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和西晋王朝一样，东晋也是先天不足，在内被世族门阀垄断朝政，在外被藩镇屡屡冲击，而建康城之所以屡次被藩镇攻破，核心原因就是，朝廷没有直控的军队，就是后来倚为长城的北府军也是由流民组合的军队，流民帅才是北府军的直控人，当这部分军队也脱离朝廷的控制之后，建康城被藩镇占据、司马氏的皇权被颠覆几乎就是注定的事。
307年七月十一日，琅琊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的身份前往江东，然后在王导等北方世族的支持下建立了以建业城为中心的割据东南的地方政权。后来，为了避晋愍帝的讳，司马睿改建业名为建康。
对于建康的地理位置，诸葛亮曾经有言：“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王导也曾对建康的地理位置作出过评价：“经营四方，此为根本。盖舟车便利，则无艰阻之虞；田野沃饶，则有转输之籍。金陵在东南，言地利者自不能舍此而他及也。”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也对建康的地理位置表示肯定：“前据大江，南连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孙吴建都于此，西引荆楚之固，东集吴会之粟，以曹氏之强，而不能为兼并计。”
利用荆楚的地理优势进行防守，以吴会的经济优势持续输血，建康确实是割据江南的势力建都的最佳地方。
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荆楚能够为建康朝廷守住西大门，但也能利用顺流之势东下攻击朝廷。东晋建立之初，由于江州、湘州和荆州是王敦以武力打下来的，所以荆襄事实上就成为了强藩，在朝廷没有直辖兵力的情况下这种威胁只会更大，王敦两次叛乱就是证明。
从此，荆州势力武力冲击建康朝廷就成为了常态，荆扬之争始终是东晋王朝内战的主因。
后来，桓温也整合了荆州武力准备叫板建康朝廷，以实现其改朝换代的目的。但由于桓温在北伐中遭遇惨败，威望大减，再加上世族门阀的势力依旧强大，不允许桓氏一家独大，所以桓温就必须得和坐镇建康朝廷的谢氏、王氏博弈，最终，桓温虽然始终是朝廷的威胁，但至死也没能实现问鼎的野心。
桓温去世之后，桓氏虽然依旧盘踞上游，但由于缺乏强势人物，所以也就只能服从于朝廷，在淝水之战中更是与朝廷紧密配合，保住了东晋王朝。谢安更是通过操盘淝水之战积累了巨大的威望，使朝廷所在的扬州集团具备控驭江南的实力。
但在谢安、谢玄等精英去世之后，门阀势力后继无人，所以建康朝廷就出现了权力真空，这个时候，孝武帝司马曜就抓住机会迅速集权，以会计王司马道子来统领东晋的军政事务，将扬州世族边缘化。
只是，世族是皇权的威胁，宗室同样也是，司马道子就在执政的过程中大肆提拔亲信，有了架空皇权的势头，当时道子的势能是“势倾内外，远近奔凑”，成为垄断东晋朝廷的新势力。
为了制衡道子，孝武帝就将亲信安插到地方以为外援：太元十七年（392），以黄门郎殷仲堪为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镇江陵；以中书令王恭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青兖二州刺史，镇京口。
江陵和京口是东晋王朝最重要的两个战略重地，将这两个地方掌控在手里，荆州和扬州就能处于皇权的控制中。孝武帝凭借这一手漂亮的牌在制衡道子的同时已经基本完成了集权。
只要东晋朝廷能够始终维持这种局面，那么南朝的命运就会有另一种可能。
孝武帝曾短暂完成东晋的集权 图源/剧照
不过这种和某个个体深度绑定的政治模式却有极大的变数，一旦朝廷失去雄主，地方就又会成为割据势力，威胁皇权。
太元二十一年（396）九月，孝武帝沉溺于酒色，醉的时候多，醒的时间少，所以就容易说一些糊涂话，有一天，面对已经三十岁的张贵人，孝武帝就拿人家的年龄说事，表示要换人，结果呢，这个张贵人直接就指示宫女用被子闷死了孝武帝。
孝武帝死后，皇太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安帝。但安帝却根本不是一个正常人，史书记载：“帝幼而不惠，口不能言，寒暑饥饱，亦不能辨。饮食寝兴，皆非己出。”
还不如晋惠帝司马衷呢。要不是弟弟琅琊王司马德文照料，安帝的生活都是问题。
皇帝如此，皇权必然旁落。早先被孝武帝制衡的会稽王司马道子此时就放开手脚独揽朝政，以尚书仆射王国宝和建成将军王绪为爪牙控制了建康朝廷。
这个时候，朝廷与藩镇的关系就非常微妙了，因为，殷仲堪和王恭都是孝武帝的人，他们肯定不听道子指挥，而道子想要垄断朝政就必须对藩镇权力进行更新。
于是，藩镇叫板朝廷的一幕就再次上演，王恭自京口（今江苏镇江）举兵杀向建康。面对藩镇武力，道子只能将王国宝赐死，斩杀了王绪，向藩镇妥协。
对于京口的地理优势，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记载：“京口因山为垒，缘江为境；建业之有京口，犹洛阳之有孟津。自孙吴以来，东南有事，必以京口为襟要，京口之防或疏，建业之危立至。六朝时以京口为台城门户，锁匙不可不重也。”
作为建康城的门户，京口随时掌控着南朝的命运。这就是道子面对王恭起兵只能服软的核心原因。
面对藩镇的压力，道子就将宗室谯王司马尚之和司马休之引为心腹，密谋削藩，以王愉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军事。
当时的豫州刺史是庾楷，面对道子割其四郡的现实于是就联系京口的王恭，向其说明朝廷削藩的目的。作为藩镇，王恭肯定敏感，于是就又联系了荆州的殷仲堪和桓玄。
于是，地方藩镇就拧成了一股绳，共推王恭为盟主，准备再次对朝廷用兵。
隆安二年（398）七月，殷仲堪自江陵发兵，使南郡相杨佺期率舟师五千为前锋，桓玄次之，自己率领二万兵为后继，顺流而下，向朝廷发难。
九月，朝廷加道子黄钺，以其世子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遣卫将军王珣、右将军谢琰，将兵讨伐京口的王恭。
但朝廷哪是藩镇的对手，尤其是京口本来就是拱卫朝廷的武力，所以，王恭前锋刘牢之很顺利就包围了建康城。
但是呢，在建康城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又发生了变数，刘牢之在卢江太守高素的劝说下准备背叛王恭，其动力是朝廷许诺灭了王恭之后以他为京口主帅。
于是，刘牢之就派遣儿子刘敬宣和女婿东莞太守高雅之攻击王恭，斩杀之。朝廷呢，也只能将王恭的政治资源给了牢之，以牢之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晋陵诸军事，镇守京口。
不过，这也为刘牢之后来的反叛埋下了伏笔，因为，牢之敢背叛王恭，那么他同样也敢背叛朝廷。
荆州兵也在王恭事件的影响和朝廷的政治分化下还师。
雪上加霜的是，隆安三年（399），东晋又爆发了孙恩之乱，当时，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中书郎孔道等人都死于孙恩之乱。孙恩之乱给东晋朝廷造成了巨创。
孙恩的乱兵被北府军暂时击退之后，桓玄又凭借桓氏在荆州的积累火并了殷仲堪，占有了荆襄之地。
隆安四年（400）三月，朝廷在既成事实面前也只能以桓玄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随后又领了江州刺史。桓玄已经大致恢复了其父桓温当年的势力，逐渐有了代晋之心。
而现实又是，东晋朝廷此时不仅皇帝无能，也无谢安式的政才和谢玄式的武将，桓氏在世族中已经是一家独大，桓玄比其父桓温更具颠覆东晋的优势，根本不需要像桓温一样还要通过北伐来积累威望。
更重要的是，荆州还处于东晋抗击北方胡人的前沿阵地，武德充沛，就更容易颠覆下游的扬州朝廷。
当年四月，孙恩又来进扰晋廷，但却被北府军持续打击，次年（401）十一月，刘裕在海盐大破叛军，俘虏、斩杀万人以上。
刘裕当时是平定孙恩叛军的主力 图源/剧照
在这个过程中，桓玄就屡次上疏朝廷，想借着平乱的名义进逼京师。
但朝廷此时也在大治水军准备主动削藩，进攻荆州。
只是，在孙恩之乱的破坏下，东晋腹心三吴之地此时已经是一片凋敝，不仅漕运不继，桓玄还禁断了上游江路，导致建康朝廷都出现了物资供应危机，士兵们甚至都是以谷物的皮来熬粥勉强维持生活。
就这，桓玄在听到司马元显准备用兵荆州的消息时依然是大惊。可见，桓玄根本就不是王敦、桓温式的枭雄。
在其长史卞范之的劝说下，桓温才决定主动出击，留桓伟镇守江陵，自己率兵东下。
司马元显呢，更无能，皇帝已经给他践行了，他却在畏惧心的作用下放弃了主动出击的机会。
在东下的过程中，桓玄虽然也曾一度后悔，但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坚持用兵。元兴元年（402）二月二十八日，桓玄兵至姑孰。
姑孰对于建康朝廷有多重要，我们还是看《读史方舆纪要》里的记载。明清时代，姑孰均属于太平府，顾祖禹记载：“府控据江山，密迩畿邑。自上游来者，则梁山当其要害；自横江渡者，则采石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孰为必争之地。”
当年，不管是王敦还是桓温都是通过坐镇姑孰来控制建康朝廷的。
既然桓玄已经到了姑孰，那么建康城被攻破也就只是时间问题。接着，桓玄军又拿下了历阳，建康的大门已经为之洞开。
此时，京口的北府军就成为决定局势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前，刘牢之通过背叛王恭已经成为一方诸侯，如今桓玄起兵再次让他看到了进阶的机会，那就是，坐视建康城被桓玄攻破，然后自己再以扶立晋室的名义灭掉桓玄，一举拿到朝廷的执政权，指点江山。
只是，他走错了一步，他没有选择置身事外，而是在桓玄一番兔死狗烹道理的忽悠下投降了桓玄，即使刘裕、何无忌、刘敬宣这些人苦劝，牢之依然不听。三月一日，牢之派儿子敬宣请降于桓玄，桓玄以敬宣为咨议参军。
从这一刻起，刘牢之的命运就已经注定，因为，他主动放弃了政治分，他投降了桓玄就代表其已经是桓玄的人，如果再反对桓玄就将自己置于政治层面非常被动的位置，天下人也会认为其是吕布一样反复无常的小人，彻底无法在江湖上立足。
由于刘牢之的投降，所以桓玄很顺利就进入了建康城，拿到了总百揆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扬州牧领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黄钺的身份。
对于政敌，桓玄将司马道子放之于安城郡，斩杀司马元显和其子东海王司马彦璋，以及谯王司马尚之、庾楷、张法顺、毛泰等人。
完了就是以桓氏家族控制朝政：以从兄桓谦为尚书左仆射，加中军将军领选；桓修为右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桓石生为前将军江州刺史；卞范之为建武将军丹阳尹...
对于刘牢之，桓玄则是直接解除其兵权，以为会稽内史。
牢之呢，当然心有不甘，再说，反对桓玄摘取胜利果实本来就是他的既定计划，所以，此时他就又准备反桓玄。但是呢，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旧将却坚决反对：“将军以劲卒数万，望风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广陵岂可得至邪？裕当反初服，还京口耳。”
牢之不管是见识还是政治敏感度都不如刘裕。
另外，参军刘袭也说出了牢之此时的困局：“事之不可者，莫大于反...一人三反，何以自立？”
在没有跟随者的情况下，牢之最终落了一个自杀的下场。
刘牢之是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图源/剧照
随后，桓玄就展开了对北府旧将的清洗，吴兴太守高素、将军竺谦之、刘袭等人被杀，冀州刺史刘轨、司马休之、刘敬宣北投南燕，将军袁虔之、高长庆、刘寿投奔后秦。
荆州势力获得了绝对的胜利。
元兴二年（402）九月，朝廷册命桓玄为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楚王，加九锡，楚国置丞相以下官。
随后就是一拨各地不断发生祥瑞的事，为桓玄代晋进一步造势。
十一月，朝廷下诏楚王行天子礼乐，其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十八日，卞范之写好了禅位诏书，逼着皇帝进行抄写。
二十一日，安帝正式禅位于楚王桓玄。
十二月，桓玄在九井山以北筑坛，初三日即皇帝位，国号大楚，改元永始。追尊父亲桓温为宣武皇帝，庙号太祖。
桓温当年没有实现的帝王梦被其子桓玄实现了。
本质来说，这是在荆州武力碾压扬州集团、桓氏在世族中一家独大之后的必然结果。
不过，作为已经腐朽的贵族，桓玄是接不住这个结果的，历史还将进一步进行洗牌，最终由军人出身的刘裕改换了天地。
桓玄，注定只是南朝历史在发展过程中的短暂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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