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里岗爱地区，也称为达里冈爱牧场，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与外蒙古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之间，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牧场地理位置优越，南起察罕齐老山，北至济尔垓图，东起哈鲁勒陀罗海，西至额固特，水土丰茂，牛羊肥美。

该地区在历史上是清朝最大的皇家牧场，并非由统辖外蒙的库伦办事大臣辖区节制，而是直属于内务府上驷院统辖，由驻扎在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负责日常管理和运作。

达里岗爱牧场是清帝集中牧养牲畜的场所，当地的行政衙门和军事衙门主要从事从事畜牧业生产和管理，也是一种较成熟、较高级的畜牧业形式，类似生产建设兵团。

清朝的皇家牧场分布在内蒙古、达里岗爱、东三省等地，负责供应皇室的奶食品、肉食品，以及补给八旗官马之需。清朝宫廷的饮食文化中，奶制品的种类繁多，包括酸奶、奶酪等。大多是从蒙古传入清朝宫廷的奶点。一部分奶制品就采自达里岗爱牧场。

皇家牧场为皇帝东巡谒陵、八旗骑兵提供马匹。辽宁盘山大洼的皇家牧场曾经为康、乾、嘉、道四任皇帝东巡谒陵提供马匹，在200多年间见证了清王朝的盛衰。大凌河牧场是清代东北最大的皇家马厂，最多时有1.97万匹马。

清朝对左右两翼牧场实行阶段性的督查和赏罚制度，保证牧场马匹良好的生殖繁衍。清朝马政制度基本仿照明代，太仆寺、上驷院分管各地的牧场，御用马归上驷院，属内务府，军用马由兵部车驾司管理。

每个牧场的牛群每隔六年，羊群每隔三年，都要经皇帝钦点的大臣和该处总管亲临清点数目，对牛羊群的饲养管理状况进行核查。

1691年，康熙帝为了应对来自西部准噶尔部的威胁，召开了多伦会盟，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主要目的是解决喀尔喀蒙古内部的纷争，并加强清朝对喀尔喀蒙古的控制，同时也是为了应对来自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威胁。

会盟之前，喀尔喀蒙古内部存在严重的纷争，这些纷争导致了社会动荡，同时也让外部势力，如俄国和噶尔丹，有了介入的机会。噶尔丹曾一度利用喀尔喀蒙古的内乱，占领了部分土地，迫使许多喀尔喀蒙古人南下投奔清朝。

康熙帝亲自率领军队到达多伦诺尔，显示了清朝的强大军事力量。车臣汗部和土谢图汗部将达里岗爱牧场献给了清廷，作为皇室的直属牧场。

因此这一地区在历史上直属清帝，但在民国期间被外蒙占领。1911年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库伦贵族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而达里岗爱地区也成为了外蒙古控制的一部分。

1912年7月，北洋政府致电库伦当局，要求归还被占领的达里岗爱地区，倘若不同意，将以武力相威胁。不过库伦当局并没有归还，牛羊群总管卓特普扎布从察哈尔四牧群抽调500骑兵前去收复达里岗爱牧群，但巴达玛仁钦被外蒙军队俘获。

1913年，民国分解内蒙，建立了察哈尔特别区，首府设在张家口，把达里岗爱地区划归察哈尔。然而不过是名义上的划分，因为北洋政府失去了对达里岗爱的控制。

根据1913年中、俄签订的声明文件，外蒙古自治区域不包括达里冈爱牧场，应由中国直接管理。

1941年外蒙方面将达里岗爱地区组建为扎布哈朗特沙尔金省，1943年改名为"苏赫巴托尔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划界谈判中，达里岗爱被划给了曾经是中国属地的蒙古共和国。

达里岗爱牧场自然环境优越，水草丰美，适合畜牧业的发展。畜养了包括骒马、走马、驼等丰富的牲畜资源。牧场的牲畜数量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时已有羊八万三千二百余只。

牧场的管理实施了监罚制度，一般放牧人员由蒙古贫民担当。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政府为了安抚东归的土尔扈特部落，仅从达里冈爱牧场就调取了67214只羊。

通过设立皇家牧场，清政府能够削弱蒙古腹地的实力，同时警惕外蒙古局势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清政府对漠北蒙古的直接统治。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型皇家牧场，达里岗爱在牲畜的饲养和繁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失去这样一个牧场意味着失去了一个潜在的牲畜生产基地，这对于畜牧业的发展是巨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