日后返回新中国大陆时赢得了极高的礼遇。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呢?

风雨飘摇的南京政府

1949年初，随着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相继胜利，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政府已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蒋介石见势不妙在1949年1月21日，南京中央大学的一次讲话中宣布“引退”，随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开会，推选李宗仁为代总统。然而，这并非一次真正的权力交接，蒋介石虽然表面上“归隐”浙江奉化老家，但实权早已被他的亲信们转移到广州。

李宗仁接任代总统后，面临的是一个空架子的政府。行政院长孙科带着一批高级官员悄然离开南京前往广州，财政部、经济部等重要部门的印信和档案也早已被秘密转移。在南京，李宗仁每天要处理的政务仅剩下接见各界人士和签发一些例行文件，军队指挥权更是牢牢掌握在蒋介石的亲信手中。

司法行政部的正义之举

就在南京政府风雨飘摇之际，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长杨兆龙收到了一份来自社会各界的联名请愿书。这份请愿书上签名的有知名学者、民主人士，甚至还有几位外国记者，他们要求释放政治犯，停止不必要的处决。

杨兆龙深知这些政治犯中有许多是无辜的，他立即着手调查各监狱的关押情况。结果发现，仅南京一地，被关押的政治犯就超过五千人，其中不乏大学教授、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详细了解情况后，杨兆龙向司法行政部部长张知本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报告中不仅列举了大量冤假错案，还援引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则，建议大规模释放政治犯。

张知本本人也是法学界出身，对这个提议表示认同。1949年2月15日，在行政院例行会议上，张知本正式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提案。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反对者认为在当前局势下释放政治犯会引起社会动荡，支持者则强调这是展现政府宽容态度的良机。最终，在与会者的反复商议下，这个提案获得了通过。

李宗仁的签字与蒋介石的震怒

然而，提案通过仅仅是第一步，要将这个决定变成现实，还需要代总统李宗仁的最终签署。这是一项关乎无数生命的提案。杨兆龙深知时间的紧迫性，怀揣着这份沉甸甸的文件，匆匆踏入总统府的门槛。经过漫长的等待与通报，他终得以面对代总统李宗仁。在李宗仁面前，杨兆龙详尽陈述了政治犯的困境，并强调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可能会有更多无辜者遭受不测。

李宗仁当时正在竭尽全力与我党和谈，对此事表示支持，并立即签署了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命令。

然而，这一举动却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震怒。他认为这个决定严重损害了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更是对他个人权威的公然挑战。蒋介石迅速召集亲信，包括广州行营主任白崇禧、参谋总长周至柔等，会议室内，气氛凝重。蒋介石的不满溢于言表，会后，一系列反制措施悄然铺开。军事密令下达，各地军事机关对李宗仁的命令置若罔闻。广东、福建等地，军事法庭依旧运转，南京的命令仿佛从未存在。同时，广州方面开始散布言论，将李宗仁的决定描绘为“与敌勾结”的罪证。

善举的深远影响

尽管蒋介石对李宗仁的善举进行了严厉的反制，但这一行动仍然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海牙国际法学院特别表彰了参与此次行动的司法官员，其中杨兆龙更是被评为影响世界的50位法学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许多被释放的政治犯成为了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在新中国的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李宗仁的这一善举，也为他日后返回新中国大陆时赢得了极高的礼遇。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乘坐飞机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带队到机场迎接，给予了他极高的礼遇。在机场发表讲话时，李宗仁感慨地说：“16年以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使国家蒸蒸日上……我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

李宗仁在1949年做出的这一伟大善举，不仅展现了他在关键时刻的勇气和智慧，也体现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感情。这一善举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他日后返回新中国大陆时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欢迎。

最后，一首小诗献给李宗仁将军

国途晦暗风雨狂，德邻挺立挽危亡。

焦土策安邦国固，台庄烽燧照天潢。

南京受命承国难，国际斡旋展智长。

抗战丰碑青史载，英魂永驻世流芳。

以下是

《李宗仁回忆录》200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2017年7月30日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新中国这样走来--《1949年4月国共和谈会议记录》_中国国情_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