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临终时对身边的人说：“打开窗户，让更多的光进来！”我们正处在一个“打开窗户”的时代。我想，每一位认真读一读《歌德谈话录》的朋友，都会感到有一束精神的光照进了脑海里。
——董健 2000年10月14日于跬步斋
这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董健先生为《歌德谈话录》[1]所写“导读”中的最后一段话。文中提到歌德的人道眼光与艺术眼光紧密结合，当他强调文艺的崇高目的时，是想叫人们充分注意到文学艺术对丰富、净化、提升人的精神、智慧的重要意义。
《歌德谈话录》
2001年7月博士毕业，离开金陵跟先生作别之时，他将这册衬页左下角盖着一枚方方正正红色印章“董健藏书”的小书赠于我，言：“吾道南矣！”
彼时，将此书此话视作给一个优秀毕业生的奖品与鼓励，年轻的心不明其意蕴之深之重，轻盈地奔向“南方之强”。及至先生离世，心绪起起落落，个人工作重心发生转变且被“归化”为艺术学理论之时，渐悟“止于至善”之难缠，渐悟此书此话乃“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2019年5月12日以来，三年半光阴里，被弃置的11个版本怀念吾师，不能触及个体灵魂，根源在于忽视了董健先生感时伤事、忧国忧民的教育家本质。
董健先生不仅是一位戏剧学家，更是一位具有启蒙思想的现代戏剧教育家，对师生和爱人的温情、对教育和学术的激情并行不悖。著述立说、日常言谈，深植对自我的反思忏悔、对国家民族的挚爱与忧患意识，中国、现代、启蒙三个关键词贯穿其间，董健先生认为：“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补上启蒙这一课。”[2]
董健教授藏书章
一
我所知道的恩师董健先生，坦荡率真、光明正大，追求文格与人格的和谐统一。一个人格与文格分裂的知识分子，难以做到知行合一，也不可能拥有恢弘广博的大气度。先生认为人格完善的人“礼乐皆得”，既有丰富、充沛、强烈的“情”，也有深刻、明智、高尚的“理”；能调谐人际关系，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3]
2000年5月为《社科信息》采访董健先生，完成访问《捧出历史真相：Trueman董健》。那是了解他走过发昏发狂[4]的大跃进时期之后，由内省和汗颜而开启自我启蒙之路的契机。
先生的治学路子变化多端，中文系本科毕业后，跟随陈中凡先生攻读古典戏曲方向研究生，以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万字论文《把贫下中农青年培养成革命事业接班人》硕士毕业。
作为一名教师，文革后期大学复课时，他讲授样板戏评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编教育部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下册）；80年代中期，写《陈白尘创作历程论》；198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由陈白尘先生和他共同主编。
《中国现代戏剧史稿》
1992年论文集《文学与历史》面世前，他带着一种忏悔精神，本着“不要否认自己的历史”态度，建议附几篇吹捧样板戏的文章，“因为这是你一个人的全貌，当时写的时候也不是被迫的，你不做也可以呀。”编辑认为不行，他就想，有机会再出论文集，还要附上一些。
他从不遮掩个人所经受过的“知识分子被精神阉割的滋味”[5]、个人所犯的历史性“错误”和日常生活中的“糗事”，他一直在寻求弥合之机，以自暴其短的方式，在自嘲中解构分裂的旧我，恢复主体本真。
董健先生认同黑格尔把喜剧看得比悲剧高的观点，喜剧来自理性，“一个真正民主、开明的现代国家，应该大大发扬喜剧精神，在健康的笑声中抖落人们心上的‘尘埃’，把一切不合理的旧事物送进历史的坟墓”。
他主张用穿透人类丑恶和虚假的“笑”为武器，发挥“笑“精神上居高临下的威力，使旁观者感到心灵的震颤。[6]他这样想，也想这样做。殊为遗憾，富于喜剧精神的主体真诚地自我批判、曝晒“董健黑历史”，无情揭露个体荒谬的另一面，愉快地送旧历史上路内心澄明地奔向新世界的夙愿，未能实现。依我看，这是发生在导师董健先生身上最富喜剧性的情节。
董健教授
“真正的喜剧精神是比悲剧精神更高妙的一种生活态度和审美精神” [7]，生命与智慧之光，更多地属于喜剧。
他的自嘲与嘲笑深邃地埋藏在冷峻的文字里，比如，他讽刺旧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依附性与精神上的奴性，确实使他们‘爬’过——站不起来”[8]。从前，读得一知半解，如今多少能明白其中深意。
2019年5月10日上午，我跟先生通电话“问道”时，他所说在高校里当“干事员”有助于学术发展的“好处”，即在于此。它能提高认知能力，令一个高校教师超越专业与自我，更充分地体认世态人情、洞察人性之丰富复杂，更深刻地了解教育的意义与真正的家国情怀。年轻时，靠读书了解社会人生；年纪愈长愈明了，不了解社会人生，读不懂书。假若事先知道，这是师生之间的再后一次沟通，又会向导师求教什么呢？
《董健文集》
二
在《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绪论中，董健先生提出中国现代戏剧的核心思想是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他认为外来艺术品种话剧的引进，服从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现实需要，话剧带来的种种新思潮、新观念都带上中国味，被中国化了；强调向现代性转变的中国戏剧，写现代新人，在审美中开启民智、教育大众。
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创作的《田汉传》里，他借国歌的诞生赞美田汉的危机意识。董健先生认为没有危机意识的民族是无望亦无救的，这种危机意识正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9]此时，他的文化资源五四启蒙话语，指向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
《田汉传》
受到外界某些刺激，1998年董健先生开始思考新知识分子与文学研究的现代性问题。他不能接受“后学”们在思想上解构五四启蒙话语，被动地看了些20世纪90年代末期涌入的西方理论之后，认为福柯、伽达默尔、利奥达……只能局部地供一些参考，从方法上不能动摇他。[10]
他为现代性定了一些标准，兴奋点是重新捍卫五四启蒙话语。他有一个重要观点：“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启蒙”[11]，论及“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理性、现代意识的一致性”[12]。
董健先生一而再地倡导追寻五四启蒙话语，视之为一种适合现代中国的文明理想，它指向一个“现代人”观念。“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如果离开了人的现代化，是不堪设想的”，国家应该借助民主和法治培养公民意识，使每一个人“有一点点起码的爱国之心”，每一个人成为“有个性、有尊严、有人权的现代公民，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才会有实现的可能”。[13]
《启蒙与戏剧》
“人”的现代化，首先要“立人”，确立人本位主义。个人主义是一套社会政治理念体系而非道德判断，“在现代启蒙思想体系中，个人主义具有正面意义，其核心是要完成个人本位的确立，尊重个人的主体性，这是现代社会的一块最基本的基石”，承认有“自我”的个人价值，教育应该培养“和谐发展的、有自我的人”，致力于“人格培养和提升”。[14]
在民族复兴和国家团结的语境之下，先生关注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一再呼唤开拓精神空间，重建知识分子的理性与理想世界，真诚地希望大学能成为民族文化的最高代表，成为民族真正的精神家园，成为真理、良知、理性的寄居地。
他为精神萎缩的知识分子找到了自己的山东老乡孟子，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种文化人的独立品格”。他建议学习孟夫子的“大丈夫”精神[15]——这是一种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的精神，养浩然之气，而不失赤子之心，以人为本，保持一个学者的操守。[16]
《董健文学评论选》
三
教育的目的是创新与激情。董健先生将想象力与创造力视为大学之魂，最喜欢学生发表见解独到、新颖敏锐的观点，正确与否都不要紧，关键是一定要有个人想法。
他提出要在大学里讲学问和人格，认为高校应该注重文化素质培养，养成道德与人格力量，提高思考力与精神生产的创造力。[17]他把精神领域的创造力看得至关重要，跟这种观点相配套的，他特别看重学生的学术激情，言：
“我说的学术激情体现在对社会对生活的态度、对未来的理想与对事物的价值判断中。你的思想需要释放出去，要得到认同，要影响别人乃至社会，这就是激情。
人文学科与理工科不同，我们从事的是精神生产，我们的成果必然与我们的精神境界有关。人文学科的没有学术激情，他的价值就无从体现，也就失掉了生存的立足点。所以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要有坚守阵地的精神。”
《启蒙、文学与戏剧》
作为精神产品生产的重要基地，人文学科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文明的载体”，“没有个人在社会实践中的观察及阅读中的体验、想象、联想和思考，没有对‘梦想’、对‘理想’、对‘彼岸世界’的执著追求，就没有了人文学科的创造精神。”而“文化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的精神生活的状态问题，也可以说是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问题。”[18]
导师所持教育观如此“先锋”，极大地刺激了学生的脑神经，加之身边都是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同辈，日常交谈与语汇“交锋”常能收到头脑风暴式令人快慰的交流效果。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攻读戏剧戏曲学博士学位的三年，是作为学生的我精神层面获得极大满足、幸福感最强、至为轻松快乐自由自在的一段人生时光。
1998年9月入住南园西八舍。9月15日上午，第一次到博士导师家拜访，董健先生“赠给苏琼同学”比砖头厚重的《中国读书大辞典》。声称他的老师陈中凡先生，第一次见他时说：有“三不”与“三书”，所谓“三不”，即“不做官、不纳妾、不抽烟”（注：学校里和学术团体的职务都不是“官”，是“干事员”）；所谓“三书”，即“读书、教书、写书”（注：我的书桌座椅背后悬挂着导师题字的“三书堂”）。
《中国读书大辞典》
先生叮嘱我转变做学问的观念，要写一手货，不要贩二手、三手货，他要的是研究——属于自己的东西，新的有见地却不一定是对的——不是批评与鉴赏。
导师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严厉求真学问之人”，“在他的手下，全凭自觉，看样子是马虎不得了。”
此前，9月10日给导师挂电话，原意“祝他教师节快乐”，他却说这几天好好休息吧，他的任务会压得很多很重，“这让我毛骨悚然”。
过几日，去拜会上一届的两位师兄，我眼里“一片沉重”的导师，在他俩嘴里成了送砀山梨的“老头儿”一个。师兄又说，跟导师做学问，一是要有很强的承受能力，不要怕挨骂；二是要老老实实地研究，来不得半点儿虚假。
第二年，我在博士日记中记载了导师的亲自教诲，曰：博士，是最后一块净土，一定要“守住”。难道不要文化了吗？不能因为别人都“那样”，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戏剧艺术十五讲》（修订版）
先生这么对我说，大概因为除了学校要求的必修课程之外，我没有选修任何专业课程。第三届江苏戏剧节期间，天天“混”剧场，就有剧团领队疑心我“逃课”，我答：“我没什么课，没人给我上课，就是自己看书。”
在董健先生门下攻博，果然全凭自觉，自己不抓紧，在门里待上四五年挺正常。三年能如期毕业，需要较高的学术自律性。
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科研能力，决非虚言。批评精神呢？有一个具体例子，本着“认真、坦诚”的批评态度，导师带着三个博士生，专门给第三届江苏戏剧节的29台戏，写了一篇不说“场面话”的评论文章。[19]有导师率先垂范，学生的批评文字在“说真话、说自己的见解“方面，也能拔得头筹。
四
1999年9月24日，去导师家参加第二次“中秋节学习会”。导师一个，博士生六位。话题从导师正在写的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戏剧：脸谱的消解与重构》[20]开始，讨论下个世纪的人文知识分子该怎样做。
他认为20世纪人文知识分子缺乏批判意识，有的是依附性、工具性，缺乏本应具备的比政治家看得更远、站得更高的对社会的超越性、批判性。
《跨语境中的女性戏剧》
女性解放议题，也是五四启蒙话语关注的一个焦点。学生汇报环节，我告知正在阅读女权主义的书，他听罢建议博士论文就做“女权主义与戏剧”，写女权主义戏剧理论与创作。他特别欣赏白峰溪，认为沈虹光的剧作很男性化。
偷懒的学生，却把女权主义理论置换成女性主义视角，最后写成文本分析与史论结合的《”她人“场景：现代女性戏剧论》。
我对先生说，评论家对女作家的戏剧作品关注度不够，他答：“颜海平只写了一部《秦王李世民》，我们就专门为她开了一个研讨会。”
后来发现，早在1982年，他就为白峰溪“女性三部曲”的第一部话剧《明月初照人》写了一篇“正宗”女性视角的评论“女人写女人之爱”，分析该剧“透出了历史前进的信息”。
青年一代“在四化建设的长征路上，变成具有自觉意志和独立人格的人，变成自己命运的主人”，表扬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女性“与传统旧势力的斗争中所焕发出的心灵美”，“明月”代表着思考、觉醒和美好情操正在人的精神世界冉冉升起，而该剧值得商榷的地方是，把男主人公理想化、神化了。[21]
导师遗憾自身在学术领域里治学多变，等到想做戏剧理论时，已经“来不及了”。离开南大前，我曾问过导师“写哪种文章看的人最多”，他答：“理论文章，大家都要读。”
《董健教授纪念集》
学生问过、听过就放过了，导师赠书签名时的称呼，从“同学”变成“仁弟”、“贤弟”了，依然偷懒如故。直到工作廿载，导师离世，学生辗转进了专门研究理论的教研室，不免心生感叹：“董大炮”的气场果然强大，能穿透生死，隔着阴阳两界还跟我较劲。
这个中秋之夜，导师兴之所致，讲了他自己年轻时的好些糗事，例如，他之好喝酒、能喝酒，以及因喝酒导致的种种没有形象之事。
为此，他跟师母的恋爱，遭到“女方家长极力反对”。听他回忆当年追求师母的故事，往往笑倒于那些富有戏剧性的场面。结婚后，他跟岳母的关系不好。岳母来家里，他还是很客气的，但“总是无法热情”。
说也奇怪，岳母去世的那日，他的腰疼得厉害，怎么也挺不直。有人告诉他，这是老岳母在惩罚他，他需要在治丧时表现得好些才行。他于是很积极，所有的挽联都是他一个人写的，还有其它许许多多的事儿。忙完，果然腰不疼了。有人说写字活动开了，自然腰就不痛。
《戏剧、文学与性别的现代阐释》，苏琼著，学苑出版社2024年10月版。
师母华瑜老师是常州人，出身书香门第，她是董健先生的忠诚伴侣，兼诤友及“嫌弃者”。一个冷静、一个亢奋，师母每有意见和建议，导师必定二话不说，笑眯眯地无条件服从，有时还伴着尴尬的“呵呵”配音。
我们几个博士生去导师家，往往止步于一楼客厅。几次下来，便对那栋小楼的第二层产生强烈的好奇心。这种时候，他们必定推我出来向导师提出请求。只有一个独生子的导师，面对女儿般的学生，果然说：“好”，就要起身带我们上楼。
这时，师母来上一句：“二楼，那么乱，能见人吗？”便像给导师施了定身法一般。师母最嫌弃老师的种种“不讲究”，比如，吃相。近来听书，有一篇莫言的《吃相凶恶》，听着笑着，我就会联想到导师吃饭时的急切模样，特别同情师母。
那年冬天，国家话剧院带《生死场》到南京公演，一票难求。编导田沁鑫因话剧《狂飙》受惠于先生的《田汉传》，送他三张戏票。
作者保存的戏票及记录
先生说师母不研究话剧，这次就不去了，请她按报名前后顺序给博士生们打电话，谁在宿舍，戏票就先给谁。我和华华得到戏票，兴奋不已。
散场之后，我请他俩在南大（鼓楼校区）附近的永和豆浆吃宵夜。清冷的冬日午夜，桔黄色路灯光映衬下，师生共同讨论一部刚刚散场的好剧时，脸上洋溢的动人笑意，宛如片花般的影像片断，至今温暖，鲜活如故。
五
1998年10月6日，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月朗星稀风清之夜，导师家的幽静院子生机盎然。藤架下，还有一只纯白的名叫卡嘉的猫优雅漫步。师生五人，坐在窄窄的阳台，第一次同赏中秋之月。
《图说中国戏剧艺术》
吃着师母切好的月饼、苹果和梨，喝着她沏好的茶，闲叙学术问题、业界八卦。近三小时畅聊，无比愉悦，那种淡泊名利的自由自在，那份温馨和煦的惬意秋光，融化为董健先生和师母的美好笑容，一起停驻于往昔岁月。不忍回首。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回溯西方现代思潮荟萃活跃的中国1920年代，一个百年结束了。时下的中国渴望拥有话语权，渴望成为照亮世界的东方之光，渴望运用中国智慧深刻影响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未尝没有暗含东方启蒙西方之意。一个百年开启了。谁又能确信，自己是对的，别人全错了。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
知识分子还能感动中国吗？董健先生盼望出现一种拥有忘我与殉道精神的批判型知识分子，期待他们充满信心与活力：投身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必须像太阳融化坚冰一般，让“理性”之光驱散民众思想上的蒙昧、昏暗，让“理性”之光照亮民众的头脑和心灵。[22]
注释：[1] [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洪天富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11月版。参见《歌德的三种眼光——向青年朋友介绍〈歌德谈话录〉》，《董健文集》卷三 文化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62页、第58-59页。
[2] 《略论启蒙及其与文学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回顾》，《董健文集》卷二 文学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1页。
[3] 《说“礼”与“乐”》，《跬步斋读思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75-76页。
[4] 《在发昏发狂的日子里》，《跬步斋读思录》，第61-64页。
[5] 《王晓华〈曹禺戏剧的深层结构〉序》，《董健文集》卷三 文化批评，第350页。
[6] 《偶像在笑声中倒下》，《跬步斋读思录》，第55-57页。
[7] 《序张健的〈中国现代喜剧观念研究〉》，《跬步斋读思录》，第433-434页。
[8] 《启蒙理性视角下的文化民族主义》，《董健文集》卷三 文化批评，第6页。
[9] 《田汉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页。
[10] 《现代文学史应该是“现代”的》一文出现博士日记中的人名，《董健文集》卷二 文学评论，第61页。
[11]《民族主义文化情结：消解启蒙理性，阻挠人的现代化》，《董健文集》卷三 文化批评，第20页。
[12]《现代启蒙精神与中国话剧百年》，《董健文集》卷一 戏剧研究，第79页。
[13]《流行影视剧对公民意识的颠覆》，《董健文集》卷三 文化批评，第206、210、209页。
[14]《民族主义文化情结：消解启蒙理性，阻挠人的现代化》，《董健文集》卷三 文化批评，第20、21页。
[15] 董健先生欣赏的孟子“大丈夫”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16]《春末随笔》，《董健文集》卷三 文化批评，第141-154页。
[17] 《“人文”不可无“文”》，《跬步斋读思录》，第65-70页。
[18] 《两种文化心态与两种“中国化”》，《董健文集》卷三 文化批评，第26页。建议同时阅读本卷董健先生的另一篇文章《“立人”为大学之本——写在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日子里》，此文把“高度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概括为四种精神：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超越的精神、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
[19] 《旧观念在悄悄地复萌——关于江苏省几部最新话剧的对话》，董健、朱卫兵、苏琼、贾冀川，《雨花》1999年第10期。
[20] 此文可见于《戏剧与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参见《董健文集》卷一 戏剧研究。
[21] 《〈明月初照人〉：女人写女人之爱》，《跬步斋读思录》，第327-329页。
[22] 《略论启蒙及其与文学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回顾》，《董健文集》卷二 文学评论，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