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社会，＂躺平＂一词常被用来形容年轻人面对生活压力时选择消极应对的态度。然而，这种行为模式并非新生事物。清朝末年，作为满清重臣的醇亲王父子——奕譞与载沣，就上演了一出跨越两代的＂躺平＂故事。身为道光帝第七子的奕譞，深谙权力斗争的危险，选择明哲保身；其子载沣则在28岁登上摄政王之位后，同样选择了消极避世。

大清帝国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建立了独特的爵位制度。这一制度中最为显赫的便是＂世袭罔替＂的特权，这是一种可以世代相传且爵位不会降级的尊荣。

满清立国之初，皇太极为笼络功臣，册封了八位开国功臣为＂铁帽子王＂。这八位王爷分别是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和顺承郡王勒克德浑。

到了清朝中后期，又相继增加了四位铁帽子王。新增的四位分别是怡亲王胤祥、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和庆亲王奕劻。这十二位铁帽子王构成了清朝最尊贵的贵族阶层。

满清的世袭制度沿袭了中国古代的传统。从夏朝开始萌芽，经过秦朝的确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完善。这种制度分为普通世袭和世袭罔替两种。

普通世袭每传一代就要降一级爵位，而世袭罔替则永远保持原有爵位不变。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宋朝才被废除。清朝重新恢复了这一制度，并将其作为笼络功臣和皇室宗亲的重要手段。

在这个制度下，铁帽子王们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他们不仅可以世代享受高额俸禄，还能参与朝廷重大决策。他们的府邸规格仅次于皇宫，仆从众多，享受着超越普通王公的待遇。

这种制度设计原本是为了巩固皇权统治。但随着时间推移，一些铁帽子王家族逐渐积累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醇亲王一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在晚清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清朝中后期，随着国力衰退，这些特权阶层的存在也成为了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铁帽子王们享受着超乎寻常的待遇，却未能在国家危难时刻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现象折射出了清朝统治体系的弊端。

铁帽子王的设立本意是要培养忠于皇室的力量，但实际效果却大相径庭。一些王爷选择明哲保身，消极避世；另一些则过分追求个人权力，导致朝廷内部矛盾重重。这种现象在晚清时期尤为明显。

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奕譞，生于1840年10月16日，正值鸦片战争爆发之际。他的生母是皇贵妃乌雅氏，在当时的满清宗室中并不显赫。

年少时的奕譞过着平静的王府生活，作为一名普通的醇郡王，他并未展现出过人的才能。道光帝驾崩后，他的四哥奕詝即位为咸丰皇帝，这一政权更迭成为了奕譞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咸丰帝虽然表现出振兴大清的雄心，但实际上深陷于内忧外患之中。面对层出不穷的政治危机，咸丰采取了打压兄弟的策略。不仅针对当年的皇位竞争者奕訢，就连一向低调的奕譞也未能幸免。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奕譞选择了明智的应对之道。他不像六哥奕訢那样锋芒毕露，而是刻意保持低调，远离朝廷纷争。

奕譞与叶赫那拉氏的联姻成为他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他迎娶叶赫那拉·婉贞为福晋，由此与后来的慈禧太后结下姻亲关系。这段姻缘为他日后的政治生存奠定了基础。

咸丰十一年，咸丰帝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临终前，他任命了八位顾命大臣，同时安排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共同辅政。这个看似完美的权力平衡方案，却埋下了日后政变的种子。

在随后爆发的辛酉政变中，奕譞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他选择与兄长奕訢一起支持两宫太后，成功推翻了顾命大臣集团。这次政变不仅巩固了慈禧太后的权力，也为奕譞赢得了晋升的机会。

政变成功后，奕譞被封为醇亲王，获得了＂世袭罔替＂的特权。但他并未因此改变处世态度，仍然保持着谨慎低调的作风。在朝廷大事上，他往往采取支持慈禧太后的立场，但不主动介入具体政务。

同治帝驾崩后的皇位继承之争中，奕譞再次展现出了政治智慧。当慈禧太后力排众议，决定立其次子载湉为帝时，他既不反对也不积极参与，而是选择了沉默支持的态度。

这种不争不抢的态度为奕譞赢得了相对安稳的晚年。在光绪年间，他虽然保持着亲王的尊贵身份，但很少参与朝廷政务，而是将更多精力放在家族事务上。

奕譞的＂躺平＂之道体现了一个清末权贵的生存智慧。他深谙权力斗争的危险，既不与强势的慈禧太后对抗，也不过分追逐权力利益。这种明哲保身的处世方式，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其子载沣后来的选择。

载沣出生于1883年，作为醇亲王奕譞的长子，他从小就享受着显赫的家世。在家族的精心培养下，他接受了良好的满汉双语教育，为日后步入政坛打下基础。

光绪二十八年，二十岁的载沣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成为新一代的醇亲王。这一年，他被派往德国出使，这是清廷为了培养新一代王公贵族的重要举措。

在德国期间，载沣表现出与其父亲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他对西方文明表现出浓厚兴趣，积极参与外交活动。这段经历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对清王朝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回国后不久，载沣被推上了权力的顶峰。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驾崩，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朝廷需要一位摄政王来主持大局。

在各方势力的博弈中，载沣成为了最终的赢家。他被推举为摄政王，成为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这一任命让他在28岁时就掌握了超乎寻常的权力。

然而，载沣并未如外界预期那样大展宏图。面对纷繁复杂的政局，他选择了一条与父亲相似的道路。他对朝廷事务采取了消极应对的态度，将大量权力下放给内阁大臣。

载沣的这种态度在处理新政运动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既不阻碍改革，也不积极推动，而是采取了一种观望的姿态。这种做法导致许多重要改革措施流于形式。

在对待革命运动的问题上，载沣同样表现出了犹豫不决的特点。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他没有采取强硬措施，而是选择了妥协和退让的策略。

清王朝最后的岁月里，载沣的＂躺平＂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将大量时间用于休闲娱乐，对朝廷日益危急的局势视而不见。即便是在清廷面临存亡之际，他也没有表现出力挽狂澜的决心。

这种消极避世的态度，与其父亲奕譞的明哲保身如出一辙。但不同的是，奕譞的谨慎是为了生存，而载沣的消极则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作为清朝最后一位实权摄政王，载沣的表现令人唏嘘。他拥有足够的权力推行改革，却选择了最消极的应对方式。这种态度不仅辜负了朝廷的期望，也加速了大清王朝的灭亡进程。

1911年爆发的武昌起义，彻底打破了大清王朝表面的平静。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暴，载沣依旧保持着一贯的消极态度，将处理重任推给内阁大臣。

在革命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朝廷不得不启用了载沣一直抵制的袁世凯。这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重新掌握了军政大权，成为了清廷最后的救命稻草。

载沣的软弱表现，引发了满汉官员的普遍不满。他们认为摄政王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使得清廷在谈判中处于被动地位。在各方压力下，载沣被迫宣布辞去摄政王职务。

1912年1月，载沣签署了历史性的《清室优待条件》。这份文件不仅标志着他个人政治生涯的终结，也宣告了大清王朝二百六十八年统治的结束。

退位后的载沣选择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他不再过问政事，而是将精力投入到收藏书画和鉴赏古董之中。这种与其父亲奕譞相似的归隐生活，成为他晚年的主要内容。

载沣的父亲奕譞在清朝灭亡前就已经去世，没有经历这场剧变。但他的明哲保身之道，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子孙度过了这段动荡时期。载沣家族虽然失去了政治特权，但保住了大部分家产。

民国时期的载沣过着相对优渥的生活。他居住在北京的醇亲王府，与众多文人雅士往来，成为了一位颇有名望的收藏家。这种转型让他在新的时代找到了立足之地。

1951年，载沣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他的人生经历了清末民初的巨大变迁，从权倾一时的摄政王，变成了一个专注于文物收藏的普通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