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江青很意外地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20世纪25位最具权力的女性”之一，成为与撒切尔夫人、梅厄夫人、希拉里国务卿、默克尔总理等众多叱咤风云的政坛女强人齐名的明星人物。

美国人拉她上榜的理由是：

作为中国第一夫人，江青借助丈夫毛泽东的权威，在中国政坛呼风唤雨。她甚至不怯于夺取权力——在掌控文化部门期间，以“破四旧”之名，毁坏了数不清的文物古迹；她还大兴冤狱，涂炭生灵，仅1966~1969年三年间，就迫害死多达50万人……

美国人的想法很怪异，会选江青上《时代》周刊，我们中国人可能无法理解。说江青涂炭生灵倒也不假，但三年迫害死50万人一说，无据可查，但大概率是胡扯。

曾做过江青秘书的阎长贵说，江青确实有野心，整过不少人，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犯过很严重的错误。但要把文革中的坏事都算到她头上，说当时大规模迫害事件都是她干的，却也不成立。

阎长贵认为，江青虽然说话做事非常霸道，但她一没政权，二没军权，办任何一件事，都要通过行政部门；迫害每一个人，都必须动用公安力量。因为林彪不让江青插手军队，所以她几乎没有调动过军队干部或军队。

因此，不能把那么多迫害事件都堆到江青头上。举例来说，1966年“破四旧”，光北京就打死了1000多人，其他地区则难以统计。这些都是江青指挥的吗？肯定不可能，这里面群众自发的成分很大。

红卫兵运动起来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官媒党媒纷纷发文赞扬这种过激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运动能够起来，文章能够发表，是当时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和高层的意见，而不是江青一个人说了算的。

阎长贵说，评价江青，要历史地、分阶段地看。

30年代的江青，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延安时期，她都是革命的、爱国的，是追求上进的热血青年。

她1933年入党，在上海找党组织，并非为了出名；她在上海出演《娜拉》后走红，之后又演了不少左翼作品；抗战爆发后，上海许多文艺青年走上报国之路，有人去了重庆，有人去了延安，江青选择了延安。说明她当时是有革命理想的。美国作家里尔在《江青全传》里说，“30年代是江青的黄金时代。”

江青30年代的朋友、著名画家郁风说，江青确实想用功演好戏，我也认为她是个很有希望的好演员。但我敢说，她绝对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

郁风认为，蓝苹远远不是江青。从蓝苹到江青，从1939年成为毛夫人直至成为文革小组组长，有个复杂的渐变过程。

那么，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她的变化呢？

阎长贵认为，促成江青变化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她与毛主席的婚姻。

主席与江青结婚，当时有人反对，有人赞成，现在来看，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30年代的毛泽东是革命领袖，江青是进步青年，二人的结合并无大错。

40年代时，江青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是大家公认的贤惠、出色的家庭主妇，对主席的生活照顾也很好。1947年转战陕北时，江青是唯一个随中央走的领导夫人，说明她的表现得到了中央的认可。

尽管从1956年起，江青被总理提名为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成为副部级干部，但由于主席严格要求江青不准参政议政，所以那个时期的江青极少干预政治。

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主席与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等人在“大跃进”等问题上产生分歧，让主席在政治上开始转向信任江青，让江青发挥作用。主席始终认为，江青政治是很敏锐，对他会有帮助。

于是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江青统领了文化部，大搞京剧改革。才会有陈伯达的“文革是从京剧革命开始的”一说。这句话虽有吹捧成分，却也不无道理。

从那以后，江青从九级干部上升为重要的中央领导人。地位之高，莫说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要让他三分，就连周总理也对她礼敬有加。

但即便如此，一直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杨银禄说，文革期间，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有一份行政工作，唯独江青没有。可见主席对江青的限制依然在起作用。但江青进入政治局，并不是毛主席的本意。主席开始并不愿家人进中央委员会，更不用说政治局了。

“九大”期间，最初酝酿政治局委员名单时，主席把江青的名字给划掉了；有人把李讷加了进去，也被主席划掉。江青后来之所以能进政治局，康生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当最终名单确定有江青以后，康生第一个去给她祝贺。

当时一进客厅，康生就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大声对江青说：“行了！行了！”

江青出来和他握手，高兴地说：“谢谢康老，康老是我最好的老师。”感激之情不胜言表。

康生说：“江青同志是我最好的学生。”

当然，江青能进政治局，林彪同样表示支持。所以，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最初是合作的，只是后来双方为夺权产生分歧，才最终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