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过年趣事，准确地讲，应该是发生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因为我有印象的记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七十年代中后期的某年过年前夕，长堰已经有浓浓的年味了。往来赶集的人络绎于途，街上还不时传来各种鞭炮的响声。过年的主要物资像粮油、花生、黄豆等父亲早已从粮店购得，肉类则在食品部门买到，连京果包之类的礼品也提前在供销社买到。
有印象的是，那时粮店的墙上写的标语是“备战，备荒，为人民”，食品店的则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些标语其实是多年前就有的。那时粮店除了为居民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作为基层单位为国家储备若干年的战备粮。
早在1969年珍宝岛中苏冲突之后，中国曾同时面临美苏两国的战争威胁，虽然后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需要和中国缓解矛盾，并且作为标志性事件是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来华访问，但这种交流才刚刚开始。
中国人对战争是敏感的，因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直到1949年中国一直处在战争中。中国之所以被列强侵略是因为落后的工业和落后的国防，虽说清末中国的国家财富在当时的世界首屈一指，但没有能力保卫它，只能被觊觎的列强们赤裸裸地掠夺。
所以建国后领导人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下决心实现国家工业化。有了工业化才能去推进国防现代化，才能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物质基础（建国初做不出农用机械，产不了化肥）。鉴于以往饱受侵略的历史，国家决定把重点放在重工业建设发展上面，因为这直接和国防现代化息息相关。
建设的资金从哪里来？解放初有点规模的工业只有纺织行业，但它能提供的资金非常有限，这样大头就只能通过农业获取。所以这个时候农民的日子过得很紧（以上时代背景参考了中央文献出版社相关资料）。
不要说当时作为一个孩子的我不可能了解这些时代背景，就是很多成年人也未必对这些理解。我当时看到的是，很多东西都需要折子或凭票据供应，当然我不知道这叫做供给制。
父亲把主要的过年物资买回来后，忽然想起还要到供销社买点臭豆腐，于是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供销社的臭豆腐是那种棱角分明的小方块，裹着一层好看的红油，平时不怎么喜欢吃稀饭的我，要是有这臭豆腐可以一气吃几碗。
父亲经常跟我们讲，孔夫子只吃这种棱角分明，方方正正的豆腐，不成形的他不吃。但我并非是受孔夫子的影响，而是那种不成形的臭豆腐确实没有这种方方正正，用筷子戳一下还挺坚挺的好吃。此时买这些臭豆腐可不是用来给我吃稀饭的，它是让过年的时候桌子上能多摆一道菜。
臭豆腐是一分钱一块，当时大概买了一二十块过年备用。买完了臭豆腐又要我上街去买一斤鸡蛋。当时经常有附近村里的婆婆挑着自家的鸡蛋摆在街上卖。那时鸡蛋8分钱一个，这个价格维持了好几年，以至于长堰有个歇后语：老太婆卖鸡蛋——壹捌壹捌的来。这个歇后语用来形容账要一笔一笔地算清楚。
街上的孩子们有的在玩鞭炮，有的在吹“笛冻”，有的拿着刚买到的糖人在那里炫耀。虽说“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但我一点落寞的感觉都没有，倒是有与之同乐的开心劲头。
到了掌灯的时候，在窄逼的老街上，我听到从家家户户的屋里传来在砧板上剁肉的声音，我知道这是在为做肉丸子、鱼丸子准备材料了。因为父母要准备过年的菜品，我们这些孩子在这方面是帮不上什么大忙的，所以晚餐没功夫做饭菜，就下了一锅饺子。
饺子平时也吃得不多，那时的手工饺子味道是相当不错的。父亲在灶前烧把子，母亲则掌勺点水。我在灶台前盯着那腾腾的热气拍手唱道：“看下子熟了吗，熟了就吃，冇熟就不吃”。一下子把一家人逗得哄堂大笑。饺子总算是煮熟了，我吃了一大碗还不够又去锅里找了半碗。
吃饱了自然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分配给我的是剥一点花生米。那时供应折子上一家就只有几斤花生，一半直接带壳炒熟，过年时放在盘子里招待来往的客人餐前餐后剥着吃，一部分则剥开，在锅里用油盐炒好，作为一盘菜上桌。
我剥生花生的时候忙里偷闲，趁大家不注意偷偷打开那已经炒熟的花生袋，抓上一小把，逐个剥开往嘴里塞。吃完了还不解馋就又去抓一把。父亲看在眼里并没有训斥我，只是笑着说：“花生是个怪，越吃越爱！”我听了怪不好意思的，想到还要招待客人，只好忍住馋嘴。
家里的事简单收拾完后，父亲带着哥哥和我到彭家桥（有时是西李甲）打豆腐。那时候吃新鲜豆腐可没现在这么容易，当时供应折上一家只有几斤黄豆，要吃豆腐还要带上这点黄豆，自备烧火的把子到离长堰街一两里地的彭家桥或西里甲去加工。
父亲和哥哥轮流挑着一担把子，我则提着那袋黄豆，一路开开心心往彭家桥走去。到了彭家桥，发现要打豆腐的人好多啊，人都排到屋外面了，我们只好耐心等待。经过漫长的时间人都有点犯困的时候终于轮到我们，人一下子兴奋起来了，瞌睡虫也飞走了。
等到热腾腾的豆浆出来时，我迫不及待地试尝一碗，那感觉就像刘鹗《老残游记》里面“明湖居听书”中说的，“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
后来街上长堰供销社里面也可以打豆腐，而且不用自备把子，打豆腐的房间因为点了一盏大功率的灯泡也显得格外明亮、宽敞。不过因为近，来这里的人也多，等待的时间也更长，有时甚至需要通宵。我只好借看书来打发这无聊的等待，像《白话聊斋》《说岳全传》都是在这里看完的。
进入腊月廿四，家长就嘱咐孩子们不能瞎说话，也就是说话要讲究吉利，不能说不吉利的话。我的哥哥曾给我们说了一个他同学的笑话，有一年过年前夕，他这个中医世家的同学起得很早，打水洗脸时说，“爸爸洗了妈妈洗，妈妈洗了大哥洗，大哥洗了细妹洗，细妹洗了我洗。”
因为他有些团舌，竟然把“洗”字发音成了“死”，旁人听上去感觉很不吉利。结果脸还没有洗完，一盆水被他自己弄泼了，他急忙说，“哟呵，洗不成了。”后来有人笑说，幸亏有“死不成了”这句，他的父母都活了九十多岁。
大年初一天还没有亮，父亲就把我们喊起来吃年饭。吃年饭据说是越早越好，所以很多家庭都起得早、吃得早。吃得早还得让其他人知道，通知的办法就是炸鞭炮。那时放完鞭炮还要说一句“个个叫”，这是写实，也是为了讨一个好彩头，期待自家的子女将来有出息。
等街上各家都放完鞭炮，往往街坊们还要组织在一起到各家串门，说声拜年，道声祝福。即便是平时闹矛盾的邻里，这个时候也放下芥蒂，真诚地向所拜访的人家祝福新春。等街上拜访的人一走，几个舅舅一家人都来到我家拜年。
有个舅舅家的老二、老三，也就是我的二表弟、三表弟也一起来了，他们在进我家门的一刹那，同时都看到了果盘里堆着的熟花生，于是以“比赛第一，友谊第二”的速度来到盘前，伸手就把花生往荷包里抓。老三没抓到多少就哭了起来，这时我的舅舅，也就是他们的父亲过来强行把老二荷包的花生掏出来放回盘子，然后再拿一点给他们做了平均分配。
为了化解尴尬的场面，我带两个表弟去楼上看我收藏的小人书，谁知小表弟书没看完想带回家看，他两个荷包鼓鼓的塞满了几本小人书。我要他还给我，以后再来看，他不依，我想强行拿，他就瘫在地上哭，母亲过来说了我一顿，我只好恨恨地看着三表弟带着我的书下楼。
过年的时候鱼是不可缺少的，母亲曾谈到早年我的哥哥闹出的笑话。有一年过年前夕，生产队在长堰塘边分鱼，哥哥看到后急急忙忙赶回家告诉母亲说，“妈妈，快去塘边分鱼。”我母亲笑着说，“那是人家生产队的人才能分鱼。”哥哥不明就里，反驳说，“什么生产队不生产队，他们是街上人，我们也是街上人，凭什么就不能分呢？”
鱼除了做肉糕要用外，红烧全鱼也是一道重要的菜。小时候母亲告诉我，过年这道菜叫做“听话的鱼”。所谓“听话的鱼”，就是用一条整鱼红烧后放在一个盘子里，这道菜虽说在客来之后要摆在桌上，但从初一一直到十五都是不能吃的，一直到十五过后，所谓“年过月尽”才能动筷子。也许是取“年年有余”之意吧。
吃饭的时候除了父亲陪客以外，我们作为主人都没有上桌。等到送走客人收拾桌子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我家“听话的鱼”被人吃光了。我猜这肯定又是我那两个表弟干的。可当我把这一“重大情况”告诉母亲时，她却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吃了算了，赶明天你爸再去买一条大鳊鱼。”
大年初一的晚上，一个至今我也不明白是什么亲戚关系的老人到我家来过年，父母称他为“宋家大伯”。宋家大伯是在外面打鼓说书的，眼睛有点瞎，他走南闯北到处说书，有时讨点钱，有时也讨点米，尽管各方讨来的米不一样，但宋家大伯都放在一个布袋子里面。
那时我家往来的客人多，供应折上的那点米不够吃，所以经常在街上买一些计划之外的“黑食米”。“黑食米”比折子上的要贵。这时宋家大伯就把他讨来的米低于市场价卖给我们。
那个年代大家爱面子，过年时喜欢在桌上多摆几道菜。晚上吃饭的时候除了通常的黄陂三鲜及一些荤菜青菜外，臭豆腐也作为一道菜端上了桌。宋家大伯因为视力不好，把一整块红油臭豆腐看成了红烧肉，用筷子送到了口里，咬一口后发现不对，又不好意思吐出来，只好硬着头皮很艰难地慢慢往下咽。
我们姊妹三个看他那略带痛苦的样子想笑又怕失礼貌，直到第二天宋家大伯走之后，姊妹三个才像后来电视剧《西游记》中五庄观里的清风、明月那样，学着大伯当时的动作和面部表情，然后开怀大笑。
十五快到了，该招待的亲友都招待了，该走的亲戚都走了，该送的礼也都送了，包括有些亲友送我们的，我们又转送了其他亲友，这样下来家里还多出一些礼品，主要是罐头之类。有苹果的，梨子的，橘子的，都用糖水泡在里面，这些都放在奶奶的房间里面。
看着这颇具诱惑的罐头，我很想吃，但它们毕竟不同于京果包或饼干盒容易打开。你看那玻璃瓶上面盖得严丝合缝的铁盖子，就像《三打白骨精》里面孙悟空用金箍棒画的那条金线，一般妖魔都进不去。想什么办法呢？
孙膑“田忌赛马”的对策论原理是，“在各方面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只能取得次优解”，我当时虽没听过田忌赛马的故事，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我在实际中对这一原理的灵活运用。我环顾家里，看到一个小钉锤，还有那些父亲从废旧木材上面拔出来的锈铁钉，一个决策和计划在脑中迅速产生。
“既然果肉不好弄出来，那就退而求次吧，用钉子把这铁皮盖钉穿，把里面的汁水倒入缸子里面喝掉。”说干就干。一个钉子眼不好流出来就多钉几个。很快，这些罐头的汁水就合着些微的铁锈味送进了我的肚子，而罐头则变成了苹果干，梨子干，橘子干。几天后家里人才发现，噫，这些罐头里面的汁水呢？再一看盖子，上面一个个钉子钉的窟窿……
八十年代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往来交流得到了加强，同时苏联与中国也有和解的迹象。这时候战争的阴霾已逐渐散去，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迈上了正常的轨道。物资逐渐丰富起来，很多东西平时都可以吃到，过年的味道反倒逐渐淡了下来。
谈到七十年代，现在有些人喜欢站在远远的，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用现在的背景把那个年代批评得一无是处，这其实是不正确不公正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其所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前言中说，评价某一代的制度得失，不能只看“时代意见”，还要看“历史意见”，我深以为然。
七十年代过年虽物资匮乏，但不仅给大家提供了“鱼味”和年味，还有苦趣和乐趣，而这些过年趣事回忆起来更是“余味”袅袅。
本文作者尺半鲤鱼授权新集旧事发布，尺半鲤鱼，黄陂长堰人，现居武汉市洪山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