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刺鹅锥
从辽代陈国公主墓“刺鹅锥”说起
老赵闲聊契丹刺鹅锥上篇
作者 老赵
一、何为刺鹅锥辽代有四时捺钵之制，“捺钵”为契丹语，本义为行营、行宫、行帐，后引申为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也就是辽主行帐四时在不同地区迁移，既狩猎，也议政。成为风俗。《辽史·营卫志》记载春捺钵云：
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锤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于泺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
有鹅之处举旗，探旗驰报，远泊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鹘。救鹘人例赏银、绢。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
每年冰消雪融之时，就会有迁徙的天鹅在此地栖息。皇帝及随行王公贵族们都随身带几件东西，其中就有刺鹅锥一枚。海冬青大致为矛隼，体量虽小，但是飞行速度快，从高空高速下击，可以击伤天鹅，但是天鹅毕竟体量很大，被海冬青闪击之后坠地，很可能恢复体力而逃逸，所以，这个时候，站立成排的皇上随从，就要就近举刺鹅锥将天鹅刺死。而且将锥子取出天鹅脑喂海冬青。皇上得将第一个捕获的天鹅供奉祖庙。完成礼仪。《燕山杂录》记述现场情景说：“打鼓惊天鹅飞起，纵海东青擒之，得一头鹅，左右皆呼万岁。”
《契丹国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惊鹅飞起，乃纵海东青击之”，“国主皆配金玉锥，号杀鹅杀鸭锥。每初获，即拔毛插之”。
《辽史 •地理志》则云：“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鹘。”
辽帝对捕天鹅极为重视。据《辽史》载，辽道宗耶律洪基时期，负责饲养、训练“海东青”的鹰坊使耶律杨六，因捕鹅有功，被提拔为“工部尚书”；“加鹰坊使耶律掦六工部尚书“、“射鹿赤山，加围场使为静江军节度使”，《辽史·萧乐音奴传》载护卫太保耶律音奴因“监障海东青鹘，获白花者十三、赐榾柮犀并玉吐鹘，拜五藩部节度使”，一跃成为封疆大臣；宰相张仁杰，由于捕获到头鹅，被加升为“侍中”。辽穆宗耶律璟时期，因为侦查天鹅群不利，延误了捕鹅时机，侍从沙剌迭受到“炮烙”、“铁梳”酷刑。得鹅，则重赏，不惜以国家名器，失鹅，则重罚，不惜酷刑臭名，可见，捕鹅确乃大辽国之大事。因为要得鹅，所以所倚仗的海东青也就地位大大上升。
那么，头鹅宴的头鹅又是什么意思呢，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昔宝赤”条的解释是：“每岁以所养海青获头鹅者，赏黄金壹锭。头鹅，天鹅也，以首得之，又重过三十余斤，且以进御膳，故曰‘头’。”《山居新语》云：“每岁以初按海青，获头鹅者，即天鹅也，赏黄金一定。”《草木子》也称“能得头鹅者，元朝官里赏钞五十锭”。所以头鹅之俗，延至蒙元，但是刺鹅锥的风俗，到后代似乎没有那么浓烈了。
由此可见：
1、刺鹅锥的用途是有具体场景的，那就是放海冬青击天鹅。
2、佩带者身份尊贵。皇上也佩带。能随驾而在列，已经是凤毛麟角。
3、在随驾捕鹅的情景下，大臣与亲随，获得携锥机会，等于获得了官场鸿运中奖的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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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国公主驸马所佩是刺鹅锥吗？辽代刺鹅锥的实物最著名者，系大家所指称的辽代陈国公主墓所出土者。陈国公主在《辽史》中无载。据墓志，陈国公主死于开泰七年（1018年），时年18岁。据墓志，公主为辽景宗皇帝孙女，秦晋国王圣宗皇太弟（耶律隆庆）正妃萧氏之女。秦晋国王是是景宗皇帝的第二个儿子，圣宗的同母弟，死后追封皇太弟。公主也曾“自太平进封越国公主”，公主驸马萧绍矩《辽史》也无记载。据墓志，驸马都尉萧绍矩即皇后之兄，为泰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师。
乐艺会艺术图像资料
陈国公主墓所出驸马所佩玉柄银制刺鹅锥，通长17.8厘米，锥鞘长14.8厘米，链长23厘米，1986年在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辽代陈国公主及驸马合葬墓中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这件玉柄银锥是驸马萧绍矩随葬珍宝之一，出土时悬挂在驸马腰间。专家推定此物为刺鹅锥。孙机先生曾经写过刺鹅锥的专文。孙机先生断为刺鹅锥的理据是，由于驸马腰间同时佩着刀具与锥子，而他判断如此尺寸之刀子并非兵器，而是餐刀，所以，既然锥子与餐刀同列，该与饮食有关，所以推导为刺鹅锥。其实，就算这把就的确是刺鹅锥，他未必与饮食方面有关联路径。刺鹅锥与饮宴有关大致也就是头鹅宴。有关我们推测驸马腰间的锥子可能为刺鹅锥的理据则是：第一，驸马是显贵，出于身份，可能佩有与捺钵有关的刺鹅锥，也就是说，假设到了海东青捕鹅的具体场景中，作为皇后之兄、泰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师的萧绍矩，也理应随驾参与捕鹅刺鹅，也理应手持刺鹅锥，跃跃欲试。希望自己刺鹅成功，攫取荣华富贵。第二，墓葬所出的刺鹅锥，鞘外鎏金。似乎与《契丹国志》所记载的金玉锥的表述有涉。同时，孙机先生也提到，鞘上部系银链，可随身佩带，也可以符合游猎时刺杀猎物的要求。（陈国公主与驸马的多种刀锥用具多带系链）。驸马所配银锥为锻制。锥体尖锐，锥柄为青玉磨制，圆柱形，银锥末端圆形中空，锥体末端嵌入玉柄中。玉柄银锥配有鎏金银鞘。鞘用长条薄银片打制卷曲成筒形，合缝处焊接。鞘上部系银链，可随身佩带。银鞘外表通体鎏金。但是，大家要知道，刺鹅锥是有具体场景的，也就是只有在捺钵捕杀天鹅的时候才成立。所以，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1、刺鹅锥是否特制专属也就是说，是否存在一种辽代的在捺钵活动时，为了帮助海东青，专门用于刺天鹅脑子的锥子，并且，由于其形制特殊，功能特殊而专一，所以辽代的人们一看这种特制锥子，就能马上意识到此乃刺鹅锥而非其他锥。假设如此，则驸马腰间的玉柄银锥，虽然外鞘鎏金，但是与史料中所记载的金玉锥，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大致只能称为银玉锥。所以，假设，辽代的确存在特制的，大家都熟悉其定制的专属刺鹅锥，而这种刺鹅锥都是金玉锥的话，则驸马腰间的锥子就不是刺鹅锥，除非辽代的刺鹅锥也分等级，国君用金玉锥，驸马这样的只能用银玉锥。而这，也需要有待更多的资料证据支持。
青玉柄包鎏金饰刺鹅锥 观复博物馆藏品资料
2、刺鹅锥是否一物多名也就是说，同样是锥子，同样是这把锥子，只有在捺钵活动帮助海东青去刺天鹅脑子的时候，才叫刺鹅锥，而在平时，做其它用途的时候，他不叫刺鹅锥，就叫金玉锥或者其他称呼都行。假设如此，则所有的符合金玉锥、或符合可以刺鹅的不丢份的锥子都可能是刺鹅锥，也就是说，所有锥子只要能跟着主人随驾进入捺钵刺鹅场景的那一刻，它就是刺鹅锥。它也才是刺鹅锥。一锥因情景之别而多名，是完全可能的，就仿佛南宋初年逼仄的朝廷殿堂空间，举行何类活动，就变成新的对应的空间称呼一样。对于这种假设，《契丹国志》中说得分明：“国主皆配金玉锥，号杀鹅杀鸭锥“。也就是说，辽国人自己都没有把刺鹅的锥说成是专用的，就算在记载捺钵杀鹅这样隆重具体情景的时候，还顺带去说了杀鸭。可见，刺鹅锥大体上并非是特制专用之器，只要符合要求，他啥都可以刺。也可见，刺鹅锥并非严格的专称，而是一种不太严谨的俗称。也许就是因为捺钵活动中的海东青与天鹅都太重要，国君太重视，成为了国事，所以用来刺鹅的这种小锥子，也因此被带了节奏，蹭了热度，而以刺鹅锥之名，更为社会接受，而广为人知，从而遮盖了平时的其他的称名。当然，能进入捺钵活动随驾的人员也非等闲人，既然侍驾，又是国事，还有贵人之间的攀比，你腰间别着一把粗陋的木柄铁锥，就想去刺天鹅，博取高官显爵，也是不体面而或辱国体的，所以锥子本身也必然是有起跑线，有大家公认默认的某种名贵的材质、工艺门槛。3、刺鹅锥的指认场景
我们反复强调，刺鹅锥是有特定场景的，一年也用不上几回，比如，假设我们在手持海东青的人物的身上发现了实用状态的锥子，则非常可能是刺鹅锥，反之，假设我们在没有海东青、天鹅要素的人物图像中，发现了锥子，则不能一定推导出这就一定是刺鹅锥。除非我们有扎实的证据去证明辽代的这种锥子就只专指刺鹅锥，或者该锥的形制符合特定的刺鹅锥的特质，而与其它锥子迥然有别。
综上所述，陈国公主墓葬中驸马腰间的玉柄银锥，就目前的材料支持而言，可以去猜测推测可能为刺鹅锥，但是其实没有充分理据去证实它一定就是。就是因为缺乏场景。
一般辽墓固然被破坏得很厉害，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金松在2024年初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曾经说，截止目前全国范围内辽代墓葬的发掘已逾千座。在这些被发掘的辽墓中，墓主身份比萧驸马尊贵的人不一而足，但是目前就是极少发现其他墓葬出土刺鹅锥器具的情形。
可见，对于陈国公主驸马腰间的锥子而言，在捺钵的具体场景应用之外，用曾经可能随驾，曾经可能佩戴过刺鹅锥的荣光的理由，去推导解释墓葬主人佩戴刺鹅锥入殓习惯，也是不一定可靠的：
因为第一，假设驸马你生前曾用刺鹅锥成功杀鹅，所以佩戴入殓，则生前应该像张仁杰等人一样被封高爵，书入正史，大书特书，在墓志铭中也该去体现，在墓葬壁画、以及其他艺术图像中，也该多多呈现墓主人如何随驾护鹰，杀鹅建功的荣光。可是，没有。
第二，连诸如庆陵这样的契丹皇陵壁画中真正随驾的人物，艺术家都没有给他们腰间给顺手画上个刺鹅锥，况且壁画中的人物，还有契丹小字的题记，学者认为大致就是真实具体的辽国重臣亲随，比驸马位高权重的有的是，你驸马都没进得了辽史，都没进入决赛。假设刺鹅锥如此要紧，可以呈现尊贵，为何也未必去强调显示？
可见刺鹅锥，要么在无海东青场景中无法具备说服力，也就是说这种既可刺鹅，也可刺鸭的工具，单独挂在腰间，让旁人去意会这是刺鹅锥，缺乏路径。要么刺鹅锥再荣耀，也不过是一个一年才使用几次的工具，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伟岸要紧。
第三，之前我们已经阐述，既然刺鹅锥大致并非专用，则假设用以入殓而不作任何说明，则大概率地说明，这至少并非是专用的刺鹅锥。至少属于可刺鹅，可刺鸭，可刺其他禽类的一种常态化的贵族随身工具。
第四，陈国公主墓中驸马的锥子之所以有刺鹅锥的可能，也是因为存世不多，材质珍贵，具有特殊性，所以才有价值去推测比附为刺鹅锥。或者说，此锥可以在特定场合特定情景，去成为刺鹅之锥。
