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 11 月 25 号，在南岳衡山，被载入中国抗战史册的南岳军事会议于此处举行。
在这次重大的会议当中，参会的 200 多名军政要员得到了一个关键的结论：
日本人力气用光啦，再也没法组织大规模的进攻了。
之所以有这个结论，那是有依据的。
抗战爆发之后，中国尽管丢掉了好多国土、关税，还有制造工业基地，可日本人的日子也绝不轻松。
抗战才打了一年多，日本的战略物资就用光了，他们国内的工厂全都马力全开满负荷运转，可还是没法满足前线的需求。
更让日本害怕的是，武汉会战持续了差不多五个月，日本本土的兵力都被抽调光了，就剩下一个近卫师团。
就这个近卫师团，中下级军官都连续三次被调到中国战场去补充了。要是武汉会战再多打个把月，连近卫师团都得被派到中国战场去。真要那样，日本就会变成一个没防备的国家啦。
并且，有这么一个事儿让军政要员们的判断更笃定了。
在南岳军事会议召开前的 11 月 12 号，长沙的文夕大火差点把这座有千年历史的古城给彻底毁了，大家心里都很害怕的时候，就在岳阳附近的日军居然没趁机发动进攻。
日军哪能会心慈手软？根本不可能！
能让日军放弃这个机会的恐怕就一种可能，那就是日本人人力耗尽，没法再组织大规模的进攻啦。
当中国的军政要员们在衡山进行总结、检讨，绞尽脑汁琢磨破敌办法的时候，日军内部也在拼命寻思破局的好法子。
仗打成这样，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
他们觉得，战局呈现不利的状况，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
其一、日军所信奉的“一击致胜论”已经落伍啦。
想从前，日军靠打败了清廷的北洋水师，逼着清廷割地又赔款，然后用这笔很多的赔款发展起来了。
可到了现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太原、徐州还有武汉都沦陷了，中国的大部分精华地区都被日军占了，但是中国不但没像清廷那样主动去请求停战，反倒是越挫越勇，小打就小陪着打，大打就大陪着打，反正就是不低头服软。
所以，日军觉得，“一击致胜论”对过去的清廷还行，对现在的中国就不行了，这招已经落伍啦。
第二点，太相信西方那种用来攻城略地的战争想法啦。
在西方的战争想法中，要是占领了政治、经济、商业聚集的大城市，那就表示战争赢了，这是工业文明国家的特点。
但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农业文明的国度，统治根基在农村。所以，即便日军占了好多大城市，对中国抵抗的动摇作用也特别小。
所以，日军拿定主意改变战争的想法，之后的战争不再把攻城略地当作目标，而是把歼灭中国的抵抗力量当成目标。
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驻守在武汉的 11 军，落到了以“善战”闻名的冈村宁次那里。
1939 年 4 月，冈村宁次得到消息，称重庆那边在刚结束的军事会议上有了 3 点共同看法：
第一点，得克服所有困难，把抗战坚持到底。
第二点，派出 30 万兵力，向广州和江西进行反击。
第三，为了配合广州和江西的反击，打算牺牲 60 架飞机去轰炸日本本土，还散发宣传品，让日本国内产生动摇。
对于中国部队马上要展开的反击，冈村没觉得意外，不过他对这次反击的主角之一汤恩伯挺感兴趣。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缘故：
一是，日军普遍觉得，在中国部队里，中坚力量是黄埔系的将领，只有把这些黄埔将领给干掉，才能打破蒋氏的心理防线，让蒋氏丧失抵抗下去的决心，迫使他坐到谈判桌前去议和。
二是，抗战爆发以后，汤恩伯在南口打了一仗，在台儿庄打了一仗，在武汉也打了一仗，这几次都让日军颇为头疼。
特别是在武汉会战的时候，汤恩伯的侧击打法连冈村宁次都害怕得不行。所以，当冈村宁次知道蒋氏把汤恩伯的第 31 集团军从江南挪到江北，正在往枣阳以南那片集结，他就觉得，这是能把汤恩伯集团军消灭掉的好时机。
1939 年 4 月 25 号，在鄂北这地方，日军老是有动静，特别是第 5 战区前沿的应山那一带，日军一直在增兵。与此同时，冈村宁次根本不管第 9 战区正对南昌展开的反击，从南昌抽调了大概 2 万人到鄂北。
种种迹象表明，日军马上就要对第 5 战区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攻势。
汤恩伯哪能想到啊，他刚到鄂北，冈村宁次就把他给盯上了。
严格来讲，冈村宁次这回进攻第 5 战区简直疯了，这表明日军在搞南昌会战的时候，还得打一场随枣会战，这明显是典型的两线作战，属于兵家的大忌。
可冈村宁次压根不在乎，其一，在南昌作战用的是一直被当作弱旅的 101、106 师团，拿这两支弱旅来牵制第 9 战区的主力，划得来。
二是，11 军的第 3、16、13 师团那可全是精锐，战斗力很强，完全够用。
冈村宁次那股子骄狂劲儿把蒋氏给惹恼了，他这种排兵布阵的搞法，完全没把中国部队当回事。
但他也很明智，蒋氏心里明白得很，要想拦住日军对第 5 战区的进攻，很大程度上得指望第 9 战区对南昌的反攻。
要是第 9 战区能发起猛劲夺回南昌，或者就算没夺回南昌，可让日军觉得南昌随时会丢，没法抽调兵力去鄂北，这对第 5 战区也算有帮助。
但蒋氏失望透顶，第 9 战区反攻南昌没成功，部队伤亡惨重。
1939 年 4 月 29 号，在鄂北那旮旯，日军朝着第 5 战区襄河一线的阵地发动了进攻。
第 5 战区的安排是，以襄河作界限，将所有的机动部队划分成左右两个侧翼。
襄河东边是左翼，防御核心是三点一线。这三个点是大别山、桐柏山和大洪山，那条线是平汉线。
具体的安排是，让廖磊的 11 集团军负责防御大别山，李品仙的 21 集团军负责防御大洪山，把汤恩伯的 31 集团军布置在桐柏山与枣阳、随县之间。
这 3 个集团军相互支撑，抵御敌人的时候能够应付自如。
襄河的西边属于右翼，由张荩忱的第 33 集团军和王瓒绪的第 29 集团军负责防御。
右翼的兵力跟左翼比起来，弱不少呢。第 29 集团军听起来番号挺大，实际上就只有一个军和一个游击总队。
第 33 集团军下面虽说有第 59 军、55 军以及 45 军，可曹福林的 55 军跟陈鼎勋的 45 军战斗能力都不咋样。
59 军的战斗力其实不算差，但是接连经历大战，部队实力遭到了严重的损害，而且也没来得及补充。
虽说右翼的力量比较弱，可承担的作战任务可不少，不但得守着襄河西岸，还得护住第 5 战区长官部所在的襄阳、樊城。而且还得防着日军往西攻打宜昌。
不过这一回进攻，冈村宁次瞄准的不是第 5 战区长官部，而是守在襄河东岸、枣阳和随县之间的汤恩伯。
冈村宁次打算让 13、16 师团的主力，再配上骑兵第 4 旅团，顺着第 5 战区左右两翼的交接地方，在襄河东岸搞超越攻击，把襄阳占了，拦住第 5 战区左翼部队的退路。
第 3 师团朝着第 5 战区左翼的正面展开攻击，将汤恩伯集团军牵制在枣阳和随县之间，接着从东西两边夹击，打算歼灭汤恩伯集团军。
可冈村宁次哪能想到，他觉得完美无缺的计划居然给泄露出去了。
至于到底是谁把这给泄露出去的，大家的说法都不一样。
据李宗仁讲，情报虽是夏文运给的，可这都跟日本“兰机关”的特务长和知鹰二有莫大关系。实际情况大概是，和知鹰二拿到情报后有意透露给夏文运，再由夏文运传给李宗仁。
至于和知鹰二为啥要这么干？不好说清楚。没准是这个强硬的“北进派”和知鹰二，盼着日军在中国关内战场失利，然后从中国关内战场撤兵，把心思放到苏联那边去了。
不过不管咋样，李宗仁在开战之前知晓了日军的部署状况以及作战的想法，这无疑给战胜日军增添了一份助力。
就为这，李宗仁当机立断调整安排，把襄花公路正面让出来，将部队撤到两边。等日军长时间作战累得不行的时候，再出兵截断襄花公路，接着让左翼集团向敌人发动攻击，争取把敌人全都消灭掉。
这场战斗的关键就在汤恩伯的第 31 集团军那儿。
李宗仁的打算呢，是让 31 集团军把桐柏山当作后方，在枣阳和随县之间尽量拖住敌人，等着各路大军都聚齐，随后把敌军给围歼了。
汤恩伯一听就急眼了，这不是让嫡系主力去消耗嘛！他强烈表示不满，然后甩袖子走了。
1939 年 5 月 1 日，日军的第 3 师团从应山出发，朝着随县发动攻击。
与此同时，日军的 13、16 师团派出了五千多人顺着襄河往北行进，装出要攻打襄阳和宜昌的样子。不过，早就收到李宗仁敌情通报的第 33 集团军总司令张荩忱心里清楚，日军打襄阳、宜昌是幌子，占枣阳才是目的。
要是日军把枣阳给占领了，那第 5 战区左右两边的联系就会被断开。这样一来，日军能用一部分兵力拦住襄河西岸第 5 战区右翼的兵力，不让他们过河去支援左翼，同时主力转头朝随县进攻，就能把中国部队的主力给消灭掉。
所以，张荩忱立马把 59 军和 77 军调到河的东岸，用尽各种办法牵制日军。
在襄河东岸，日军照样使起了诈术。
第 3 师团没有使足全力，他们担心在开战刚开始的时候就把主力全拿出来，会把第 5 战区的主力给“吓走”。
有几个点日军是非拿下不可的，一个是桂军第 84 军 173 师和 174 师防守的塔儿湾，再一个是嫡系 13 军 89 师和 110 师防守的高城镇。
塔儿湾跟高城镇都在桐柏山南边，桐柏山就在它们后面。当初李宗仁派了 4 个师的兵力去防守这两个地方，就是想把它们弄成进出桐柏山的基地。只要这两个地方守住，第 5 战区左翼的主力就能行动自由。
冈村宁次也明白这个情况，他分别派了两个联队的兵力，还加强了一部分炮兵，去攻打塔儿湾和高城镇，就是想截断第 5 战区左翼主力往桐柏山撤退的后路。
所以呢，在塔儿湾跟高城镇，两边打得那叫一个惨烈，阵地多次被夺走又夺回来。
战斗到关键时刻，汤恩伯撑不住了。为啥呢？因为 13 军的 89 师折损了 2000 多人。
晓得部队的损失数目后，汤恩伯特别生气，他撇开李宗仁和 13 军军长张轸，让 89 师师长张雪中马上撤离，还把张轸的军长一职给撤掉了。
李宗仁的计划是让 31 集团军在随县先给敌人造成相当大的消耗，然后再撤出阵地。这么做的好处是，等二线部队来了，日军就已经疲惫又缺弹少粮，方便二线部队消灭敌人。
汤恩伯不听话，擅自脱离战场，这下可好，左翼的战线一下子就有了漏洞。
更关键的是，日军第 3 师团投入到一线作战的部队数量不多，损失也挺小，这对接下来的反击很不利。
第 5 战区左翼全都败退之后，右翼承受的压力就更大了。在大洪山西南麓跟襄河之间，日军的 13、16 师团还有骑兵第 4 旅团全都冲上来了，使劲攻打第 33 集团军的防线。
打到 5 月 7 号的时候，枣阳被弄丢了。
到这时候，第 5 战区的左右两翼让日军给分割开了。
从表面瞅，日军占了枣阳后，兵分好几路，接连拿下新野、湖阳镇跟桐柏，第 5 战区好像败了。但实际不是这样。
在开战之前，冈村宁次的计划就被李宗仁拿到了，李宗仁怎么可能不拿它来用呢？
所以呢，别瞧日军气势汹汹，战场局势很危险，可跟日军激烈打仗的主要是右翼的部队，左翼的主力没啥损失。21 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早就带着部队到了唐河，脱离危险了。
至于 31 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这种事李宗仁根本不用操心。他除了留一小股部队在桐柏山跟日军应付一下，主力早就跑到外线的泌阳和舞阳去了。
可让李宗仁觉得可惜的是，因为汤恩伯太早撤退了，尽量把日军消耗掉的目的没达成。
瞧这架势，接下来肯定又是一场艰难又棘手的战斗！
中国部队迅速撤退，这出乎冈村宁次的意料。他对战场形势加以分析，之前的战斗虽说激烈，可并没实现歼灭第 5 战区的目标，第 5 战区的主力大概还躲在桐柏和枣阳之间那小块地方。
所以，冈村宁次让第 3、13、16 师团把包围圈缩小，在桐柏和枣阳之间来回搜寻，把第 5 战区的主力给找出来消灭掉。
可冈村宁次完全想错啦。要是他这时候能察觉出对自己不利的情况，赶紧撤兵，说不定就不会遭受大的打击。
但他太自负啦，他觉得，这回派出了三个主力师团和一个骑兵旅团，还配上了好多特种部队，中国部队咋可能逃出他设的包围圈呢？
当冈村宁次在桐柏和枣阳之间来回找寻第 5 战区主力之时，李宗仁正在盘算着怎么反击他。
这会儿，对于第 5 战区来说，有利的方面在于：
其一，孙仿鲁的第 2 集团军抵达了。
其二，日军因为太冒失前进，他们的后方都暴露在第 5 战区能攻击的范围里了。
第三点，一直在大洪山作战的刘和鼎第 39 军，始终把日军耍得团团转，搞得日军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其四、张荩忱的第 33 集团军之前打仗被打垮了，不过现在已经重新整顿好了，老是去攻击日军的后勤补给线路。
第五，汤恩伯的第 31 集团军已经准备好在正面进行反击了。
提起汤恩伯这人啊，真是让人又恼又怒。这人呐，把控战场的危机和战机的能力倒是挺强。碰上危机，他能啥都不顾地逃离战场，要是有机遇，他又能死命地猛冲猛打。
看到战场形势对中国这边有利，用不着李宗仁去找，他自己就会猛地冒出来。
可日军这时候所处的状况很糟糕。
出战两周啦，虽说已经冲进了第 5 战区的深处，可随之出现的问题是补给线变长了。
又因为第 5 战区的游击队跟民团老是袭扰，日军的补给差不多都断了，已经没什么劲儿了。
瞅着，这场仗没法再打啦。
5 月 13 号，日军开始往回走了。
想啥时候来就来，想啥时候走就走，这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第 5 战区的各个部队马上展开反击，一路猛追狠打。一直到 5 月 19 日，日军这才摆脱了中国部队的追击，慌张逃走。
5 月 22 号，第 5 战区的各个部队接连收复了失去的土地。
这场仗打完，冈村宁次就在琢磨，开战才 7 天，骑兵第 4 旅团向前推进了 300 公里，16 师团猛冲 270 公里，13 师团猛冲 200 公里，不管是进军的速度还是战术，那都称得上是大胆豪放，避开实处攻击薄弱之处，特别出彩。
为啥这过程堪称华丽，可结果却这么惨呢？他想不通。
既然没察觉自己有啥问题，那就是部下的错。冈村宁次马上写了报告，称第 3、13 师团的师团长在这次作战里指挥不行，要求撤掉换人。
在冈村宁次的想法里，要不是自己同样是个中将，没权力处置同级军衔的将领，他连这份报告都不用打。
就在冈村宁次自己埋怨自己，为了推掉战败的责任朝部下发火的时候，第 5 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却得到了包括蒋氏在内的中国将领们的一致夸赞：
李德邻的确不愧是老军人，打仗还是挺在行的。
抗战爆发后，各地老是传来战败的消息，唯独李宗仁，曾两次让蒋氏高兴，因为打了胜仗。
随枣会战获胜，意义特别重大，这不单单是赢了一场仗，而是凭借这次胜利，阻断了日军对平汉线的掌控，从战略上给占领武汉的日军构成了威胁。
要是能一直保持这种态势，日军就没法随便发动进攻，抗战战略相持的局面就能出现，中国部队也能有比较充足的时间来整训队伍、调整安排，以便随时展开反击。
随枣会战胜利的价值就体现在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