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七十岁的梁晓声创作的《人世间》里，充溢着这样年龄的作家的特有的心境平和。

年轻时代的愤怒、愤世、愤慨，早已经被岁月消融，唯有一种宽容、泰然、平静，弥漫在字里行间。

《人世间》里突出的一个标志，就是所有的人物，作者都尽力给予他们以宽容的理解。

冯化成这一个形象，可以看出，梁晓声对他相当的鄙视，但即使如此，梁晓声在小说里，也没有像他年轻时代的作品那样，对这类投机分子进行一种愤怒的剑拔弩张的控诉宣泄。

冯化成是一个右派作家，而梁晓声对他的鄙视情结，可以说是知青一代作家的共同的“集体有意识”。

为什么知青作家不喜欢右派作家？

知青作家比右派作家整整小了一代，在知青作家看来，右派作家的淫欲的魔手，伸向的正是知青作家们所归属的下一代。

这正如曾经同样是知青的王安忆在1990年的小说《叔叔的故事》中所说的那样：“叔叔非但没有尽到兄长的提醒的职责，还来抢我们的女孩。”

在《人世间》里，梁晓声同样继承了王安忆的这样的知青作家的共性的认定，那就是右派作家，到知青一代里，抢他们的女孩了。

在《人世间》的小说里，周蓉在十八岁的时候，崇拜诗人冯化成，飞蛾扑火地奔向了冯化成，而冯化成比周蓉的年龄大概要大十七八岁左右。

小说里交代，冯化成已经结过婚，但没有生育小孩。后来因为右派而被下放到贵州。

周蓉的出生时间，按小说提供的信息推断，应该在1950年。

冯化成生于1932年，而周父生于1920年。可以看出，冯化成比周父小十二岁，比周蓉大十八岁，总体来说，还应该属于周蓉的父亲一辈。

著名的右派作家张贤亮出生于1936年，基本与冯化成是同时代的人。

在知青作家看来，知青一代，相对而言，他们有着单纯的崇高的清澈的理想，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复杂性。

周蓉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完全被一种精神的乌托邦给吸引与感染了，从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爱情的追寻之路。

这种爱情，与其说是肉欲的满足，不如说是精神的追光。

而这样的精神上完全不设防的一代，却非常容易成为右派一代的手中的猎物，最终沦为右派一代张扬的“苦难神话”麾下的一个牺牲品。

对此，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中作了深刻的剖析：“这期间，叔叔已成为征服女孩的能手。他在女孩方面的故事越传越盛，战绩辉煌。在他面前，我们不禁充满了失败感。他以一个成年男人的经验和魅力击败了我们。他好像是一个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他崇高的苦难是他的宝贵的财富，供他做出不同凡响的小说，还供他俘虏女孩。个个女孩都爱慕受过苦难的男人，就像喜欢在传奇中扮演女主角。但时间渐进，这种掠夺的故事演出多了，却使我们感觉到，叔叔这样做的兴趣似乎并不在女孩们身上，倒是在我们这些青年身上，他似乎是在同我们作一种较量，这较量是什么呢？”

王安忆笔下的叔叔，直指张贤亮，当然，这个人物的原型，也包括安徽作家陈登科。严歌苓的父亲曾经与他同在一省作协，在严歌苓的半纪实小说中，曾经记述了与王安忆《叔叔的故事》中相类似的耸人听闻的侵凌丑闻。

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里对右派作家的画皮的揭露所带来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就是张贤亮渲染苦难神话的时代戛然终结，之后，张贤亮一改《绿化树》一脉沿袭下来的“苦难神话”系列创作，而在《习惯死亡》里彻底沦丧。也就是说，张贤亮在王安忆的一击之下，中止了他在苦难神话营造的路途上一路长虹。

围攻张贤亮的苦难神话的作家中，还有一位是同样有着知青经历的作家铁凝。

铁凝在《没有钮扣的红衬衫》里，还高歌猛进地鼓吹右派作家的偶像光彩，小说里的“红衣少女”的姐姐，爱上了一个右派作家，颇为新潮，与父母反目，俨然是一个激进的时尚女孩。

但是铁凝很快加入到抨击右派作家的知青一代作家行列之中。之后，铁凝在长篇小说《大浴女》中，终于把投枪刺向了右派作家，其锋利的矛锋，令张贤亮大为震惊。

在评论家白烨的回忆中，当张贤亮听说铁凝的《大浴女》里，把他作为主角，十分震惊，手忙脚乱。

铁凝在小说《大浴女》里以“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勇毅精神，直指右派作家的要害：“她感到他（右派作家，以张贤亮为原型）内心是有仇恨的……那是一个遭受过大苦大难的中年男人，当他从苦难中解脱出来之后，向全社会、全人类、全体男性和全体女性疯狂讨要的强烈本能，是讨要，且是迫切的，因为时光如流水，他越来越知道自己不是时光的对手。”“这就是他的最为充分的向世人讨要的缘由吧，这就是他以自己的地位、才情和已然确定的男人之身玩弄社会，戏耍世人的心理基础吧。”

而铁凝笔下的这个右派作家的疯狂攫取，正是梁晓声在《人世间》里对冯化成的设定：“我总觉得那十年太亏了，想补偿一下自己。岁月不饶人，不加快补偿就来不及了……仅仅靠创作诗歌，我已经感觉不到人生的充实。”

同样，王安忆几乎在《叔叔的故事》中也以锋芒毕露的笔墨，揭示出右派作家的内心秘境，其实与铁凝、梁晓声对右派作家的认定是不谋而合的：“叔叔终于获得了新生，可是他却发现时间不多了，他心里起了恐慌，觉得时间已不足以使他从头开始他的人生，时间已不足以容他再塑造一个自己，他只得加快步伐，一日等于二十年！”

可以说，三个有着知青经历的作家梁晓声、王安忆、铁凝，都对右派作家，下了一样的结论。

综合来看，冯化成作为一个右派作家，身上云集着三大特点：

在小说里，冯化成在1976年回家的路上，自作主张，在车站上朗诵了悼周诗歌，然后又跑到了北京，参加了众所周知的那一个活动。

在电视剧中，冯化成朗诵的诗歌是他自己写的，说明这时候，他还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的。但小说里，写冯化成的诗歌，是别人写的。不管怎么说，这时候的冯化成参与的活动，还是得到了历史的首肯的。

而到了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小说里写到冯化成成了“流亡分子”，甚至把女儿玥玥也带到了法国去。

现在电视剧直接略过了这一年，时间跳到了1990年，通过周蓉的对话，得知冯化成与王紫被单位安排出国访问，他们俩擅自离队，留在了法国。

电视剧里略过了梁晓声强烈的指向性的描述，而将两人的政治举动转化成因为私奔而出国的言情行为。

1990年时的冯化成多少岁？按冯1932年生人来计算，这时58岁。而与他一起私奔的妙龄女郎王紫至多25岁，两人的年龄差达到了30多岁。

这种情况可能不可能？

梁晓声的原著小说里写到冯化成来到法国，孤身一人，无人理睬，比较符合这样一个投机分子的人设，但改成了电视剧之后，冯化成竟然依然富有魅力，是否符合事实？

我们可以用诗人刘湛秋与顾城的情人英儿（李英）之间的年龄差来比较一下。刘湛秋生于1935年，英儿生于1963年，两人的年龄差也达28岁。

由此看来，冯化成与王紫的携手私奔并非没有原型支撑。

小说里冯化成1979年5月份平反回到北京之后，立刻开始了他的钻营之途，用周蓉的话来说，就是“追求浮名走火入魔”。本来诗人是应该清高的，但是冯化成物化成一个巨俗的人，到处钻营，谋取功名。

在电视剧里，他为了升官获奖，到处送礼，这种一味钻营的世侩模样，越来越让周蓉打心眼里瞧不起。

作为一个男人，本来应该珍惜困难时给予他以身心与爱情的妻子，但是一旦发迹之后，他立马变了脸，被压抑的色欲熏心便四处漫溢，到处寻花问柳。

电视剧里描写王紫贴身上靠，冯化成因为被周蓉数落，而从王紫的身上，寻找慰藉，这完全偏离了梁晓声的原意。梁晓声笔下的冯化成，正是铁凝、王安忆一起达成共识塑造出的右派作家的好色共性，他们无一不是从下一辈的女孩身上，发泄压抑了太久的欲望，根本不知道道德与伦理是何物。

电视剧对冯化成还是作出了符合言情标准的美化，而在欲望的角度看来，冯化成已经沦为一个色鬼皮囊。

尤其是电视剧的两位女编剧受言情剧的影响太深，还在冯化成与周蓉的离婚原因中，找到了女人的责任，这就是电视剧中蔡晓光对周蓉陈述的为什么把冯化成驱赶出家庭的原因探讨。

蔡晓光认为是周蓉不懂得“示弱”，让冯化成没有男人的尊严感，责任在周蓉。

这简直是女人的极大的污蔑。

如果女人不能“示弱”就是导致男人出轨的原因，那么，这倒为男人的花心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多少年来，中国的女人饱受封建伤害，用三寸金莲来示弱，走起路来弱不禁风，但这样就能维系住男人的心吗？

电视剧版中的蔡晓光还认为周蓉的责任，是过去把冯化成捧的太高了，现在时过境迁，她抽回了自己的崇拜，让冯化成跌落了尘埃，导致了冯化成精神失落，另觅新欢。

这也是对女人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其实在梁晓声的笔下写的很简单，冯化成出轨的原因，就是他心怀不轨，动机不良，色欲熏心。这就是男人的一个通病，而电视剧却为这种男人的通病，寻找女人的过错，加罪于受害者周蓉，这可以说是电视剧的败笔。

这样写来，固然可以使电视剧情节增添了波澜，但却违悖了梁晓声对冯化成的批判的锋芒，把冯化成出走的责任，加到了周蓉的头上，这也是众多观众认为周蓉要对婚变承担责任的原因。

这根本原因还是改编者自作聪明地把原著中对男人劣根性的揭露，转化成言情剧中的不问是非的各打五十大板，遮蔽了小说原著里梁晓声这一代知青作家达成共识且沉淀在文端笔下的鄙视右派作家的心理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