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第是1924年就加入共产党的元老级人物，也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之一。他的资历深厚，名声早就在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带领的铁甲车队声名显赫，成为了革命的象征。周士第一生投身军旅，经历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国家的独立和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防空军司令员等职务，对推动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进程起到了关键作用。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他，称其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信念。
周士第，别名周力行、周平和周士悌，1900年9月生于广东省海南岛乐会县（现琼海县）的新昌村。1914年，他进入海南顶尖的琼崖中学就读。在校期间，他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立志为国家贡献力量。
1923年春天，周士第离开家乡，乘船前往广州，这座充满革命气息的城市。在广州，他遇到了来自海南的共产党人徐成章等人，并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1924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中共两广区委任命徐成章为特别校佐。在徐成章的鼓励下，周士第决定报考军校，经过严格的选拔，于同年5月成功被录取，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这一期共有500多名学员，分为6个学生队。周士第被分配到第二队，与许继慎、唐澍同队，同期学员还包括徐象谦（向前）、左权、卢德铭、陈赓、张际春、蔡申熙等人，这些人在日后都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将领。
1924年，周士第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期间拍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记录了他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的时光。
1924年11月，周士第在黄埔军校完成学业。正值陆海军大元帅府计划组建“陆海军铁甲车队”，负责此事的周恩来，时任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决定从黄埔军校抽调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廖乾五、曹汝谦五人参与组建。不久，一支160多人的铁甲车队在广州正式成立，由徐成章担任队长，廖乾五为党代表，周士第则担任见习教官。虽然这支队伍名义上隶属于大元帅府，但实际上是由共产党直接指挥的革命力量。铁甲车队的人员配置和调动均由中共两广区委决定，其工作和活动也直接向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军事部长周恩来汇报。
铁甲车队当时配备的武器相当先进，包括装甲列车和其他战车。这些装甲列车由火车头牵引，后面跟着四五节装甲车厢。车厢两侧设有高低不一的长条形射击口，士兵可以在车厢内站着或跪着射击。中间那节车厢顶部装有一个可旋转的炮塔，上面架着一挺机枪。这些装甲列车通常停放在广州大沙头火车站，随时准备出动，沿着广州到九龙、韶关的铁路执行任务。
铁甲车队一成立，就特别重视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训练。周士第在队里不仅负责教大家射击、投弹、刺刀战术、地形利用和夜战技巧，还给大家讲解国内外局势，深受队员们的尊敬。这段时间，他的思想觉悟也迅速提升。1924年12月，在徐成章和廖乾五的推荐下，周士第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秋天，广东广宁的农民运动遭到了地主势力的强力打压。到了12月初，中共两广区委决定派遣铁甲车队前往支援，以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徐成章和周士第率领部队抵达后，革命力量迅速增强，地主势力逐渐退缩，最终只能依靠坚固的炮楼进行最后的抵抗。面对强攻和地道战术的无效，周士第迅速调整策略，采用火攻，成功迫使地主投降。在围攻江家大炮楼的激烈战斗中，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包突然飞向周士第。他迅速反应，一脚将火药包踢向空中，虽然被爆炸的碎片击中，但他依然冷静指挥。这场战斗不仅提升了铁甲车队的声望，也展现了周士第的勇敢和军事才能，随后他被晋升为铁甲车队副队长。
1925年，当孙中山在北京病情危急时，军阀陈炯明抓住机会，对广州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根据中共两广区委的部署，铁甲车队的第三排被派往前线，作为东征的先头部队。与此同时，周士第和徐成章率领第一、第二排驻守广州，负责保护广东革命政府的安全。
1925年6月，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震惊一时的省港大罢工。在这一背景下，徐成章被任命为省港罢工委员会的主席，同时兼任纠察队的总教练。与此同时，周士第被提升为铁甲车队的指挥官，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事武装斗争的重要军事领导者。由于他的英勇表现，同志们给他起了个昵称——“铁甲骑士”。
在红军时期，周士第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他积极参与军事行动，为部队的建设和战斗力的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周士第在艰苦的环境中，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带领战士们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他的英勇事迹和无私奉献精神，深深感染了身边的战友，成为红军中的一面旗帜。周士第的杰出表现，不仅为红军的壮大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革命事业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省港大罢工声势浩大，历时长久，冲突异常激烈。周士第指挥的铁甲车队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成为民众的有力支持。在游行活动中，铁甲车队紧随群众队伍，既为示威者提供声援，又时刻警惕周边动向，防止敌对势力的破坏和袭击。随着罢工进一步发展，铁甲车队还承担了封锁香港的重要职责。
1925年10月30日，陈炯明残余部队突袭了驻扎在沙鱼涌的工人纠察队。接到紧急通知后，周士第率领40余名铁甲车队成员火速驰援。面对人数远超己方的敌军，他果断指挥铁甲车队与工人纠察队协同作战。双方展开激烈交锋，多次发生近身搏斗。最终，他们成功击退敌军进攻，牢牢守住了沙鱼涌这一重要据点。
沙鱼涌战役是铁甲车队与罢工工人纠察队在香港封锁行动中，与帝国主义势力展开的一场激烈交锋。这场战斗成功粉碎了英国试图破坏封锁的计划，为省港大罢工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通过武装对抗，我方再次展现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与实力，确保了罢工运动的持续推进。这场战斗不仅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也巩固了工人纠察队的斗争成果，成为封锁香港斗争中的重要转折点。
铁甲车队返回广州后，当地百姓自发举行了大规模的欢迎仪式，中共两广区委也对其给予了高度肯定。在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倡议下，广州的工人和农民纷纷响应，掀起了向"周士第领导的铁甲车队看齐"的运动，周士第及其队伍因此声名鹊起。
北伐军中的开路先锋
中共两广区委从国民革命的进程和铁甲车队的实战经验中，深刻意识到共产党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周恩来的组织下，1925年11月，以铁甲车队为骨干，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担任团长，周士第先任第一营营长，后升为团参谋长及代理团长。独立团内部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团部及各直属营也设立了党小组。
1926年5月，国民革命政府决定发起北伐行动。为了确保首战告捷以提振全军士气，经过与中共两广区委的讨论，决定派遣战斗力强劲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的先头部队前往湖南。周士第指挥的第一营冲锋在前，因此被誉为“北伐先锋中的先锋”。
北伐战役打响后，周士第率领第一营迅速行动，首先攻克平江，随后奇袭汀泗桥，成功占领咸宁城，进而直逼战略要地武汉，对敌军形成强大压力。吴佩孚，作为控制两湖地区的军阀，对武汉的安危极为担忧，因此亲自率领大批部队在武汉的关键门户贺胜桥设立了三道防线，防线纵深超过10里。他公开宣称，将在贺胜桥与北伐军决一死战，以此决定战争的最终胜负。
1926年7月9日，广州市民聚集在一起，热烈欢送国民革命军踏上北伐征程。
夺取贺胜桥并控制武汉，对北伐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8月29日，独立团接到进攻贺胜桥的命令后，立即向敌军纵深推进。然而，由于后续部队未能及时增援，独立团陷入三面受敌的险境。关键时刻，周士第奉命赶到前线指挥。他下令集中6挺重机枪，以密集火力猛攻敌军制高点印斗山，并迅速占领该地。周士第观察到部分敌军举着大旗向山下撤退，判断敌人准备逃跑，立即抓住战机下令全线冲锋。随着冲锋号响起，1000多名独立团战士手持刺刀冲入敌阵，喊杀声震动山谷。数万敌军无法抵挡，纷纷溃逃。吴佩孚的督战队在贺胜桥铁路桥上试图阻止溃退的士兵，挥舞大刀砍杀后退的官兵，但仍无法阻挡如潮水般的溃败。吴佩孚见大势已去，匆忙乘车逃往武汉。独立团趁敌军混乱之际，迅速猛攻，一举占领贺胜桥，为进军武汉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
北伐军在攻下贺胜桥后，迅速推进至武昌城外围。按照战略部署，独立团负责从通湘门到宾阳门一带的进攻任务。在战前动员会上，周士第率先表态，留下家书、随身物品和剩余钱财，表明自己誓死报国的决心。他的行动激励了全体战士，大家纷纷效仿，写下家书，部队士气高涨。10月10日，北伐军发起对武昌的第三次总攻。此时担任独立团代理团长的周士第，带领部队以殊死一搏的斗志，通过架设云梯的方式，成功从通湘门突破防线。独立团率先占领蛇山，迫使武昌守军放弃抵抗，3万敌军缴械投降。这一壮举迅速传遍武昌，人们赞叹道：“古有抬棺出征，今有留书攻城。”
在北伐战争中，独立团凭借其出色的战斗能力和严格的军纪，获得了广泛赞誉。这支部队隶属的第四军因此被称为"铁军"，名声迅速传遍各地。他们的表现不仅体现在战场上的勇猛，更反映在日常管理的规范性上，这些特质共同铸就了他们的威名。
1926年冬天，原独立团进行了整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下属的第七十三团，周士第被任命为该团团长。改编完成后，团级单位设立了党总支部，营级单位成立了党支部，连级单位则组建了党小组。这些组织结构的建立，确保了部队能够延续党的优良传统，并保持其坚韧的战斗风格。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首次独立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历史事件。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江西南昌发动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次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掌握革命武装力量，创建人民军队，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南昌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为后来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南昌起义日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随着革命浪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实施清党行动，导致国共两党合作关系彻底瓦解。面对这一危机，中共中央果断决策，决定通过南昌起义来扭转局势，并计划向南推进至广东，重新建立革命基地。根据这一战略安排，驻扎在江西马回岭的周士第指挥的第七十三团被选定为起义的关键力量之一。
在南昌起义即将开始时，周士第作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将领，隶属于张发奎领导的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和其他国民党高层对周士第这位年轻有为的将领非常器重，多次试图拉拢他。起义前夕，张发奎特意让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去劝说周士第，希望他不要加入共产党的行列。然而，周士第坚定地拒绝了，他明确指出：“第四军在北伐中取得的胜利，以及张发奎今天的地位，都离不开共产党的支持和党员们的英勇牺牲。现在你们跟随汪精卫反对共产党，这是自取灭亡。”李汉魂的劝说不仅没有成功，反而遭到了周士第的坚决反驳。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消息迅速传到了七十三团的营地。周士第随即与聂荣臻会面，后者是上级党组织派来领导二十五师起义的。两人迅速制定了行动计划。他们计划趁部队午休时行动，以打猎为借口将部队带出营地。七十五团的三个营先行出发，接着是七十四团的重机枪连，七十三团负责断后。所有部队需在下午6点前集结在德安车站附近，然后迅速向南昌进发。他们还决定，对任何阻挠起义的行为将严厉镇压，对任何追击或拦截的敌人将坚决消灭。
下午1点，起义部队按照预定路线向德安进发，七十三团负责殿后。当七十三团抵达德安车站北侧时，张发奎和李汉魂率领卫队营乘火车追至。张发奎手持手枪高喊：“我是总指挥张发奎，命令你们立即返回。”周士第下令部队向火车上方射击，张发奎和李汉魂等人惊慌失措跳车，火车上装备齐全的五六百名卫队营士兵全部被缴械。
次日，聂荣臻与周士第带领的起义军，人数超过3000，安全抵达南昌。周恩来对此表示非常满意，他说：“你们的行动超出预期，没想到能如此顺利地将第二十五师的主力带出来。”随后，党组织对这支起义部队进行了重新组织，继续作为第二十五师隶属于第十一军，周士第被任命为师长，李硕勋担任党代表，部队分为三个团。原有的七十三团保持不变，七十五团则由原来的三个营扩充而成。此外，起义后新加入的青年士兵与原七十四团的重机枪连合并，组建了新的七十四团。
南昌起义结束后，起义军按照既定方案离开南昌，向广东方向推进。在向南行进的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对他们进行了严密的围堵和追击。面对这种局面，起义军首先在会昌展开了一场战斗，随后转向瑞金，再经过河州和上杭，最终进入广东。周士第指挥的第二十五师在整个过程中负责断后任务，不仅要保护主力部队的安全，还要确保数百名伤员和大量武器装备的安全转移。
9月24日，起义军的主要力量抵达潮汕。周士第带领的第二十五师被划归第九军副军长朱德管理，他们留在大埔县的三河坝区域，负责拖住敌军，确保主力部队顺利推进。三河坝是梅江、汀江和韩江的交汇处。周士第对军事非常在行，他意识到这里的地形对第二十五师非常不利，一旦开战，部队将陷入背水一战的困境。因此，他命令部队从三河坝转移到对岸的东文部、笔枝尾山、龙虎坑和下村等地进行防御，师部设在东文部。周士第刚完成部署，敌军就带着大批兵力逼近了。
1937年，红二方面军的一群战士在陕西富平县的庄里镇拍了一张集体照。照片中，周士第站在后排左边第二个位置。
在朱德和周士第的领导下，第二十五师与敌军展开了长达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成功多次击退了敌人试图渡河的行动，并摧毁了大量敌船。当时，周士第等人并未得知潮汕地区起义军主力已败，坚信坚守三河坝对主力部队有利，因此不惜一切代价与数量远超己方的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由于敌军兵力强大，东文部和笔枝尾山最终被敌人占领，二十五师陷入了三面受敌的困境。面对这种局势，周士第意识到继续战斗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因此决定撤出战斗。这场战役不仅是起义军南下途中最惨烈的一次，也是周士第指挥的第二十五师经历的最为惨烈的一战。
周士第率领部队前往潮汕地区，意图与主力部队会合。途中，他们遇到了从潮汕撤退的起义军士兵，这才得知汕头和潮州已被敌军控制。为了迅速与党组织取得联系，部队抵达江西信奉县的天心村后，组织决定由朱德带领剩余部队继续行动，而周士第和李硕勋则分别前往香港和上海寻找党组织。因此，周士第离开了部队。与此同时，第二十五师的官兵在朱德和陈毅的领导下，经过多次艰苦的战斗，最终抵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指挥的秋收起义部队汇合，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组成部分之一。
被誉为军队中的“杰出参谋”
1927年11月，周士第经过多次辗转，终于抵达香港，与中共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李立三会面，向他详细汇报了起义部队的现状。在等待党组织进一步指示的过程中，周士第不幸患上了痢疾，被迫入院接受治疗。当时香港同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加上党的经费极为匮乏，1928年1月，周士第在一位同乡好友的建议下，决定前往马来西亚疗养，这一决定使他最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尽管身在海外，周士第始终心系革命事业。得知邓演达正在筹备反蒋的第三党后，他毫不犹豫地动身回国。1929年冬天，他在上海加入了“黄埔革命同学会”，直接对抗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1933年11月，蔡廷锴和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建发动抗日反蒋行动，周士第主动请缨，担任十九路军与红军之间的联络人。通过这一机会，他在漂泊六年后，重新回到了红军的行列。
周士第向周恩来提交了一份详细记录自己六年脱党经历的报告，周恩来随即递给他一封信。信中主要内容是希望周士第能劝说十九路军的蔡廷锴等人前往苏区，即使蔡廷锴等人不愿前往，也务必让周士第本人返回。这封信由贺龙和聂荣臻共同署名，周士第读完后深受触动，不禁落泪。
1937年10月，贺龙与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一同前往雁门关前线，实地勘察地形。他们通过现场考察，全面了解地形特征，为后续军事部署提供依据。这次行动不仅有助于制定有效的作战计划，也体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通过对地形的细致观察，他们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
1934年2月，周士第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在红军大学担任军事教官。随着长征的展开，他负责指挥由红军大学改编的干部团中的上级干部队，随后被提拔为队长。在艰难的环境中，周士第展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1935年10月，通过罗贵波的推荐，周士第再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满足了他回归党的心愿。此后，在直罗镇战役和红军东征等重大行动中，周士第均高效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全面抗战打响后，周士第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二○师参谋长，随后担任晋西北军区（后改称晋绥军区）参谋长和副司令员。他与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密切配合，在晋西北、冀中、晋绥等地区积极建立并巩固抗日根据地，为抗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军队里，周士第被大家称为“模范参谋长”，这个称号不仅仅是因为他担任这个职位的时间长，更重要的是他勇于战斗、足智多谋、成绩显著。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的这些特质表现得特别明显。
1937年9月，一二○师抵达晋西北后，迅速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成功控制了吕梁山北部区域，建立了晋西北抗日革命根据地。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战斗，该根据地逐渐巩固并扩展。1938年底，一二○师部分主力奉命向冀中地区进发。次年2月初，日军集结大量兵力对冀中发起第四次“围攻”。为了有效反击敌军，周士第向贺龙提出建议：大力扩充地方武装，动员民众参与战斗，积极开展游击战，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一策略对推动平原地区游击战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冀中的八个月里，周士第协助贺龙和关向应进行了100多次战斗，其中河间黑马张庄伏击战、齐会战斗和宋家庄战斗等成为经典战例。
1939年9月，一二○师从冀中转移到晋察冀地区。9月27日，日军派出1500多人进攻灵寿县陈庄，这里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一二○师与当地部队合作，采用诱敌战术，将日军围困在陈庄。经过六天六夜的激烈战斗，成功歼灭敌军1500多人，赢得了陈庄歼灭战的重大胜利。11月3日，周士第协助贺龙和聂荣臻在黄土岭与日军展开战斗，这场著名的黄土岭战役中，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被击毙，敌军损失900多人。此后，周士第带领部队继续追击、伏击和截击日伪军，并于12月3日收复阜平，最终取得了晋察冀冬季反“扫荡”的胜利。
1940年初，一二○师接到命令返回晋西北。在周士第的协助下，贺龙带领部队成功击退了日军在春夏冬三季发动的三次大规模“扫荡”。这场持续了130多天的战斗，经历了500多次交锋，抗击了超过5万敌军，消灭了近万名敌人，彻底清除了晋西北的敌伪势力，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到了1941年3月，面对日军在晋西北实施的“总力战”和“治安强化”策略，晋西北军区在周士第的策划下，组建了一支隐蔽的敌后武装队。这支队伍悄无声息地袭击敌人，逐一摧毁敌据点，令日军陷入恐慌。
1942年春天，由于工作调动，贺龙和关向应先后返回延安，晋西北军区的领导职责落在了周士第肩上，他同时担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委员。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企图将华北变成其侵略战争的补给基地，因此同年春季，日军和伪军联合出动超过一万人，采用“铁壁合围”“梳篦战术”等策略，对晋西北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根据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周士第采取灵活战术，指挥部队动员群众实施坚壁清野，频繁转移指挥中心，并派遣小分队不断骚扰敌人，使得敌人难以掌握其动向。在持续84天、超过200次的战斗中，共歼灭敌军3000多人，最终成功击退了日军的进攻，赢得了反“扫荡”的胜利。同年5月14日，日军川村大队及伪军1400多人入侵兴县，周士第迅速调动四个团的兵力将其包围，经过七天的激烈战斗，大部分敌军被歼灭，这一胜利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士气，成为晋西北军民抵抗日军侵蚀的关键转折点。
1948年，周士第和徐向前一同在华北军区第一兵团任职。
1942年10月起，中共晋绥分局根据中央“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精神，结合晋绥军区的实际情况，发动全区展开对敌斗争。周士第负责指挥主力部队、游击队，协同武工队、民兵和群众，采取伏击、破袭、地雷战和麻雀战等多种战术。武工队灵活机动，时而集中行动，时而分散作战，几乎在每个敌据点都有他们的身影，令敌人陷入恐慌，日夜不得安宁。在短短四个半月内，晋绥军民成功拔除140多个敌据点，摧毁800多个敌伪政权，争取了100多个伪村政权转变为两面政权，收复了3000多个村庄。这一系列行动不仅扩大了抗日根据地，还大幅压缩了敌占区，帮助根据地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由于周士第在这场斗争中的出色表现，1943年8月，他被提拔为晋绥军区副司令员，继续领导军民开展武装斗争。
1949年11月，贺龙、周士第（右二）和王维舟（右一）在解放大西南的征程中并肩前行。
周士第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深受同僚们的敬佩。每次大规模战役结束后，他都会撰写总结性的军事论文，这些文章往往是在空袭轰炸和地面枪战的战斗间隙中完成的。他的军旅生涯留下了数十万字的著作，其中保存完好的《论平原游击战争的几个问题》和《论陈庄战斗》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军事思想资源。对于他擅长的穿插战术，周士第将其命名为“尖刀直插战术”或“楔形攻击战术”，并解释道：“插入是指深入敌人纵深，打乱其部署，使其防御体系崩溃。切断则是将相互连接的敌人分割开来，或切成几块，使其陷入分散孤立的状态，便于我方歼灭。同时，可以切断敌人的退路，以达到全歼的效果。”
防空力量再次展现其强大实力
在解放战争初期，周士第担任晋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随后又成为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后更名为十八兵团）的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协助徐向前指挥了晋北、晋中和太原等重要战役。特别是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周士第展现了他卓越的战略才能，这一战役成为了他军事生涯中的亮点。
在太原战役即将打响之际，徐向前因病无法履职，作为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的周士第临危受命，全面接管了前线军事指挥工作。战前，周士第深知战术的重要性，他在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十个战术问题》的报告，并将其核心思想浓缩为八十字方针：“充分准备，精心策划。攻守兼备，灵活运用。民主决策，令行禁止。集中力量，突出重点。隐蔽行动，迅速机动。坚定果敢，勇猛作战。爆破配合，步炮协同。穿插分割，连续进攻。相互支援，统一行动。全歼敌军，立下战功。”这一方针简明扼要，迅速成为攻城部队的行动指南。1949年4月20日，经过周密部署，周士第指挥前线部队发起了总攻，太原防线迅速崩溃。22日，外围敌军被彻底清除。24日，太原城被攻克，仅用了四个半小时，便全歼守敌8.9万余人，并俘虏了敌首孙楚、王靖国等人。
1949年5月16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周士第为第十八兵团的司令员、政委以及党委书记。随后，他指挥第十八兵团和第七军，与刘邓大军协同作战，向西南地区挺进。同年12月，成都成功解放，周士第被任命为成都市首任市长。1950年1月起，他先后担任川西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以及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到了10月，他又被赋予一项关键使命——负责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空军。
1949年6月，太原成功解放后，四位重要人物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从左到右依次是陈漫远、徐向前、周士第和王新亭。这张照片记录了他们在历史性时刻的共同身影。
1950年10月19日，中央决定由周士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钟赤兵担任政委。在周士第的推动下，防空司令部于同年12月16日成立，整合了各大城市的防空部队，正式组建了陆军中的一个新兵种——防空军。
防空军成立后，首要任务便是投入抗美援朝战争。周士第亲自前往东北和朝鲜前线进行实地考察，并直接参与指挥防空作战。在他的有效指挥下，志愿军防空部队表现突出，共执行任务10038次，成功击落美军飞机413架，击伤1559架，为战场提供了有力保障。与此同时，周士第也高度重视国内防空体系的建设。他在东北、华北、华东等地区原有的防空机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和调整，新增了中南军区防空司令部、安东防空司令部、小丰满防空司令部等机构，并在西南、浙江、福建等地设立了防空处，同时在南京、武汉、天津等地建立了防空指挥所，逐步完善了全国范围的防空指挥体系。随着防空体系的不断完善，防空部队的规模也迅速扩大。到1953年7月，部队已拥有2个高射炮师、3个高射炮团、8个独立高射炮营、4个探照灯团、1个雷达团、8个雷达营和17个对空监视团。此外，还成立了5所专业学校，包括高级防空学校、高射炮学校、防空学校、雷达学校和技术学校，每年培养5600名初中级指挥干部和技术干部，部队总人数超过10万人。
1955年，周士第被任命为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随后兼任军外训练部部长。在此期间，他荣获上将军衔，并获得了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均为一级。1959年，由于健康原因，周士第不再承担实际职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士第同样遭受了冲击。面对种种压力，他始终坚守底线，以"多年未参与""记忆模糊"等理由婉拒配合。1969年9月，他被从北京调往广州。即便身处困境，这位被誉为"铁甲将军"的革命家依然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他时常诵读自己于1964年创作的《一个兵》来激励自己，诗中写道："征战四十载，冲锋无数次，敌人未除尽，意志更坚定。"这些诗句充分展现了他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1979年6月30日，周士第在北京因病去世。中央军委在悼词中对他进行了高度赞扬，称他在我军建立、抗击日本侵略者、击败蒋介石部队以及推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作出了杰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