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军开始进行授衔,王建安,这位被誉为“军政双全”、曾任兵团司令的高级干部,却意外的没有资格出现在这一隆重仪式上。
王建安上将
朝鲜战争中,在宋时轮回国后,王建安接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担任这一职务之前,他还曾任过华东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以及浙江军区司令。无论是志愿军兵团司令还是华东野战军兵团司令,这些职务都属于正兵团级领导岗位,同时王建安还兼任过兵团政治委员和军区司令,这些资历更是增加了他在评级上的影响。然而,在军衔授予前夕,1954年王建安却被降职为副兵团级干部,这一变动也导致他缺席1955年大授衔仪式。
王建安,1908年生于湖北黄安的一个农家,父母终日耕作以维持生活,丰年尚能勉强自给自足。若逢旱涝,便需借粮来度日。家境贫寒使他短暂入学后即辍学,先是助父耕田,后为地主牧牛。
1924年,未满18岁的王建安赴武汉,进入吴佩孚军中,成为一名普通士兵。两年后,因不满军中旧习,他独自归乡。随后,他找来60余名志同道合者,组建农民武装,并参与了黄麻起义。
王建安随后加入四方面军,从副班长起步,凭借战功逐步晋升至副团长。随着四方面军转战川陕苏区,他参与了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的战斗,表现优秀,最终晋升为师政委。1934年秋,王建安担任红4军政委,与许世友结成搭档。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建安被上级指派至山东领导部队。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还兼任山东军区参谋长。被称为“军政全能”,此时许多开国上将仅在他下面担任团级职务,与王建安相比,职务和资历都远不及。
随后,王建安指挥并参与了豫东、济南、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他被调至第七兵团,担任司令员及浙江军区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王建安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接替宋时轮成为第九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954年,王建安因病返回国内。
纵观王建安的从军历程,从土地革命到抗美援朝,他几乎参与了所有重大战役。直至1955年大授衔前,他仍担任着兵团司令,是名副其实的正兵团级领导。根据他的资历和战功,至少有资格被评为上将,甚至有机会竞争大将的荣誉。
拟定的上将名单
关于他在1955年缺席授衔仪式的原因,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称,王建安的一些个人行为引起了高层的注意,伟人批评他骄傲自满,并指示“宜授中将”。该说法还称:由于这一指示被认为处理过轻,最终决定不授予他任何军衔。
但这种说法缺乏确凿证据,既没有批示文件的原文,也没有亲历者的陈述,所谓骄傲自满更像是对王建安的一种非正式批评。
根据现存文件,真正导致王建安在1955年失去授衔资格的原因,最主要还是在1954年不肯跟风批人。
在这一年中,东北地区的高,和华东地区的饶,两人均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导致多人受到牵连,其中受影响最重的是东北的贺晋年和华东的王建安。
王建安曾在饶的指挥下长期作战,并在其推荐下担任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的副司令员,两人之间有着很深的私人友谊,王建安个人对饶的人品和工作能力也表示认可。
在1954年举行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获得通过后,高和饶成为了被批目标,华东军区也多次组织专门批这两人的会议。在场的大多数干部都踊跃发言,与被批的两人纷纷划清界限。当领导要求王建安发表批饶讲话时,他选择了拒绝发言,给人一种“不合时宜”的印象。
因此,在公开的会议记录中,军区对王建安做出了严厉批评:在军区会议上,对王建安同志的骄傲自满、自视过高、拒绝自我批评以及对抗军区党委领导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批评。
会后,王建安被军区定性为“骄傲自满、自视过高”,在上报高层之后,王建安的职务从正兵团级降至副兵团级。这在当时全军中是独一无二的案例。尽管受到处分,王建安依然固执的拒绝提交书面检讨。
1955年授衔前,总干部管理部在拟定授衔名单时,根据王建安过去的战功和资历,依然将他列入上将的候选名单。负责军衔评定的罗帅审查了王建安的履历,认为将其降级授衔并不合适,因此他没有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而是选择暂时“搁置”王建安的军衔问题。在此期间,陈老总等领导也向中央反映了王建安的实际情况,最终在1956年,经过检讨后的王建安被单独安排补授了上将军衔。
尽管王建安被授予了军衔,但他之后的职务始终没有达到上将的级别。与那些担任总部关键职务,或在大军区担任主要领导的其他上将相比,王建安一直担任的是副职。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王建安在沈阳、济南、福州三个不同的军区均任副司令员,始终未能晋升为正职。
1975年,67岁的王建安调任军委顾问,虽然名义上的级别提高了,但实际上他已彻底退居二线。尽管如此,经过这么多年,王建安从未有过任何抱怨。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上将因病去世,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