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女性，自由、大胆、开放、风流，活得百无禁忌，恣意潇洒，其地位之高引得不少现代女性都想梦回大唐。唐朝有一位传奇女性，其行事之大胆就算是放在今日，也相当令人咋舌。

她的丈夫粗鄙少文，成天只知舞刀弄枪，她由此十分嫌弃丈夫，并且在外与和尚偷情。东窗事发后，她的情人被皇帝下令腰斩，而她则被禁止踏入宫廷。出现这样的丑闻，她无疑成了整个长安城的笑柄，在夫家更是不受待见，她大受刺激，行事愈加疯狂。她对父亲腰斩情人之事耿耿于怀，在父皇去世后，毫无悲伤之色，一滴眼泪也不掉。更放肆的是，在哥哥登基后，她又参与谋反，试图拥立新君，只是谋事不密，失败后被赐死。

这位传奇女性就是唐太宗的爱女——高阳公主。可是历史上的高阳真的如此放荡、罔顾伦理吗？如果不是，她为何会有如此扭曲的形象并流传了下来？谁应该对此负责？

一、受宠的公主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的明君之一，后宫嫔妃众多，子女也多。按照《新唐书·公主传》记载，他共有21位公主，而实际数目更多。比如在出土的《兰陵公主碑》中，兰陵公主是太宗十九女，而《新唐书》则记作第十二女，顺序差距明显。在众多公主中，高阳是很受李世民宠爱的。高阳生母不详，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她是庶出，但即便是庶出公主也不妨碍得宠，这从她的婚事便可看出一二。

郑国霖版李世民

高阳大约出生于贞观三年（629年），贞观十六年（642年）出嫁，永徽四年（653年）去世，丈夫是唐朝著名宰相房玄龄的第二子房遗爱。早在李渊从晋阳起兵反隋之初，房玄龄就投靠了李世民，并成为他的得力谋士。及至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房玄龄更是因为参与之功，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地位，官拜宰相，受封国公，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可以说是李世民的铁杆心腹，二人关系融洽。如果不是一位得宠的公主，想必很难嫁进地位如此显赫的房家。

从做父亲的角度而言，把女儿嫁给老相识的儿子，显然不是一件坏事；从做皇帝的角度而言，与忠臣结成儿女亲家，能笼络老臣，一举两得。李世民或许是一个好皇帝、好父亲，但却不是一个好月老，他精心挑选的驸马未能让女儿满意，也没有给她带来幸福。表面看完美的婚姻，实际上从开始就危机四伏，最后把双方都拖入了深渊。

潘粤明版房遗爱

二、房家最尊贵的儿媳

房玄龄有三子一女：长子房遗直，娶妻杜氏；次子房遗爱，尚高阳公主；第三子房遗则，娶荆王李元景之女；女儿为韩王李元嘉正妃。不过根据出土的房氏墓志记载，房玄龄还有一子，名房遗义，为太子舍人、谷州刺史，娶妻吴氏，还有一女嫁给了当时的莱州刺史兼莱州港造船使郑仁恺。

在房家众多儿媳中，高阳公主无疑是身份最尊贵的那个，天子掌上明珠的头衔几乎让整个房家都听命于高阳。驸马房遗爱妻贵夫荣，待遇远超其他驸马，“初，主有宠于太宗，故遗爱特承恩遇，与诸主婿礼秩绝异”，官至太府卿、散骑常侍，其中太府卿从三品，是握有实权的肥缺。

高阳公主剧照

高阳公主生来美貌，又深得父皇宠爱，性格向来张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只有她不想要的，没有她得不到的，但这种好运却在她的婚姻上戛然而止。

房家虽然地位显赫，但房遗爱却非常平庸，约等于才貌双缺，“诞率无学，有武力”，胸无点墨，整日喜欢骑马射箭，活脱脱一个武夫。李世民为高阳挑选的驸马丈夫几乎让她失望透顶。高阳从不甘居人下，现在突然让她接受一个各方面都不如己的男人成为自己的丈夫，可想而知她有多么不情愿。

再从家族地位来看，房遗爱虽然也是嫡子，但却是第二子，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房玄龄去世，房家真正的当家人就是房家长子房遗直，房家的爵位也要由长房继承。这让高阳公主难以忍受，她想让丈夫继承爵位，因而频频向大伯子发难，高阳之死最后也是与爵位有关。

《旧唐书》记载：“主既骄恣，谋黜遗直而夺其封爵。”在《新唐书》中，房遗直让高阳整怕了，在房玄龄还没去世时就上书皇帝主动让位，但没有得到允许。房玄龄去世后，高阳又撺掇房遗爱分家，并且诋毁房遗直，逼的房遗直不得不向李世民诉苦，自证清白。得知真相后，李世民痛骂了高阳一顿，高阳才消停了下来。

张丰毅版李世民

新、旧《唐书》对此事的记载虽然细节有所不同，但足以说明高阳对爵位是执念深种，这种执念本质上就是她对自己婚姻不满的一种发泄方式，但是这种不满足会驱使她走上偷情胡搞、甚至谋反之道吗？

三、高阳公主真的偷情吗？

高阳不满意自己的婚姻，因此就出现了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那就是她开始与和尚辩机偷情。《新唐书》记载：“初，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更以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辩机被李世民赐死后（《资治通鉴》记为腰斩），高阳公主身边的奴婢因知情不报而被杀者有十余人。当李世民薨逝的消息传来后，高阳丝毫没有哀容。

为了怀念情郎辩机，高阳又开始找面首，她找的面首不是和尚就是道士，和尚智勖善“占祸福”，和尚惠弘“能视鬼”，道士李晃善医术，歪门邪道、装神弄鬼已经成了高阳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此时的高阳可以说是非常放浪形骸、接近神经质了。

高阳公主和辩机

其实，高阳与辩机偷情之事着实令人费解。

首先，成书更早、距离唐朝更近的《旧唐书》对高阳、辩机之事并无任何记载，宋太宗时成书的《太平御览》也未涉及此事。反倒是宋仁宗时期才成书的《新唐书》对此事大肆记载，并且补充了大量细节，其史料来源、真实性难免令人生疑。

其次，高阳和辩机事发地与唐代寺院管理制度不符。按照《新唐书》所记，辩机是在高阳封地上结草庐而居，高阳打猎与之相见，并且发生苟且之事。实际上，唐朝僧侣管理制度十分严格，进出寺庙都要登记。辩机不可能罔顾律令条文，长时间在外居住而不被发现。而且，辩机凭借个人深厚的学识修养而被选作玄奘大师的译经助手，实为佛界翘楚，也不太可能会随意破坏寺规而无人关注不加追责。

辩机

再次，许敬宗在为《瑜伽师地论》作后序时，专门提及辩机并大加赞赏。《瑜伽师地论》成书于贞观二十二年五月，并且交由唐太宗过目。如果辩机早已与高阳私通，二人不可能做得滴水不漏，许敬宗在书中怎么还会极力夸赞辩机。道宣与辩机一样，都是玄奘的译经助手，后来创立了律宗，戒行圆深，深为社会各界敬重，他在追述往事时，对辩机也是非常尊重。辩机与高阳有染，不仅是个人“破戒”的小事，还是让佛门蒙羞的大事，很难想象还会令人如此念念不忘。唯一的解释就是辩机之死确实另有隐情。

最后，从高阳婆家来看，她也没有机会做出苟且之事。婆婆卢氏性情刚毅，宁愿自杀都不让房玄龄纳妾，唐太宗都拿她没办法。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容忍儿媳胡作非为？房玄龄女儿贵为韩王妃，设若弟媳高阳如此大逆不道、抹黑房家，她肯定也不会坐视不管。房家兄弟不和，要是高阳弄出这档子事，房遗直、房遗则大概也早就捅给唐太宗了，还能一直忍着不说？

四、高阳真的谋反了吗？

按《新唐书》记载，唐高宗李治登基后，房家兄弟并未获得重用。房遗直出任汴州刺史，房遗爱出任房州刺史。高阳继续上告房遗直，为的还是爵位。清官难断家务事，房家兄弟不和之事弄的满朝皆知。高宗也很困扰，遂派舅舅长孙无忌调查此事，结果却查出来高阳和房遗爱意图谋反之事，“乃得主与遗爱反状”。

李治

《资治通鉴》卷199对房遗爱、高阳谋反之事记载得非常详细。驸马都尉薛万彻是唐太宗妹婿，娶妻丹阳公主，他和房遗爱私下闲聊时，对朝廷多有抱怨，约定在适当时间谋反，“若国家有变，当奉司徒荆王元景为主”。荆王李元景是高祖第六子，唐太宗之弟，其女儿嫁给了房遗则，如此一来，房遗爱和李元景就成了姻亲，彼此往来。驸马都尉柴令武是薛绍之子，娶妻巴陵公主，为唐高宗妹婿，也与房遗爱勾结谋反。

在长孙无忌的审理下，牵扯进谋反案的人越来越多，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也被扯进来。最后的结果是，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被斩，李元景、李恪、高阳、巴陵公主被赐自尽，江夏王李道宗被流放，与房遗爱有交情的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执失思力、薛万彻弟薛万备也被流放，李恪同母弟蜀王李愔则被废为庶人。房遗直靠着房玄龄生前的功劳，免于死罪，贬为铜陵尉。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永徽大案。

吴王李恪

房遗爱、高阳谋反一案疑点重重。首先，荆王李元景在李唐王室存在感不高，没有战功政绩，也没有声望，根本没有成为帝王的资质，谋反又不是儿戏，是搭上满门性命、你死我活的大事，遗爱、高阳替一个没有名气、没有号召力的人造反，是嫌自己命太长了、日子过得太安稳了吗？再者，历史上关于高阳的记载主要都集中在她性格蛮横、骄纵等生活作风方面，并没有她渴望权力且政治才能出众的记载，她和后来的武则天、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喜欢搞政治的女性并不一样，很难想象她会主动策划谋反大事。

房遗爱、高阳谋反一案更像是长孙无忌为了帮助李治巩固皇位、强化个人权力而刻意罗织出来的政治案件。房遗爱、柴令武都曾是魏王李泰的心腹，“时皇太子承乾有足疾，泰潜有夺嫡之意，招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二十余人，厚加赠遗，寄以腹心”，而李泰才气纵横，一度令李世民非常满意，差点成为储君。吴王李恪也是李世民特别喜欢的儿子，常称其“类己”。要不是长孙无忌坚决支持自己的外甥李治，并让李世民妥协，到底谁会成为李世民的继承者，还真不好说。薛万彻、李道宗都和长孙无忌有矛盾。李治皇位得之不易，对原先和自己争夺太子宝座的势力当然心怀芥蒂，而高阳夫妻和房遗直的不和恰好就成了被长孙无忌利用的突破口，趁机制造出一波冤案，将李唐王室、朝臣来了一个大清洗。

长孙无忌

文史君说

总的来说，不论是高阳谋反，还是与和尚偷情，都是漏洞百出。高阳性格跋扈不假，但却没有理由去做如此有违人伦的事情。高阳在历史上的形象逐渐被扭曲，与《新唐书》《资治通鉴》脱不开关系。两书作者欧阳修、司马光都有极为鲜明的排佛立场，尤其是欧阳修，大量删减了《旧唐书》中与佛教有关的内容。以此而论，也就存在两人虚构佛家丑闻来打击佛学的可能性，而高阳、辩机很可能比窦娥还冤，背了一千多年不属于自己的锅，更残酷的是，他们还要继续背下去。众口铄金、三人成虎，历史上这样的悲哀还少吗？

参考文献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

张国刚：《佛学与隋唐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郑敏：《高阳公主谋反案辨诬》，《烟台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如一：《辩机死因初探》

（作者：浩然文史·微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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