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的摩根斯坦利公司公布了一份研究成果，认为在类人型机器人产业上，中国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头部100家企业中，有73家来自亚洲，其中56%是中国企业。另外，在美国优势最大的生物医药领域，中国企业已经实现了逆袭，有30%的原研药来自中国。结合其他领域的成果，说明中国的创新活动已经进入了成果大爆发的时代。
如果回到20年前，我们在绝大多数科学技术领域都处于追赶美国的状态，情况差的叫望尘莫及，情况略好一点的说是望其项背。虽然大家都有信心总有一天能超越美国，但具体哪一天能做到，很少有人敢做出精确预测。对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在有生之年能看到高技术产业在规模和水平上，都有望超越美国，心情那是非常激动的。
中国之所以可以追赶得这么快，主要是体制和文化上的优势。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不止中国一个，至少印度的人口已经比我们多了。其他上亿人口的国家也不少。如果大家的体制和文化没有区别，那高技术产业和创新活动，应该是全面开花的。但是，印度至今连一个真正的高技术企业都没有。其他人口大国在这一轮产业浪潮当中，也没有表现出任何高速突破的势头，甚至没有在某个单项领域上，出现优秀的企业群体。
我们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几十年来，社会舆论总是在责问，我们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世界级的企业、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出不了引领世界的颠覆性创新？其实这是一种焦虑，是使命感使然，这种使命感本身就是创新创业的土壤。没有这样的使命感，我们就很难让政府引导的产学研合作机制，能够顺畅运行起来，至少，我们的高铁和新能源汽车，就是这样培育出来的，这就是文化优势的问题。
至于体制优势，在很多年前就有国外学者提出，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政府可以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眼光来考虑全局问题。西方政府只考虑自己任职之内的时间跨度。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评价是很准确的。比如钱学森先生1992年提出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进行了20多年的长期基础培育，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解决各种关键技术，才有了新能源汽车大爆发的今天。
而美国正好相反。美国原本有很好的创新基础，有从全世界慕名而来的顶尖人才，有充裕的投资，有高水平的制造业。美国政府也是主张搞产学研合作，搞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美国有一个机制，叫做小企业研究和小型企业创新，用法律形式规定，国家级研究项目当中，必须设置专项资金，把一些科研成果转让给小型企业，帮他们创业。美国政府也牵头给新兴产业提供大规模补助金，这次特朗普号称要投入5000亿美元建设算力就是例子。按理说，这些都是出发点很好的制度。
但是美国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正是他们最自豪的创新文化。最近这几十年，金融业把持了经济命脉，科技创新的投入很大，产出却是不确定的。而科技创新需要强大的制造业支撑，才能实现产业升级，或者创造新产业。而美国金融资本早就抛弃制造业了。于是，美国的创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资本游戏。制造和炒作新概念的力度很大，产业化的力度却严重不足。人们只能寄希望于马斯克等少数几个人。但是，马斯克建设超级工厂的问题也要在中国才能解决，只有中国才能解决概念落地和大批量生产的难题。
这样一来，在美国很难形成科研、生产、市场的正向循环。一到生产环节，就要去海外想办法，最方便的生产地点当然是中国。但战略高技术领域又不能对中国搞产业转移，这么一来，美国的正向循环就被他们自己打断了。一个项目如此，一个领域如此，久而久之，肯定要被中国追上。
至于欧洲、日本、韩国的高技术产业，是依附于美国而存在的。美国的创新活动需要他们的供应链支撑，他们才能相应升级换代。美国升不上去，他们就只能吃老本。这一点在航空航天技术、机器人技术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那美国能够修正自己的创新文化，把正向循环打通吗？其实这是马斯克一直想做的事情，就看他能不能利用特朗普这宝贵的四年，干出点什么来。但以我们对美国深层政府的认知，以及美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马斯克成功的概率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