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是中国一个大分裂的时期，对内战争频繁，基本上打的都是“内战”，但在中原地区外也有对外游牧民族的战争，从南到北，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例。
一是曹操北征乌桓，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乌桓的领地则被摧毁，之后乌桓的势力被逐渐削弱，该部落的人口融入汉人或鲜卑部落，最终淡出历史舞台。
二是诸葛亮南征孟获，消除南中少数民族的反叛心理，稳定蜀国的大后方。
当然，一起征战，均有利弊得失、正反面两方作用。三国这两起“外战”中，诸葛亮南征的“闪光点”名载史册。诸葛亮的心意在北方，又知道南人叛乱问题严重，便用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要孟获心服口服。
这场外战史书多有记载，“七擒孟获”的传奇大多得到公认。传奇不是传说，有一定的史实依据。正面评价，“七擒孟获”是儒家文化“仁者无敌”的延伸与升华。
这也是最能体现诸葛亮具备“正统汉才”的战例，诸葛亮的“正统汉才”，吸取了先秦两汉以来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刑治”思想，治军偏重于法，理政则偏重于儒，但其核心思想仍为儒家思想。
面对周边甚多少数民族地区，诸葛亮提出了他“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对策，体现了“汉才”的宽仁。这对于收服“南夷”的人心，无疑起到了正面作用。彝族首领孟获最终对诸葛亮的“汉才”感佩不已，那里不仅有“智勇”，更有“仁义”。
然而，后人在总结“诸葛亮式的外战”成功经验同时，往往忽略了硬币的另一面：“诸葛亮式外战”既有长效的正面影响，也有一个长效“副作用”。这个“副作用”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而是“疾在腠里”，只是不经细观，不易察觉。
诸葛亮南征，又称南中平定战，主要征战对象是南方彝族叛军，由于战争发生在先帝刘备夷陵大败、蜀军元气大伤之际，所以南征军力有限，总兵力大约在3万人。
战役结束后，蜀军“不留兵，不运粮”。孟获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于是带领蜀汉大军到滇池，与诸葛亮盟誓，蜀军成功平定南中，孟获“因祸得福”，被正式授予官府要职——御史中丞，诸葛亮不留兵，是想“净身出户”地走出南中。他还是留下了“非物质遗产”，这个遗产就是——“因夷而贵”、“因犯而养”的范例。
诸葛亮“夷人治夷”，对拉拢当地人心是有好处的，但震慑力却大打折扣，尤其是对于犯汉的外族。
虽然这次平定南蛮不是一场大战役，但毕竟派出了3万军人，血淋淋的战争，变成了“捉放游戏”,没人计算这场“游戏”中川军死了多少人，但是是七场厮杀，连野兽大象都上阵了，不可能是“兵不血刃”的虚拟战争。
川军的生命，如此无辜，自己队伍的人命如此不值钱，就为了陪孟获玩？夷人不该为此付出代价吗？此战做到攻心为上，德发扬光大了，但威何在？
至此，诸葛亮外战暴露了古代中国式外战的两个副作用：一是德有余，威不足。二是夷敌优待。它发出的是“犯境夷狄，反的优待”的信号，这种模式成为传统，就会长效作用，把“夷”惯坏。
这种手段基本上是感化的产物，夷狄不会感激大于恐惧，没有“治”上的介入，夷狄部落也不会真正与中国融为一体。可以想见，如果诸葛亮征战的是北方游牧部落，无论怎样感化，是很难“喂饱”对方的。到头来，得到的，很可能是“东郭先生”的下场。
诸葛亮南征之后，孟获不再反，不排除是感化的原因，但更不可排除的，是利益的换算，小小部落首领，享受着蜀汉“大国”的“贡奉”，比抢来得还容易，还香甜，优哉游哉，何乐而不为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